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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蜀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之路的一点反思(草稿)———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时间:2011-09-05 09:52:14 点击:

核心提示:纵观从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年的历史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中,中国人几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中西的,古今的,几乎我们能够想到的,能够认识到的都尝试了。对此,我们几乎都处于一种历史和思想的双重绝望之中。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感到我们距离现代民主政治仍然还很遥远。这个状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因为也许...

辛亥革命后,迎接经由欧洲归国的孙中山(1911年12月下旬,由香港前往上海的船上)

前排左起:荷马·李、山田纯三郎、胡汉民、孙中山、(空过两人)廖仲恺

后排左起第6位:宫崎寅藏(滔天)

今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百年。各地都在纪念这次革命。但是,我们要在辛亥革命中记住什么,怀念什么呢?这还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主流意识认为,正是这次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从而使传统中国从政治上开始走向现代的路途之上了。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完全否定了这一传统认识。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帝制并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潇洒隐退”的。(马勇语)对此,马先生希望我们应该用一种生活的温情和历史的敬意去看待清廷这样一个王朝的隐退,看待中国帝制的消失。因为他认为辛亥革命中的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和方法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丰富的生存智慧。

马勇先生在他的新作《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中说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换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不能不说是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清廷、清政府、革命党、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将领,各方政治势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在这场大危急关头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谈判,各自让步,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退一步海阔天空。”(马勇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335页-336页)然而,如果帝制不是辛亥革命推翻的,那么,其革命性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到底要纪念它什么呢?

这里,我们注意到了马勇先生在文中提出了“武装暴动”这个词。也就是说,在马先生看来,如果所谓的辛亥革命不同其以后的他结果相联系,那么,它只能是一场武装暴动。这就意味着“辛亥”之所以能称为“革命”是后来被赋予的。对此,张鸣先生,袁伟时先生等人都持这一看法。(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袁伟时著:《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第7期 2011年)朱英先生敏锐的注意到了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他在2011年第六期的《读书》书上撰文,将其概况成为了“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发生的新改变。但是,这样的赋予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有其合法的依据,则是必须反思的。

其实,就是“辛亥革命”这一术语最早是指从1911年10月9日到1912年2月13日这一百零八天的过程。最早见于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廖少游)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他们两人是最早提出“辛亥革命”这个术语的。其时间大约是指“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这恰好是指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退位的这段历史时期。这就包括了清廷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革命派的作用。*

甚至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这一术语的使用也是很少的。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多用“武汉首义”等说法。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在这些论述中,“辛亥革命”开始向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靠拢和集中。其革命性开始凸现。

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从此以后“辛亥革命”便成为了人所共知对于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的纪念日。至此,一场武装暴动便被赋予了革命性,而革命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是具有合法的。这样,孙中山以及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重要性就被凸现出来了。他们成为了消灭帝制,使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民主唯一而绝对力量。而清廷以及立宪派等的作用则完全退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甚至成为了辛亥革命意义的对立物。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虚假的政治神话:中国社会的帝制是被革命推翻的!

这样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观念,其最大的危害就是使得“革命”这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成为了现代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基本思想和实际内容。而革命最终要实现的民主这一根本目的,则我们越来越远了。民主与革命便成为了现代中国政治上的最大悖论。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来反思我们到底真正应该记住辛亥革命的什么,真切的怀念辛亥革命的什么呢?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日俄战争。所有这些事件将中国推向了亡国亡种的历史绝境之中。在此背景下的戊戌变法则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政治上开始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民主的开端,从而在历史事实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重大社会历史性的转型期。因此,自戊戌变法以后,改造中国才能使得国家摆脱历史的困境,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就成为了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而首要的改变就是建立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建立就必须走民主政治之路。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是坚持这样的思路。

首先是清廷在1905年派出了五大臣出国访问,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参考或样本。他们回国后写出了《列国政要》*,对于西方政治制度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改革的关键就在于立宪。为此,他们做了大量艰苦卓越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反复向朝廷的核心人物陈述立宪的重要性,力劝清廷进行立宪改革。在他们的鼓动下,清廷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公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两年后,即到了1908年8月清廷又进一步明确宣布预备立宪的时间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了包含有23条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有十四条之多,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了皇帝的权力。如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等。大致形成了一个清廷所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的国家模式。其核心是君主立宪制的。

为了立宪准备充分,在1909年3月,清廷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并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同年10月,全国性的资政院在北京成立。而新成立的这些各级谘议局,鉴于当时中国的情况,纷纷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样,清政府又将预备立宪期从9年改为了5年,比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与此同时,按照君主立宪的模式,清廷于1911年5月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了一个内阁组成名单,形成了一个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

