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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富:希腊“求是”“求真”“求善”精神的实践者汪子嵩先生

时间:2018-01-26 23:30:41 点击:

   核心提示:“哲学就是对智慧的迷狂。”我体会, 它同源自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和缪司的神谕、秘仪和诗歌不同, 包含“求是”、“求真”、“求善”三要素。积几十年相识的体会, 我认定汪先生就是这种希腊精神的实践者, 一名无需“穿鞋戴帽”的素朴的践行者。...

历史就是这样乖戾却又公正:那些挖空心思自我粉饰, 妄称大师, 在公众场合频频亮相者恰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印象;反之, 在喧嚣闹市中找不到, 在“模范”、“英才”簿中也找不到的人, 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忘不掉。我这里记述的一位, 就是恰巧此时人们思念的大学老师, 毕生献身希腊学术的先辈汪子嵩。按20世纪50年代北大习惯, 称他汪先生。我们北大五五级师兄方昕、赵修义、雷永生发起, 趁毕业50周年会之际, 商讨编撰一部汪先生回忆录。由于我本人一直参加汪先生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工作, 因而师兄们自然想到我。恰巧, 我正在筹备《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发布会, 想赶在8月26日之前同时举行先生九十华诞庆典, 于是有4月拟定的“汪先生九十华诞庆典暨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发布会”的方案。由于汪先生一向低调做人, 不让我们搞个人庆典之事, 因而改为现在的方案。消息传出, 许多同行同事表示强烈愿望, 建议还是应该借此机会, 叙旧欢聚;更有后生晚辈纷纷表示机会难得, 赶在21—22日希腊哲学史研讨会前参加第四卷发布会。希腊哲学研讨会发起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为方便大家, 于20日下午派专车接送与会者赴昌平。同一时间, 北大五五级同学聚会, 回忆往事。如此美满紧凑的三个聚会更加触动我的心, 我感到此时此刻向世人倾吐我所感受的汪先生全在情理之中了。

