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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澜:天下为公: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

时间:2011-08-11 20:59:48 点击:

核心提示: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高举天下为公的大旗,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推翻了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逐步走上天下为公的复兴之路。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要的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完成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高举天下为公的大旗,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推翻了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逐步走上天下为公的复兴之路。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要的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完成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告别封建政治,历经艰难曲折,在天下为公的复兴之路上,究竟前行了多远,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和民族复兴前景如何?确实值得海内外华人反思深思。

   本文力求以天下为公为尺度,超越主义之争,重新审视华夏百年来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兼谈政治改革及双重国籍。愿独到之见,有益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一、破冰启航,中国逐步由封建政治向现代政治文明过渡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起,中华民族处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皇权至上,皇家占有天下,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皇家贵族的世袭独裁统治,顺者昌,逆者亡,似乎成为永恒不变的法理。残酷霸道,用暴力手段和愚昧的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文化枷锁来强制、束缚民众,没有民主公平可言的封建政治,如同压顶的千年冰川,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和停滞落后。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高举天下为公大旗,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家天下的封建统治。皇族、满清八旗及其余孽北洋军阀,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并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难理解,这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当时还无法预见,中华民族要融化封建政治的千年冰川,尚需至少百年努力。

   北伐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家王朝,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独裁专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皇帝的封建政治卷土重来。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用非人道手段进行血腥镇压,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结果导致两次国内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海峡两岸长期分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动和依靠工农大众,反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建立了新中国,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有了新的进步。但是,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政治思想的影响,仍然痴迷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不同政见异己分子和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虽然少杀尽量不杀,还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封资修”,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党内新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深恶痛绝。毛泽东曾试图按照巴黎公社人民民主普选、撤换公仆的原则,通过放手发动群众,继续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直接依靠亿万革命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破四旧(破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没有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也没有时间完成他的目标。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政治改革半截子工程,引发一系列内乱,“棍子” “帽子” 满天飞,最终演变成共和国的十年浩劫。

   饱尝文化大革命政治打击之苦的邓小平及其继任领导集体,对封建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理论有切肤之痛。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提倡解放思想,反对个人迷信,扩大党内和社会民主,平反冤假错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发挥人大、政协作用,反腐倡廉,构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另一方面,晚年邓小平实行老人政治,坚持一党执政,国为党有,限制舆论,推倒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党内不能民主选举,人民群众没有直接选举权,甚至动用军队装甲车驱散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集会,软禁辞职的党总书记等等。这些举措仍然带有明显的封建专制独裁色彩。

   纵观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政治文明破冰启航,曲折前进,逐步由封建政治向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文明过渡。百年间,中华民族为摆脱封建政治的影响,付出了沉重代价。蒋介石统治集团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后来,执政的共产党又轰轰烈烈镇反,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人及其政治根基。在血雨腥风的政治风暴和国内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人,多是忠于政治信仰的志士。封建政治影响所制造的历史悲剧,吞噬了中华民族无数为坚持政治信仰而奉献的生命。

   辛亥革命以来,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广场,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觉悟青年一再发出反对封建专制、振兴中华、惩治腐败的呐喊,表达中华民族强烈的文明诉求。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入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新时期。展望未来百年,必是中华民族跨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时代。作为衡量现代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政治文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天下为公,人民可以真正当家作主,享受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文明,中华民族不再为政治信仰而流血残杀,不再由于政见不同而遭受监禁迫害,不再无奈于执政集团世袭专制独裁而滋生的严重腐败,已是潮流所趋人心所向。

   二、天下为公,仍须进一步解放全民族的思想

   现代政治文明与封建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执政集团少数人世袭占有。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为什么中华民族还没有完全跨入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文明时代?为什么中国还有人把现代政治文明视为亡党亡国的洪水猛兽?为什么国家公民还不能投票直接选举、罢免各级政府政务官员?答案在于,除了政治成见和既得利益,还有两千多年封建政治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的束缚影响,不但束缚影响执政集团,也束缚影响平民大众。

   因此,中华民族要跨入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文明时代,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彻底摆脱政治成见、既得利益和几千年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束缚影响,看清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

   只需略加比较,人们不难分清,现代政治文明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几乎泾渭分明。孙中山先生用四个字,把建立现代国家的思想概括为“天下为公”,即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归人民所有,非一人一党私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多数人民,才能决定国家由哪个党派或集团来执政。时至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打下江山的皇家和满清八旗贵族世袭统治中华大地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国家属于某一政党或者利益集团,没有某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