然而,清廷这样的立宪思路和措施,在革命派看来,完全是反动的。因为革命派从根本上就是要推翻清廷。他们认为清廷本身就是帝制的代表。而革命派将实现的民主共和,是让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形成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在革命派看来,只有这样的民主才能够真正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才能够真正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君主立宪的民主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把戏而已。为此,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发动的起义或暴动起码不下十次,其中多数的规模都要超过辛亥革命本身。然而,这些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都失败了。

因此,当武昌暴动一发生,革命派立马就将其同他们一贯的革命主张联系起来,并上升为他们行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作为清廷的对立面的他者,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后就成为了与清廷具有同样政治地位的一股政治势力。这样,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清廷、立宪派和革命派三股力量。他们之间的博弈直接将决定了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然而,在当时的清廷看来,就是武昌首义也不过是一个地方小暴动而已。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镇压。这并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们改革的步伐。因此,在武昌首义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1911年11月3日,清廷马上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具体提出了他们立宪的策略。然而,在同样的时间之内,革命的势头却很快传遍了中国南部各省。有17个省宣布自治或独立。于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策动下,十七省代表在1911年12月29日聚集南京,召开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大会。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中国形成了南北各治的政治局面。在北京仍然是清廷;而在南方却是中华民国。这样尖锐对峙局面,使得中国面临分崩离析危险局面。稍微不慎,中国就有可能爆发全国性战争,使得中国彻底的分裂。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个人的作用格外的重要。他利用中国智慧,在清廷、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穿梭斡旋,并做了大量艰苦卓越的工作。他既获得了清廷的赏识,也得到了革命派和立宪派两边的认可。他提请各方政治势力,要以中华民族的大义为重,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从而避免了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战争的危险,为和平的实现民主共和铺平了道路。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在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1912年2月12日,清廷连续发了三道诏书:《清帝逊位诏书》*、《公布优待条例诏》、《劝谕臣民诏》,正式宣布清帝退位。至此,在中国历史上显赫268年的大清王朝才被“推翻”。至此,在中国实行了千年的帝制才被彻底的终结!

与此同时,革命派也退了一步,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中提出的条件,同意让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政治势力,组建中华民国。于是,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辞职。革命派提出辞职的前提条件是,袁世凯必须遵守革命派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样,经过多方政治博弈后,中华民国终于在1912年4月1日正式成立,袁世凯当选为首届总统。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绝不能只是革命派的功率。还应用看到清廷、立宪派,甚至国外势力在其中所起过的重大作用。无怪梁启超先生说,谁也没有功劳,谁也有功劳。最后,他总结道:“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

其实,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两种思路:对于清廷,他们想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之路。因为这样既能够维持清廷的江山,又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就是清廷希望走日本之路的原因。而革命派却认为,应该模仿法国大革命,力图用铁血手段来推翻清廷这样的帝制,建立共和,实现民权,中国才能够真正走向复兴。

也就是说,清廷关心的在保证皇权的前提下来进行改革,因此,他们肯定会认可君主立宪制度,因此,立宪是他们格外关注的问题。为此,清廷用了十年时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而革命派首先是对帝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走到了绝境,完全是帝制所致的。共和与帝制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推翻帝制便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他们相信只有走共和之路,中国才能真正复兴。而共和之路的第一步就是用暴动或革命方式推翻中国的帝制。因此,他们非常注意对中国大众的革命性启蒙和教育;与此同时,立宪派,以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为依据,认为中国确实必须立宪,应该确立一部民主政治的宪法来规范中国社会的政治性质或格局,但是,他们又不同意革命派的革命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首先是中国同西方社会有着诸多不同。如果采用革命手段,很有可能引发全国暴动,这会加重和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因此,他们想从中国具体的国情中找到一条更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来。当然,这条道路,既不能是帝制的复辟,也不能是西方民主的翻版。

尽管有这些尖锐的分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廷,还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在中国要走民主政治之路,这一点上则一致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只有这条路才能够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然而,对于民主本身是什么,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等问题,则思考的不够不多。因为民主思想观念和民主制度从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即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还是不能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民主化了。那么,民主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这个课题仍然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反思的一个基本问题,