炼狱

汪先生1921年8月26日出生于杭州近郊, 现江干区化仙桥。其父汪潮孙是汪家长子, 主持经营木行生意, 三房共扶祖业, 1930年才分家独立谋生。汪氏家族, 现分居杭州、宁波、北京。此次有幸获汪氏亲友多方帮助, 提供照片、撰稿回忆, 共同编纂回忆录。先生幼年聪慧, 1933年秋小学未毕业即考入杭州初级中学 (后办高中部, 改为杭州高级中学, 现杭一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往金华郊区就读。不久随亲属潜居上海, 其间阅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瞿秋白的《乱弹》。1938年杭高、嘉兴中学、湖州中学于丽水碧湖镇合办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汪子嵩随即从上海赶丽水读高中, 并认识班上中共党员涂容章等, 1939年4月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破坏统战、制造摩擦的斗争, 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浙江联高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来自原南开大学的冯文潜教授引领他爱上西方哲学史。1945年撰写关于柏拉图研究的毕业论文, 适逢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发表。汪先生从此师从陈康, 由冯文潜和汤用彤相继推荐, 当年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 成为陈康先生的研究生, 一面跟随陈康做学问, 一面参加地下党活动, 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作为哲学系的地下党员, 又是哲学系跟随陈康学习希腊哲学的研究生, 留校任职后必然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以有专业知识的科班出身的高材生的身份, 担任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和继任校长马寅初的秘书, 1952年院系调整后, 辞去秘书, 承担哲学系的党和行政工作 (校党委委员, 系总支书记, 系主任金岳霖秘书) ;同时按新的高校体制, 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开设马哲课程。当时的哲学系是很圣洁的, 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院系调整后只招一个班, 大多为调干生。从我们五五级开始, 改为五年制, 扩大为两个班, 以高中毕业生为主。我们五五级共五十多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北大哲学系的。那时候的哲学系是很神气的, 教授占全校1/3, 不下30名。五一、十一游行都是哲学系领头。1956年秋伏罗希洛夫来访, 派我们班去南苑机场迎接。开学不久消息传出, 我们的第一门课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一位全校最早提升的副教授、系党政领导亲自开设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第一眼认识了汪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满脸春风、和蔼可亲, 还写得一手好板书。讲课条理清晰, 再抽象的哲学范畴、原理经他一解释, 就觉得清楚明白, 剩下的疑问、难点就由指导课堂讨论的助教去解决了。很幸运, 接踵而来的马列原著《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哲学编、《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是汪先生亲授。1956年, 可说是知识分子最开心的一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毛泽东亲自发布“向地球开战”, 中华大地吹起“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于光远还亲自跑到北大来请北大周培源、黄昆等名教授为我们年级开设“自然科学史”。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布尔代数、哥德尔定理、集合论、数理逻辑陆续进入我们的课堂。那时我们这些刚跨入北大门的高中生, 见到穿着长布衫的“老先生” (这是当时我们对教授们的称呼, 其实他们不过45—50岁上下) 及党政办公室匆匆来去的“要员”, 心里都敬畏三分, 觉得教授们是很神秘的, 像汪先生这样的要员是很忙碌的。可是好景不长, “反右”开始了, 紧接着1958年初“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也降临了。那时的党员和领导, 保密观念强之又强。我们这些学生只是觉得系里的气氛紧张了, 人们的脸都拉长绷紧了。1958年8月26日至1959年5月29日, 北大哲学系全校下放大兴县黄村公社, 颇像当年解放军围城, 全系部署在鹅房—庐城—康庄—廊坊—西黄村一条线上。不久汪先生及我们五五级几位入党积极分子神秘地消失了, 后来获悉按“上面”安排赴河北、河南调查去了。到了1959年下学期, 从同班几位调查组成员阴沉的脸上知道, 他们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边挨批了。汪先生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寒冬腊夜, “已是悬崖百丈冰”, 大概是怕他受寒, 下放劳动之前又补上一顶“漏网右派”帽子, 还开除党籍, 以便他“轻装上阵”向地球开战。

我真正同汪先生“结缘”是读研究生期间。1962年上学期, 西哲史教研室让我们年级研究生参加王永江关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文章的讨论会, 我代表同班四位研究生发言, 正好坐在同汪先生一张办公室的斜对面一侧。这时我知道他被赶出马列教研室, 落户西哲史了。那时我还不知道, 原来他就是西方哲学科班出身的。后来碰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许多具体问题, 我的导师任华介绍我去找同住中关村的汪子嵩。这时我才知道汪先生本来就是研究希腊哲学的, 此时他正在翻译罗斯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两大册的注释题解与分析。这时我才体会到汪先生的大度、热情与卓识。他把译稿借我阅读, 还让我把罗斯原著带回去查阅 (那时, 我仅有从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买来的、罗斯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基本著作选编》) 。这种交流和来往有几次。1964年初获悉, 他离开了北大到人民日报社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人民大学参加调查组的负责人已经平反, 恢复了党籍, 然而北大校、系个别领导人还迟迟不予平反, 原系总支书记甚至还以“漏网右派”罪名, 竭力阻扰, 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 在形势所逼不得不平反昭雪之后, 他毅然请调, 离开北大是非之地。

为什么这么一个大好人, 落个如此境地呢?我认为不能用几个人的恶劣品性来解释。同一历史时期频频出现的历史现象, 不妨试用我们的老行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些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下列四个因素必然造成这个时期有一批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倒霉, 在学术领域, 必然有一批坚持学术领域实事求是的人蒙难。