   这种观点,与认同国家属于皇家和满清八旗贵族私有一样,是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封建独裁意识的翻版。天下为公不为党,任何现代政党,都没有对国家的所有权。换句话说,现代国家不属于任何政党私有。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便是开国执政党,也不是人民的上帝或世代相袭的恩主。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党派,离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都得不了天下,也坐不了天下。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加拿大的保守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都不是国家政府的所有者。没有任何现代国家,包括保留女皇、天皇的英国和日本,可以通过宪法规定,政府必须由某个政党领导,或必须坚持某一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更谈不上把批评执政党视为颠覆政府的犯罪行为。

   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简要来说,就是以天下为公为根本,以民主自由为核心,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由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不同于封建政治,现代政治文明把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放在人民手中,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和基本人权,由人民直接民主选举各级政府政务人员。在法律范围内,每个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最公平的政治规则,就是通过民主方式,相互尊重和对话,解决或兼容政治思想分歧,解决或兼容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分歧,通过直接民主选举,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依法和平地完成政权更替。只要当事人或政治群体不触犯国家法律,就不能用封建的暴力、血腥手段解决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矛盾,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迫害和血腥镇压,不能强制剥夺他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

   任何个人和政党都没有权力剥夺公民的参政选举权,更不能凌驾于选民之上,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在现代政治文明社会,公民、市民批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是非常正常的,投反对票把执政党赶下台、更换政府也是司空见惯的。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只能由执政党决定官员任免,全民直接投票选举会引发天下大乱的观点,不过是强词夺理,为执政集团维护既得独裁利益狡辩,不值一驳。那些听到民主选举就忐忑不安,甚至恐惧反感的官僚,多办是欺下瞒上以权谋私的腐败阶层既得利益者。在法律框架内,由人民直接选举、监督、决定党派胜负和政权更替,是消除和惩治政治腐败的最有效途径。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可以直接用选票说话。政党之间,公平的政治规则是相互监督、平等共存、民主竞争。谁有能耐,谁更代表公共利益,政策更公平、公正、公益,谁就去说服民众,赢得公民的信任和选票,成为代表社会多数的执政党,领导国家前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人民有更多的理由享有与现代国家同样、至少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应该体现在人民能够运用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直接选举、监督、罢免基层、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公共和国家事务管理,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其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糟粕也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精神锁链。封建时代帝王将相们以民为本的开明仁义,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国为民有天下为公的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封建贤君盛世的太平和谐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自由也不可同日而语。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官贵民贱、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观念,更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为封建帝王将相及卫道圣贤等歌功颂德树碑立像,不但是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活,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倒退,与现代政治文明南辕北辙。中华民族只有彻底摆脱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束缚影响,进一步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彻底抛弃对皇权和书本的迷信、对领袖和执政党的迷信,对主义和思想的迷信,才有可能唤起全民参与政治改革,投身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思想、主义,更没有永远正确的思想、主义。对任何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思想、主义的迷信,都是不同程度的精神愚昧。思想迷信,是万千悲哀之源。辛亥革命百年来,对皇权和书本的迷信,对领袖和执政党的迷信,对主义和思想的迷信,害苦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需要拿出与时俱进的勇气和政治智慧,破除对祖传沿袭政治思想的迷信,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审视政治改革的方向,判断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大是大非。对于那些敏感的、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政治定论,同样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包括反思国家的宪法,反思治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反思指导束缚人们思想的各种主义,反思那些所谓的反党集团、政治分裂和政治风波株连影响的历史悲剧。

   解放思想,不仅要抛弃政治思想文化迷信,还要摆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相容思维方式的束缚。平心而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不同的社会管理体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评价政治文明程度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政治文明并不存在所谓西化不西化的问题,也不存在所谓东风与西风谁压倒谁的问题。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晶,既不属于资本主义,也不属于社会主义,不能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和抵制。在国家统一和没有内外战争的和平时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要解决同样的基本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和睦团结,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幸福。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社会管理都是为国家和公众利益工作的,都需要改革进步。因而,在政治文明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以彼此分享借鉴,没有理由和必要互相排斥。