诚然,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10月10日所发表的讲演中,对于辛亥革命十年中国社会的进程,以实业、教育两方面立论进程做了非常乐观的总结,甚至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态,他也感到乐观。他是这样说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 因为他认为“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国民的自觉心被开启出来了。有了这样的自觉心,他认为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不能够实现民主政治。他的依据是:“ 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人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 而他所谓的自觉心就是指这样的心:“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对此,他举了三个国家的事例来说明。他认为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而中国人,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后,在他看来,已经具有了“整个的国民”心了。这里,梁启超强调了自觉的民族性在中国政治民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辛亥革命意义就在于开启了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前者使得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消灭,反而会更加坚强;后者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的特质,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社会。他打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在古代中国,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这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式民主”;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一直就有自由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中国人喜欢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倘若政府侵入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中国人就不能容忍了。因此,他认为,“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

然而,中国社会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并没有像梁启超先生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反倒是是异常艰辛而曲折。

就中华民国的政治结构上说,同多数民主国家一样,仍然采取的是民主代议制的。总统仍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设行政院(内阁)和立法院(国会)。从理论上说,这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政治结构在理论是上还是体现出了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治宪治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上,它们之间总是分离的。民国总统的权力仍然是高于行政院和立法院权力的。

更为严重的是,人民在政治上还是很难当家作主的。, 他们仍然还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国家或政府同人民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或对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仍然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自由是很难得到表达的。有时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还往往践踏了个人自由。因此,民主而不自由就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基本的概括。这同标准的民主政治理论是相悖的。那么,在西方国家中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为什么在中国实行就那样的艰辛而困难呢?这就是我们在反思辛亥革命时,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萧公权先生在为台湾学者张朋园的著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的序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中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做过这样的总结:“一个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无微不至,纵然使得人人丰衣足食,但因为它阻碍了个人自动自发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论者也将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S.Mill),毋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J.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 第2页)从萧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辛亥时期的立宪派们主张个人自由,而革命派则主张突出强调的是社会自由。这就提示我们注意到,在辛亥革命那段时期,国家与个人、自由与民主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主要是革命党执政,因此,社会或国家的民主则是中国社会强调的重点,而个人自由则非常薄弱。然而,如果社会民主不能够同个人自由相关,那么,它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吗?

这就是说,辛亥革命以后,如何实现民主及其自由则成为了中国现代政治中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如果不能真正实现真正民主,中国仍然不能够复兴,不能够走向繁荣之路。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探讨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就成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

中国现代政治民主从一开始就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因此,无论是民主思想还是其制度,中国社会都是被动接受的。而那样绝望的历史处境,就使得中国现代政治民主一开始就是关注民主制度建设。当时人们希望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中国可以复兴了。因此,立宪,民主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辛亥革命那个事情核心的工作。这一问题直接关系着两个问题,其一用何种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其二是建立君主立宪还是建立共和制的国家。对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当时的中国社会都进行了异常激烈的交锋。然而对于这样民主制度中的民主思想核心这样的问题,完全来不及思考。因此,当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以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社会,无论在哪个方面,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有到了这样的时刻,才有一些中国人开始思考民主思想的问题。因为从经验上,已经有人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实现是同民主思想紧密相连的。没有民主思想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个摆设而已。

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过程,制宪或立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权力制衡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集权或极权。涉及到的是国家或政府如何建构的问题。然而,要真正实现权力的制衡,则必须要在其中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真正敢于和能够制衡;共和则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共和的关键在于是人们在政治上的平等,是以公民身份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消除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所以,无论是立宪也好,还是共和也罢,其关键突出了人的问题。而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则是当时任何政治势力或派别考虑的很少的。因此,而当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中国也有了基本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文本。然而,中国社会的变化好像变化不大,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这时候,人们又开始了对于国民性的反思。

这就直接涉及到了公民或公民意识问题。因为即便是西方社会,如果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的洗礼而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建立了公民意识,那么,西方的民主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对此,当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些认识或看法。他们基本认识是中国现代社会没有经过思想的“启蒙”,因此,多数中国人在思想上仍然是“愚昧”的。而“愚昧”思想是很难同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例如,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奏”是这类观点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没有经历过“启蒙”,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旧民,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里很难有形成普遍的民主意识。因此,多数的中国人就不会自觉地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去;同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的中国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直接提出建立公民意识,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关键所在。例如,新左派的典型代表李慎之等人,他们甚至提出应该在全国建立所谓的“公民小学”,以便普及公民意识。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了。例如,梁启超的新民论,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等等,胡适等人提倡的“自由主义”思想,甚至孙中山和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都是可以视为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他们在认识和方法上有些区别而已。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中,按照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态度,被人们分成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即国学或国粹;激进主义则强调用西方思想来启蒙,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这一目的。然而,事实是,一方面,激进派所提倡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遭遇了强大的抵抗。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之国。确实有着它自己强调的文化传统思想。而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相冲突的;另一方面,保守派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只有在立足于本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够真实实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又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时才提出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现实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现代化了。那么,这样的传统文化又怎么能够担当中华民族复兴的的大任,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呢?

