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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时间:2011-07-14 12:57:39 点击:

核心提示: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揭开了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序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100多个差会纷至沓来。由于差会众多,各教派和传教士个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尽相同,既有积极支持革命者,也有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者。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多了一个基...

1904年,黄兴在长沙圣公会礼拜堂逃过一劫。图为礼拜堂今貌,亦称长沙三一堂。 斑马工作室供图

武昌日知会旧址。 资料图片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揭开了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序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100多个差会纷至沓来。由于差会众多,各教派和传教士个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尽相同,既有积极支持革命者,也有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者。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及其信徒的表现与上述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体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领袖怀有浓浓的基督情结。少年孙中山早在美国檀香山英国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留学时,就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依然如故,并于1884年(一说1883年)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受洗入教。少年孙中山对基督教兴趣之浓,有事实为证:据载,他在读《圣经》经文“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时,竟激动不已,拍案高呼:“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后来,孙中山在奔波于革命途中甚而认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剖析自己革命之思想渊源时,仍坚称:“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及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概不由此观感而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者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应牺牲小我,舍己救国,这是秉承基督“舍己救人”之理想的。

孙中山的宗教观对于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参加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初始的兴中会,还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入会或入党时,均以左手置于《圣经》上,举右手宣誓。尽管这与其中很多成员是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关系,但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基督教教义中的精华,并用其作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武器,当是事实。

其二,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基督徒倾力相助,及时救助落难的革命党人。1904年,华兴会组织的起义“夭折”后,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帮助黄兴脱险就是适例。黄兴原名黄轸,自日本留学回国后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1904年11月16日,黄轸等人准备趁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即万寿节)之日,在长沙、衡州、常德、武昌等地发起起义。不料,计划被湖南当局侦获,黄轸等人遂成为被通缉的对象。于是,黄先生写信给两湖书院同窗好友、同时也是自己皈信基督教的介绍人,即时任宁乡中学教员的曹亚伯。同年12月24日,正在写博物学讲义的曹亚伯接到黄轸派人送来的“有要事相商”的急信后,积极谋划,并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帮助下,营救黄轸等人。后在武昌圣公会牧师胡兰亭的帮助下,护送黄轸去了上海。之后,黄轸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的大义,改名黄兴。黄兴后来成为中国史册中一个光耀千秋的名字。

其三,在武昌起义筹备过程中,基督教会功不可没。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连续组织了6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但均告失败。起义领导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军队中去,依靠革命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这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这一任务的完成,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当时在武昌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04年5月,湖北武昌第一个以反清为宗旨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科学补习所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非抓武装不可,于是便把工作重心放在武昌新军的队伍建设上(1903年底,清政府采纳袁世凯“非练兵无以卫国”的建议,成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督练全国新式陆军,称为“新军”)。革命党人刘静庵利用担任鄂督黎元洪书记这一有利条件,将大批革命同志及骨干输入新军队伍。张难先、胡瑛等先后加入新军工程营,从而使“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为科学补习所之新货(学员)也”。同年7月,科学补习所与湖南黄兴的华兴会约定两省联合起义。后因湖南方面计划泄露而使起义流产,科学补习所受牵连,于9月28日被当局查封。科学补习所停止活动后,其成员刘静庵进入基督教武昌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日知会任司理。刘静庵向前来阅读书报的人宣传革命道理,很快打开了局面,原来星散的革命党人又聚拢起来。刘静庵征得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同意,借日知会谋革命以救国。新的革命组织用日知会名义吸收成员,扩大队伍。有史料记载,“日知会在当年革命团体中为实力最强大者”,“当代之精英,而集中于日知会,以从事革命大业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的正是新军队伍。其中,打响了历史性第一枪的工程八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就是日知会成员;起义爆发后脱颖而出、后成为起义军总指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则是日知会干事,以此足可窥见一斑。

总之,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会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革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中,基督徒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来源:中国民族报 纪余夫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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