   一个人的文明程度,通常与他的出身、家庭、所受教育、社会地位、贫富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与他姓什名谁关系不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程度,也是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的总和,与称之为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关系不大。中华民族的现实政治文明程度,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或者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能否加速现代化,尽快达到国家民主自由,社会长治久安,民族和睦团结,民众富裕幸福的水平。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能仅仅从理论上评价哪种社会制度政治文明先进,只能以天下为公的实际政治文明程度来综合判断。

   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互相融合,已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加拿大则是既有美国资本主义,又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总之,要真正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实事求是,用天下为公,国家好,民族好,人民好,而不要用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来衡量判断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和大是大非。

   三、稳步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现代化任重道远

   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文明到底好不好?如果抛开政治成见、个人和政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及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民族兴衰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清楚的。但是,政治成见、既得利益和传统影响,历来都是文明进步的强大阻力。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推进政治文明现代化,无疑是一场伟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实行执政党党内民主,完善政府三级分权体制,健全民主选举法律和配套法规,实现市以下无党派参与的基层民主选举、省和国家人民代表的公民直接选举,仅仅这些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至少就需要若干年至几十年时间,才有可能成功。

   加快中国的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关键并不取决于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也不在于军队的国家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加快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首要的关键,在于真正实行执政党内的民主。一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海外民运人士认为,只有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中国才能步入现代政治文明。这些人士还认为,只有搞垮执政的共产党,才能实现民主政治。这种误断,缺乏两个基本常识。首先,这些人士不清楚,中国共产党不是世袭国家权力的满清八旗,而是与时俱进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治国安民的人才,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只有共产党内无私无畏的中坚力量,才有能力领导中国循序渐进推进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可以担当如此民族复兴大任。其次,这些人士不了解,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决定国家性质。执政党内的民主,才是政治文明的基础。一旦执政党内民主制度化,党内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的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党内可以公平竞争,迟早会形成相互制约的两大派系,例如美国民主党内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在一定条件下,党内派系也有可能顺其自然,形成新的两大互相监督竞争共存的政党。美国现代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历史上就是从早期政坛独大的民主共和党一党演化分离出来的。从现实可能性看,执政党内实行民主,无论是否导致互相监督、竞争共存的两派或两党出现,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希望所在。即便有一天某一党独大的执政党由于内部民主竞争一分为二,也不是什么亡党亡国的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者少见多怪。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研究,精心设计,精心实验,精心建设。探讨政治体制改革,过去,人们关注三权分立、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多党制、普选、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系统的三级分权体制改革。中央集权,剥夺地方自主管理权限,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从体制上来看,对地方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天下为公,不为中央所有,政府系统均实行三级分权,而不是一切由中央集权。联邦、省(州)、市县三级政府各自依法享有不同层次的管理权限和管理内容;三级政府相对独立,政务员(议员)和公务员分离,三级政府议员(政务员)均由不同范围选区的选民选举产生,对自己的党派和选民负责,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三级政府均有不同税收权,用各自税收负担各自的政府运作和管理,处理不同层次的事务。同中国目前政府系统上下一贯,中央有多少部,省市有多少局,区县有多少科相比,三级政府分权体制,不但各层次权限分明,管理自主,而且不再有上下管理权限交叉,机构重叠,人员臃肿,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值得很好的研究和借鉴。如果按照三级政府分权的方向,进行政府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将不再管理地方具体事务,而且只需要财政、人力资源、教育、国防、外交、医疗卫生、环境交通等主要部门。中央政府的大量日常事务,将下放给省市和地方,三分之二左右的部门将得到彻底精简。省、市以下政府机构在分权后,有些权力上交,有些权力下放,职能、人员也将大幅度精简,大大减少纳税人的负担。

   完备的法制是政治文明现代化的保障。宪法和地方法规由人民直接选举的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决定。议员或人民代表将成为有实职实权的政务员。所有政党和三级政府均要按法律规定运作。完备的选举罢免法,将限制政党的不公平竞争,禁止政党介入市以下的地方选举,保证国家公民对三级政府政务员的直接选举权。在法律约束下的新闻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也都应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和制约。

