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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真的走了:纪念梁志学先生

时间:2018-01-26 23:25:42 点击:

   核心提示:熟悉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主要从事德国哲学的翻译工作,他的翻译极其认真严谨,他的翻译成果非常显著。他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梁存秀(别名梁志学)先生,于2018年1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梁先生是德国古典哲学专家,主持翻译了《费希特文集》和《黑格尔全集》(后者尚未出齐)。这里发表清华大学王路教授的文章,聊表缅怀之意。——编者

梁志学先生走了,我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心里波动了一下,感觉自己似乎也老了。

我是1981年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很早就认识了梁存秀先生。我一直称梁先生的夫人沈真先生为“沈老师”,但是以前一直称他为“老梁”,至今我也想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的一些学生成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我随着他们也改口“梁先生”、“梁老师”,但是私下里我还是常常称呼他“老梁”。他一直说我是他的山西小老乡,总是念叨他们村离我的老家只有四里地。我可能有些没大没小,好像不这样称呼不足以显示我这个“小老乡”与他的亲近。

梁先生晚年搞《黑格尔全集》的翻译,这事和我还真有一些关系。在社科院通过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已离开社科院到了清华,但还是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所以参加了评审。当时哲学所报了两个重大选题,除了这个,还有多卷本《剑桥哲学史》的翻译。100万的项目经费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论证很郑重其事。我支持梁先生的选题,发表的意见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我说:以前只有四万元项目经费的时候,梁先生完成了5卷本《费希特文集》的翻译,还写了几本研究著作,我们应该相信他可以把这件事做好。评委们支持了我的意见(哲学所的评委还有副所长李德顺,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记不清了,绝大多数评委都是外所的),课题通过很顺利。后来我去他家,他常和我说他的项目。批件下来好像很晚,近几年他在家里多次拿出批件说事,一些事情让他高兴,一些事情令他烦恼,但是说完之后又总是咧开嘴笑起来。

熟悉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主要从事德国哲学的翻译工作,他的翻译极其认真严谨,他的翻译成果非常显著。他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记得他译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出版之后,他让我给他写一个书评。书评发表之后,他很高兴,打电话叫我去家里。沈老师夸我的书评写得好,他接过话题说,沈老师对我说,这个书评你的学生写不出来。我给他讲与书评相关的一些事,他多次打断我,结果沈老师“怒斥”他,你不要说,听王路说。看得出来,他们俩人都很高兴,甚至有些兴奋。我写过一些书评,每次都是有感而发,不费什么事。但是他的那个书评我确实下了一些功夫,写得也比较长。虽然《逻辑学》只是一本译著,但是我熟悉它的译者,知道许多与它相关的故事,也明白梁先生为什么要我写书评。所以,听到沈先生的赞美我很高兴,因为我没有辜负梁先生的希望。

按照我的理解,梁先生的翻译事业其实是有一个转折和变化的。早年他确实只是翻译和研究,但是晚年则不仅翻译,还想造就一支翻译队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继承他的老师贺麟先生的事业,培养接班人。这样的工作也许始于费希特选集的翻译,也许更早。早在翻译费希特之时,他就和我说过翻译的事情,评价过许多译者的水准,包括他的学生和我的同学。而在申请《黑格尔全集》翻译项目之前,他和我多次谈过他的想法,掰着手指头数谁可以参加,还有谁将来可以参加,谁可以培养成领军人物,谁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他明确地说,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通过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带起这支队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我国德国哲学翻译留下一些火种。所以我支持他做这件事,所以我只是说相信他可以做好。

最后几年,他多次和我谈起翻译队伍的事情,他为某个他看好的学生没有留在哲学所深感痛惜,他还为某个他看好的人不听他的意见感到失望,他也为自己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感到无奈,当然有时候他也会为他管理他的团队以及酬劳分配的方式而“沾沾自喜”。沈老师生病以后,这个话题谈得更多了。去年春节我去看他,他拿出一份东西让我看,那是他给社科院领导的一份报告,里面详细讲述了哲学所西哲室自贺先生以来的翻译工作,谈到几代人的划分,翻译队伍的形成,所取得的成绩和辉煌,目前的状况和问题,以及他自己的希望。报告是用方格纸手写的,字体工整俊秀,字里行间显示着一位老学者对我国德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事业的拳拳真诚和热情,也流露出他对这支队伍的凋零的无奈与焦虑。

我不是梁先生的入室学生,但是我一直将他看作自己的老师。我可以称他“老梁”,但是学生的心态和规矩始终未变。我不止一次对他的不止一个学生说,你们应该给梁先生做寿,开个学术研讨会,借机庆贺一下。我给我的导师周礼全先生做过一次80寿辰,编过一本文集。他很高兴,他儿子后来还专门打越洋电话来感谢我,说周先生将文集拿在手里把玩,不停地说,有意思,有意思,既可以叫《‘周礼’全集》,也可以叫《‘周礼全’集》。可见他有多高兴。可这两件事情,周先生起初也是执意不肯的。他们那一代人比较谦和,不喜欢自吹自擂。但是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还是很欣慰的。我希望给梁先生做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学术研讨会,将梁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思想宣传一下。梁先生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和尊崇。作为晚辈和学生,我们其实应该而且也有义务将他的学术理念和思想发扬光大:他的工作不是花拳绣腿,没有攀权附势,不求哗众取宠,而是实实在在的哲学探索,是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学者一辈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工作。

沈老师去世以后,梁先生自己不承认,其实他的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抽烟明显多了,屋子里都是烟味。由于住在清华,我去他家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我去,他就依旧和我滔滔不绝谈他的项目,计划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我总是劝他不要再做了,已经可以了,把现有的稿子整理出版就行了。他照样和我谈贺先生,谈金岳霖先生,谈我的老师周先生,还有哲学所其他一些老先生。这些话他谈过多少遍了,可是每一次他都兴致勃勃,就像是第一次谈起。我总是附和着,补充着,就像是第一次聆听一样。我希望他晚年幸福快乐,只要他高兴就行。

去年9月在庆祝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的会上,我很快就感觉梁先生出了问题:说话少了中气。我对他太了解了,立即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种状况已经有三四天了。我让他立即离会去医院,他竟坚持要开完会。我直接找了商务著作室的李霞主任,请她派车派人送梁先生去医院,后来听说他是肺癌晚期。他生病期间我和他通过几次电话,去家里看过他几次。我和他约定,每次看他或打电话,不许超过5分钟,不许他兴奋,不能影响他休息。在电话里,在他家里,我更多地是和他的女儿说话,说的当然是关于他的病情和生活状况。

最后一次看他,是去年底,大概是12月31日下午。一开始他竟然已经不认识我了。人有些脱形,躺在床上。后来他说,刚才没有反应过来,你是逻辑室的。我摸着他的手,手心有些潮,手背上有护工护理抹的油,心里一阵酸楚:这曾是一个多么精力旺盛,记忆强健,不服输的老人啊!那次离开前,我和他女儿交换过意见,建议她准备好衣物,我很清楚,他的日子不多了。

如今,他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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