1. 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 在高校和学术研究领域, 全国性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估计, 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占支配地位。所以, 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一概取消, 哲学系就留一个北大, 心理系附在北大哲学系, 作为一个次级专业。这个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主体, 教授和学生, 可说无一幸免, 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顶帽子外, 比理工科还多了一顶“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的帽子。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哲学系经历了“思想改造”, 批判《武训传》, 批判胡适和俞平伯, 批判胡风、肃反、反右、反白专修主义道路, 反右倾机会主义等全过程。谁“踩线”谁倒霉。作为党政领导人, 稍有不慎, 难免是“右倾”、“右派边缘”、“右派分子”。至于落到谁身上, 那就用得上辩证法的两句话了:“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 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

2. 按照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 以及1871年《法兰西内战》中重复的观点, 旧的国家机器天性 (by nature) 造就一批无道德可言、媚上欺下、暗箱操作、两面三刀的官员。按《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说法, 在过渡期国家职能尚存在的历史时期内, 新生政权难免存在这批官员和恶习。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同黄炎培的谈话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看, 毛泽东也是有所考虑的。像我们这些1955年进入大学的人, 经历了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岁月, 眼见耳闻, 不知有多少好人栽倒在这些官员手下!处在党政领导岗位, 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人, 只要你不愿同流合污, 那你就注定是个“逆淘汰”的对象, 或是调离, 或是“下岗”, 或是打下地狱。1949年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新兴政权也是在同身上毒瘤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的。为此付出代价是必然的, 究竟是谁就看历史的遭遇了。

3. 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到中国共产党, 按其创始人的说法都是在路线斗争中、在党内斗争中成长的。按毛泽东的说法, 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十次路线斗争, 还有党内反AB团、延安审干除奸反特, 直至五六十年代党内反修、反走资派的斗争。汪子嵩先生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还是高校党内一个干部, 他就无法逃脱党内斗争的命运。要么学坏, 斗争别人;要么求是、求真、律己, 被别人斗;要么难得湖涂, 明哲保身。大致分类, 无非就这三种。