   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文明要素的成长,都离不开法制的进步。

   世界上无任何政党没有内部派系分歧。文明政党的统一和强大,不在于其政治打击束缚能力,而在于其纲领、政策、领导核心对党内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现代政治文明与封建政治的区别在于,处理党派内部分歧,不但要按照党章,而且要遵守法律,不能侵犯党员个人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例如,2002年,加拿大自由党原党魁克里靖与马田两大派系一度尖锐对立。最后,按照党的章程,通过党内民主选举,确定了新的党魁。克里靖与马田,没有任何一方,指责对方分裂党或者反党;也没有任何一方,将对方赶下台后,限制对方的言论行动自由。相比之下,且不论孰是孰非,动用军队或专政工具,把昨天还是同志的党内政治对手,今天就打成所谓反动路线、反革命政变、反党集团、分裂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将一个又一个党和国家元勋、政治失势的高级核心领导人长期监禁或软禁等方式,确实很封建很黑暗,落后于现代政治文明,必须依法杜绝。

   世界上无现代国家没有党派之争。现代文明政治与封建政治不同,党派之间争斗,任何党派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没有采用非法流氓手段的特权。对于不同政见、不同党派、不同诉求,采用恐怖、暗杀、造谣、诽谤、人身攻击和侮辱等卑劣手法,以及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公器私用等腐败行为,都不但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律制度所禁止,而且也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道德和公众所不能接受。不同于封建社会和战争时代,现代政治文明的法律,不允许任何政党或执政集团动用军队,来镇压政敌或不同政见,夺取或掌控国家政权。

   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文明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天下华人,与中国这片土地血脉相通,不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作为炎黄子孙,每个华人对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都应积极参与,责无旁贷。国家应当借鉴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保留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华人的中国国籍或者中国人身分,给予他们关心祖国、参与祖国各项建设,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的权利和便利。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印尼等几国排华,中国政府决定,从此不再承认数千万海外华人的中国国籍,放弃保护海外华人的责任。这一国策,虽一再声称是为海外华人好,但至今仍令世人匪夷所思,难得其解。试想,如果唐太宗实行同样的国策,去国外生活就不再是国人,唐三藏去西域取经17年,回来就只能望国门兴叹,华夏焉有千年佛教文明;如果满清实行同样的国策,海归孙中山等华侨不再有国人身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文明进步将会面目全非。辛亥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论断。不承认双重国籍,取消数千万侨居海外华人的中国国籍,无异于忘本弃“母”,不论对国家民族,还是对海外华人,都公理不容弊多利少。这一现代版的秦王《逐客令》,理应尽快废止,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凡曾持有中国护照移民海外的华人及其血缘子女,国家均应颁发证件,承认其中国公民或中国人身分,恢复其归国探亲、求学、工作、生活、置业、投资、定居、参政议政等自由,与国民享有同等待遇,不再按外国人对待管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海纳百川,求贤若渴,作为现代大国,中国有必要向世界展示,人民政府确有比封建王朝更大的胸怀和自信。

   中华民族渴求世界尊重学习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同时,也应尊重学习世界现代政治文明。港澳台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以及海外华人在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的生活经验,是中华民族步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宝贵资源,需要大力引进开发利用。

   8000多万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和港澳台华人,是中华民族直接接触和感受现代政治文明的特殊群体,也是学取现代政治文明真经的唐僧,应当成为全民族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骨干先锋。初到海外的华人,虽然没遇上九九八十一难,但往往开始都不太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成为游离于现代政治文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常有新华人社团,照葫芦画瓢,仿效国内党委运作,少数专权不服从多数,动不动就内讧,争名夺利,很让其他族裔瞧不起。经过长期民主社会政治文明的陶冶,海外华人普遍感受到,民主确实比专制好。政治上受到轻视的族群,通常有自身的落伍之处。要让其他族裔看得起华人,必须遵守民主政治规则,主动参政议政,溶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海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要自尊图强,更要见贤思齐,看清自己的不足,发奋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接轨,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辛亥革命百年来华夏政治文明的进步,展望未来,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仍然激励着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不能甘居人后。当今,政治文明进步,还主要限于现代国家内部;国际社会依然还要靠强权政治和国家实力乃至战争解决纷争,不能抱任何幻想。国力落后就要挨打。政治文明落后也会挨打。从南斯拉夫、阿富汗到伊拉克、利比亚,事实已经证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内关乎民族自强,外关乎国家存亡。因此,海内外、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应当团结努力,与时俱进,以加速中国的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携手制定超越主义纷争的《中国宪法》,实行不分地域的党派平等合作民主监督,国民党等台湾党派可以回大陆自由发展参选,共产党等大陆党派也可以到台湾自由发展参选,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文明进入天下为公的新时代。果能如此,政治文明进步必将为台海和平与祖国统一提供新的契机,提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有希望。




 来源: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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