纵观从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年的历史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中,中国人几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中西的,古今的,几乎我们能够想到的,能够认识到的都尝试了。对此,我们几乎都处于一种历史和思想的双重绝望之中。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感到我们距离现代民主政治仍然还很遥远。这个状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因为也许正是绝望才能够有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希望!

我们知道,现代民主政治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走到了亡国亡种的境地中时的被迫选择。这就如同一个人在黑暗中丢了一把钥匙,他就只能在有光亮的地方去寻找,而不管这个光亮能不能照亮他丢的钥匙。而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恰好是那片光亮。所以,在辛亥革命那段时间,无论是清廷、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直认为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一剂良药。对此是很少有人怀疑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成为了全国上下的共识。为此,中华民族也进行了人类历史中罕见的艰苦不懈的努力。而对于这一努力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适应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中华民族?现代民主是不是唯一的救亡之路,还能不能开辟另外的途径等等,几乎是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因此,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任何人都不能对它怀疑。它从根本上严重制约着中国人对此相关问题的思考。

然而,从哲学批判立场上看,也许这样强大的意识形态,恰好是我们实现现代性最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吗,起码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吗?

这个提问具有指引性。它指引着我们这样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超越民主思想而去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对于民主政治采取“悬置”的方式。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反民主。因为正是民主政治给西方现代国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适应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就一定适应中国社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经验性判断。而所有经验性的判断都没有必然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从非民主的立场出发,再来思考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许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全新的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西方启蒙运动以后才形成的。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又成为了一股潮流。一些当代西方思想家人,启蒙并没用给西方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反倒是使人性陷入了危机之中。* 其中民主政治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实,从古至今,西方始终有人对于民主政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始终存在着对此的尖锐批判。在古代有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等人;在近代有霍布斯和卢梭等人;在现代有尼采等人;在当代有阿伦特等人。他们共同的理由是,所谓的民主最多是多数人的统治,在民主制中只能体现众意,很难真正实现公意。因此,在他们看来,民主是导向暴政的手段,甚至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根源。

同时,从事实上说,最近西方社会普遍爆发了金融、债务等危机,这些危机,从根本上说都是制度危机所致。它们都是同民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当今世界的所谓亚非之秋革命,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在民主政治合法性掩盖下的疯狂扩张和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单边主义的盛行。就世界意义而言,人类社会难道只有一条道路,而别无选择吗?因此,如果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打量民主政治,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念起码是可疑的。如果我们将时间放长一点来思考民主政治,我们就很难坚定的相信民主政治就是好东西。因为中国人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做过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是,民主政治仍然离我们还那么遥远。真的是中国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民主政治的基因吗,抑或是民主政治起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并不是好东西?然而,如果消除了民主政治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现代社会构建的方向又在何处?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现代社会能够超越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而为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开辟出另外一条非民主的崭新之路来,那么,这应该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真正的贡献了。

2011年9月2日于成都

*  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日本人胜利而结束。这对当时朝廷震动很大。当时清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一个区区小国,竟然能够打败大国俄国。原因就在于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因此,他们不停的上书清廷,力主“立宪”。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清廷接受了“立宪”的口号,预备立宪。并于同年,清廷正式派遣五大臣出洋,即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御史李盛铎五大臣,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分赴东西洋17国考察政治。回国后,考察大臣们排除守旧大臣们的反对,毅然奏请立宪,坚持不懈地要求制定宪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同时,他们提出三项措施:一,宣示立宪宗旨;二,公布地方自治的制度;三,制定给人民以集会、言论、出版的章程。“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 自此,君主立宪的思想开始被清廷接受。经过反复而细致的工作,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终于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 在预备立宪这道谕旨中,其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就是清末“新政”的内容。清政府要求天下“臣民”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

* 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因此,这一内阁被后人称为“皇族内阁”。

* 在武昌首义中,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 《清帝逊位诏书》正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文中黑体字,在于强调,系作者所加。)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强调了参议院的作用,意在限制临时总统的权利。因此按照其规定,临时总统的所有任命,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

* 以上引文均引自梁启超1921年10月10日所做的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讲。

*  胡塞尔等人都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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