4. 在法制不健全, 政治不透明, 民主自由有待实现, 党群之间、党政上下级之间等级分明, 严于保密的政治生活情况下, 广大群众无知情权、参与权。群众利益代言人被整, 而群众还受蒙蔽充当整自己利益代言人的工具,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即使像1958—1959年“人民公社”运动调查组, 有些群众知情, 但是风云突变, 群众要么陪绑, 要么沉默, 要么附和应付, 要么掉头跟上充当打手, 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历次政治运动中, 当自己的“顶头上司”挨整时, 群众百无聊赖, 正是这种政治生活大局面造成的。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分析老师的命运了。汪先生不像放弃学术走仕途之路的地下党员。我们从他保存完好的读书笔记, 从他对陈康先生学术见解的回忆和转述中可以看出, 即使在1945—1948年革命紧要关头, 他始终是认真读书的, 可以说学术是他的第一生命。他投身革命是因为他身处“人间地狱”, 为的是抗日救亡,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渴求解放、自由与民主, 特别是维系学术活动生命的学术研究的自由。这是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时同工农兵之大方向相同下的“差异”。然而这个对知识分子而言至关重要的“差异”, 行外人却不理解。凡在北大呆过的人, 多少都能感受到北大自“五四”以来的光荣传统。西南联大存在8年, 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精英, 北大的汤用彤、贺麟, 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 南开的冯文潜, 特别是德国回来后到西南联大的陈康等先辈的治学精神、严谨学风、学术自由的探讨精神, 深深铭刻在汪子嵩的心中。2002年清华大学哲学系做了一件大好事, 编纂发表了汪先生认可的论集, 包括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 书名《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一文《学术需要自由》中, 他深有感触地说, 西南联大虽只存在8年, 但是它在中国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 它留给后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学术需要自由”。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解放了”。工人解放了, 从此当家作主;农民解放了, 有了自己的土地;知识分子解放了, 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解放了, 意味着什么呢?很自然地就以为, 从此走上与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向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道路了。然而事与愿违, 迎来的首先是思想改造, 接着就是“刀枪入库”。自己安身立命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不得登上大学讲坛, 而且都合并为一个北大哲学系。不得进入北大哲学系者只好改行, 如严群先生, 1947年竺可桢校长聘为浙大哲学系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无事可做, 安排到医学院教拉丁语, 后到杭大中文系教逻辑, 最后在政治系静养, 迎候60年代的大洗礼。进入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无事可做。好容易盼来1956年的“双百方针”, 以为可以登堂开设选修课, 但是系主任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一文的批判, 又把老教授们打回去了。我们可以设想身为哲学系“党代表”的汪先生此时的心情。他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八年多孜孜以求的就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氛围下的学术研究。他解放前身为地下党统战委员的特殊任务, 就是借助于他同哲学系名师汤用彤、贺麟、郑昕相熟, 劝说他们留下, 并通过他们推动张奚若、钱端升、罗常培、曾昭伦、郑天挺等北大名师留在北京, 不去台湾。当时党的高层还表态, 要他们争取胡适, 解放后请胡适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贺麟于1978年10月芜湖全国外哲史会上说汪子嵩两次解救了他:第一次就是1948年劝他不去台湾, 第二次是“文革”中汪先生出面到社科院专案组作证贺麟的清白。如今解放了, 这么一大批人文社科教授留在北大却无所事事。无情草木, 泰然处之;心存学术有情之人, 只要他稍一动情, 一顶“右倾”、“包庇右派”的帽子是少不了的。1957年反右时, 由于江隆基“反右不力”, 划为右派的人数未达指标, 派来陆平“纠偏”, 正是在这形势下, 汪子嵩受到批判了。无论是汪家家训, 还是西南联大、北大的学术风气或是希腊哲学的“求是”、“求真”精神, 或是新学来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都告诫他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的“真象”。像这样的“书呆子”来领导1958年人民运动和大跃进的调查组, 注定他会如实反映问题。《问题汇编》这份材料起初深受北京市委某领导和北大某领导的赞扬。风向一变, 别人可以一夜间成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英雄, 他就只好挨斗了。我们用唯物史观来分析, 显然在历史的特殊阶段, 如此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学术自由, 坚持希腊“求真”、“求是”精神, 而又心存善心、同情老专家学者遭遇的人, 在前面提到的四个因素下是必然蒙冤的。同时历史也充满偶然性, 恰巧是汪先生物色、推荐的系总支书记, 正是前面提到的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另类”, 先是发力要给汪先生补上“漏网右派”后又以此为借口, 竭力阻扰为之平反。反之, 汪先生离开北大赴人民日报社后, 北大1965年发生的“国际饭店事件”又有人硬要汪先生“回校参加”, 此时《人民日报》领导坚决顶了回去, 使汪先生免遭又一次灾难, 可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厄运过后的好运。看来但丁的三部曲有道理:从地狱到天堂必经“炼狱”一个阶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50—60年代不知多少人都经过这三个阶段。

回家

说完“炼狱”, 似乎接着该是“天堂”篇了, 不过我想还是说“回家”贴切。

汪先生第一次是1962年被从马列室赶回家的, 自然味道不同。第二次是自己迫切想回到古希腊学术家园的。1978年7月他在朝阳区党校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上作大报告后, 就想“回家”了。我正是在那个会上, 死守住他必经的大门, 迎来1963年后15年的第一次会面。因此, 组建《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古希腊哲学卷时, 他自然就想到我。汪先生因故未参加同年10月芜湖召开的全国首届外哲史大会。这是一次外国哲学领域研究思想大解放的会议。正好我同范明生分在同一个大房间, 两人一拍即合。受这个会的鼓舞, 贺麟至友、原杭大严群教授答应翌年开设希腊语, 北大李真来杭同我一起学习一年。后来李真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换成姚介厚,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四人撰写班子。汪先生这时虽然还在《人民日报》理论部, 但是他的心早已回到了古希腊, 他连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发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论文, 很快又出版了专著《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接着他全力以赴, 抓《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的工作。当第一卷基本定型时, 他就考虑第二卷中三个难点 (智者的文献资料,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思想的分界, 柏拉图的idea、eidos问题) 。因而, 关于陈康讲稿、论著的收集和整理就提到日程上了。1986年秋武夷山会议讨论第二卷时, 我们都感到挖掘陈康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这些成果, 对我们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汉字为载体来研究柏拉图思想及其表述非常重要, 将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方面突破西方学者界线的一个重要举措。陈康所研究的问题如“分有”问题是柏拉图晚期思想问题, 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重要问题。西方学者列举的文献资料中, 唯有陈康在列;若中国学者不予重视, 甚至贬损, 则是愚蠢加无知。由于有一个人在一篇文章中就“陈康与弟子”说了些非学术性的话, 所以我顺便在此作些解释。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柏拉图对话, 《巴门尼德篇》似乎枯燥乏味, 《智者篇》略输文采。但是从哲学史角度研究, 陈康恰恰是把握了要核, 解开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斯彪西波 (Speusippus) ]过渡的绳结。柏拉图晚期思想是汪先生亲自执笔的, 因为他有深切的体会。关于亚里士多德, 陈康突出“是之为是”及《形而上学》第七、八、九这三卷, 以及第一哲学对象的两种说法, 这同二战后人们的研究是一致的。汪先生亲自撰写“《形而上学》研究”这一编, 并修改、补充亚里士多德自己关于政治学、伦理学诸论题的论证。在这段时间, 我们能感受到他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园”的喜悦, 似乎他又坐在陈康先生身边, 自由地、实在地探讨希腊哲学问题了。

就像一位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关注家境兴旺的长者, 汪先生一直很关心希腊哲学研究领域年轻人的成长。他多次参加北大、人大、浙大希腊哲学硕士生、博士生的答辩。他为年轻人的成长感到高兴, 同时也为一些学校希腊哲学研究后继无人感到担忧。杭州是汪先生的故乡, 好几次编写会议都是在杭州召开的。严群先生的首届, 也是唯一一届4名硕士生 (王晓朝、包利民、王来法、陈锐) 是在1983年12月20日答辩的, 汪先生和范明生、姚介厚就住在原杭大两间无暖气、无空调的冰冷的招待所里。三位评审人的认真、真挚给他们4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为看到原杭大有几位年轻人从海外攻博, 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从事希腊研究, 而且积累了一批材料, 学校领导又鼎力支持, 所以汪先生才委托我组织这几位年轻人撰写第四卷。如今尽管四校合并后遇一时的挫折, 但毕竟写完第四卷。第四卷的出版, 意味着全四卷《希腊哲学史》大功告成。正是在这种心境下, 我在第四卷“后记”中记述了汪先生在全四卷写作过程中的学术风范。如今书已出版, 这里就不赘述了。这里仅强调三点。

1. 第四卷是在汪先生的指导下, 在前三卷撰稿人范明生、姚介厚和哲编室老主任田士章的协助下完成的。

前期还有当时在浙大的王晓朝、王来法的参与。2007年结题后, 杨适、王晓朝、王来法、人民出版社田士章、陈亚明等多人参与修订工作。所以这是一项多人、多单位共同努力的成果。现在封面的署名仅署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 对其他人在后记中作了说明。汪先生一向低调做人, 他不同意现在封面这种署名, 坚持自己也同范、姚一样以顾问身份出现。但是我无法接受, 因为全四卷是一个整体, 是以汪先生为首出面申报的多卷本。第四卷的指导思想和编写体制也是沿继前三卷的, 况且第四卷如何写、写什么, 汪先生在1997年宁波会议上就提了几条框架式意见, 2003年第三卷出版后又专门来函, 谈他的想法。第四卷的序言和前三卷要义也是汪先生执笔、姚介厚帮忙校对的, 如果仅署陈、包、章三人, 我心里过不去, 也无法向同行友人交待, 向1996年共同签署委托书, 委托我负责具体事务的姚介厚、田士章交待。我在这里同时向我们浙大校领导, 向撰稿人包利民、章雪富致谢!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大度。他们都认为在学术面前, 首先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古今中外, 历史上许多名著都不是以评奖、排名来判断的。

2. 在四卷本刚起步时, 汪先生为多卷本确定了后来大家认可的编写组对内、对外关系的处理准则, 以及我们大家应当持守的学术规范。对内方面, 第一卷刚起步时, 他就提出:第一, 各人写的稿子互相传阅, 学术观点不同, 可以争论, 但定稿时前后一致;第二, 为保持著作的新颖, 各人承担的部分, 都不要以单篇文章或著作独立发表, 出版后, 当然各个人可以就前一卷发表独立的文章。在对外方面, 1988年第一卷发表时, 汪先生说:“我们还要写第二、三、四卷, 很需要听取读者的真实的意见, 所以我们谁都不要邀人写书评。”第二卷发表后因一篇文章涉及陈康和弟子, 他又提出:对学术性的批评, 即使言辞过激, 也要认真听取;对非学术性的非议、挑拨, 别人看得清楚, 我们不要卷进去。在学术风范方面, 汪先生提出:“因为多卷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提供国人难找到的外文资料, 所以, 一定从第一手资料出发, 尽量用原著, 注明出处, 核实准确, 转引者一定要注明”, “希腊哲学的特点是注重论证, 一定要将他们如何论证的, 按原意讲清楚, 切忌按我们的理解, 把现代人的论证加到古人身上。”“我们不搞借古讽今, 只要把希腊人求是、求真、注重科学、自由、民主的精神讲清楚, 有根有据, 读者自己会思考。”所有这些获得我们撰稿人的认同, 在全四卷中我们都是一致坚持的。特别是在学术规范方面, 由于近几年陆续发现一些不规范的、有违学术规范的事, 所以我们格外注意。

3. 这几年海内外学界特别关注中国学术界情况, 揭露大陆个别学者抄袭海外、或重复海外学者观点, 这的确需要引起重视。但是海外有的评论似乎认为中国充其量就是综合转述、介绍国外而已, 未免过分。我想有必要说几句, 写完希腊哲学史全过程, 在世界上我们是第二家。19世纪末蔡勒写完《希腊哲学发展史》三大卷八大册, 20世纪初陆续发表。剑桥格思里 (W.K.C.Guthrie) 写到亚里士多德为止, 1982年春逝世, 第五卷亚里士多德是他女儿整理出版的。阿姆斯特朗 (A.H.Armstrong) 原想续格思里 (见编者序言) , 但多位执笔人写法不一、自成系统, 最后以《剑桥晚期希腊和早期中世纪哲学史》名义出版。我们在撰稿中查阅了海外几种哲学史, 包括覆盖古今的多卷本哲学史。对照一下不难看出, 我们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我们的确吸收、援引了西方学者的许多创见, 我们对西方学者关于古籍的校勘、编译、评注和研究予以高度评价,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当我们以前三卷分别赠送海外同行友人时, 他们从我们所引书目就意识到我们看了不少书, 有的人对中国学者能写出这么三大卷感到惊异或赞赏。而且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创见。以第四卷为例, 关于晚期希腊哲学的地中海文化语境, 关于晚期希腊哲学的转向, 关于东方的希腊化与东方文化的反哺, 关于哲学的心灵治疗功能, 关于晚期三大学派之间及其同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 关于怀疑派与元哲学, 斯多亚的第一哲学, 关于两希文化的关系, 都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哲学就是对智慧的迷狂。”我体会, 它同源自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和缪司的神谕、秘仪和诗歌不同, 包含“求是”、“求真”、“求善”三要素。积几十年相识的体会, 我认定汪先生就是这种希腊精神的实践者, 一名无需“穿鞋戴帽”的素朴的践行者。




 来源:《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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