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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阳子:辛亥革命百年反思——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

时间:2011-09-16 10:52:10 点击:

核心提示: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

   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如今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事实更是证明:实现宪政的目标,辛亥革命没有做到,苏维埃社会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没有做到。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有了追求宪政的梦想。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一部民主性的宪法,但它的发布毕竟启开了中国的立宪道路,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腥风血雨,至今历时100多个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而最早鼓吹君主立宪思想的当首推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沙培德认为:梁启超是个立宪主义者,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宪政和法治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渐进变革的共同立场。

然而,在100多年前,当甘地在南非搞非暴力抗议活动,日本明维新初获成功时,孙中山等却在南洋创办激进刊物,孕育暴力革命,直至后来发动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权立国”,至今仍有时代意义,但其最大的偏执是以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手段,来解决“谁拥有权力”的问题,这便导致了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民权立国”,成了空中楼阁。

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党人,虽也接受了西方正面积极的思想,倡导中国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但被称之谓“民主之父”的孙中山先生,却困守于“非黑即白”的“对抗哲学”,迷恋暴力夺权,把革命的出发点立于“谁拥有权力”。因此革命党人甚至不能容忍被称为社会改良的“康梁变法”。最早把“自由思想”引进中国的严复都认为,“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而孙中山却以其激进性革命意识认为,他们“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尤甚。”梁启超曾在日本托徐佛向革命党人传递和解之意:“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而孙中山却以为“革命与保守,理不兼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洧,东西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由于孙中山这一党同伐异的思想,竟导致在海外捣毁对方集会和暗杀对方成员的悲剧。之后,从帮会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指导以来,开始“以党义建国”,实质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这便导致了辛亥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忽视多元包容的政治生态与分权制衡的宪政规则的建设,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始终没有到位。

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曾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再“还政于民”。然而,事实上“以党治国”建立起的民国政治生态,已经很难再“还政于民”,落实“三民主义”了。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革命”与动荡魔圈中。辛亥革命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始终让争斗压倒宪政,让威权压倒自由。

在近现代中国,宪政发展史上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价值趋势:一是戊戌变法所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虚化满清皇权前提下对政府进行宪政改良;二是辛亥暴力革命推行民主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取消帝制,建立共和,通过军政、训政,来实现宪政;三是用共产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专政主义。第一种主张由于不愿意改变封建帝制,最终导致王朝覆灭。第二种主张由于暴力革命必然与暴力镇压相伴,很难形成多元包容的政治生态与分权制衡的宪政规则,以及国家客观上处于长期战乱,共产党进行暴力夺权,而无法实现。事实上,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和“训政”,一党专制,压制民主,宪政反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击国民党的有力武器。最终,中国竟在暴力斗争的强弱对比中选择了第三种主张——用共产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专政宪法主义。这就是中共声称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武装取得政权后,早期虽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但很快被“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从此“宪政”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消失。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语,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使用的都是“人民民主专政”,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的核心概念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什么是“专政”?对此,列宁给出了标准答案:“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转型时期,要求与抵制宪政价值观的两种思潮产生了冲突。然而,中共当权者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围绕稳固一党专政既得利益的轴心展开改革,因此每当改革发展到涉及政治体制的深水区,改革就陷入僵局,面对来自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了的宪政转轨的政治要求,执政党的政治领袖们始终采取回避态度,即借“稳定压倒一切”托词和“不折腾”的战略,规避宪政改革呼声。中共当今的“改革”依然有不可动摇的两条: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能变;二是一党独尊,享有绝对领导权的地位不能变。显然,当今中国的所有“红色记忆”,都是辛亥革命百年来宪政探索不断挫败的历史记忆。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激进革命与暴力夺权活动,但却从未真正建立起宪政民主的原因究竟何在?其实权力的更替与制度的变革是有联系的,但不能等同。前者只要力量对比一胜一败便可解决;而宪政制度的建立,则需要各种力量的制衡与妥协,并建立起规则的平台才能完成。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对抗性历史,都是暴力选择变革的历史,是以政治力量强弱对比决定胜负的历史。当一种暴力的强度超过了统治暴力,便取代了它的合法性,冲突力量之间只有胜负决择,没有“相互妥协”共同建立规则的事实。现代中国不就是国民党意在吃掉中共(称共匪),共产党意在吃掉国民党(称蒋邦),何谈共同认可的民主规则、制度与秩序。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理解,人类在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和约束权力、保障公民权益的道路上,付出了血的代价,宪政就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宪政民主实质上就是体现国家集合意志,确保“主权在民”价值理念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规则、制度与秩序的统一。由此可见,宪政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形成“主权在民”的国家集合意志,而不是革命者单方或一党一派的意志。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竞争力量,用协商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形成集合意志的规则平台而不仅是解决“谁拥有权力”的问题。

今天,辛亥革命转眼百年了,至今中国仍没有实现宪政民主,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辛亥革命的原点就有问题。虽然,辛亥革命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目标,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一面,但也有其封建主义、激进主义与迷恋暴力的意识出发点与方法论层面上的谬误一面,以及辛亥革命后的新上流社会和特权阶层取代了原有的满清贵族,社会各政治力量对抗以及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民权社会根本理念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的现实问题。由此可知,暴力革命表面上看虽然轰轰烈烈,但实质上却是揠苗助长,导致专制畸形的社会生态延续至今,反倒是渐进改良的明治维新,让日本在一百年中建立起秩序的平台,波段式地稳步前进,最终成就了他们世界顶尖的发达国家。这个史实,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反思。

因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既要肯定孙中山的民权理念与所创建的革命党,较之共产党及红色暴力先进、民主、积极得多,但同时也要认清辛亥革命为解决“谁拥有权力”而采取的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今天也成为了中共红色意识形态开发援用的政治资源。

眼下,红色意识形态已是千疮百孔的中共,不得不借辛亥革命百年“隆重纪念”,为其“枪杆子里出政权”追寻逻辑联系。因此,我们只有反思辛亥革命,认清暴力革命揠苗助长导致专制的必然性,才能从根源上澄清“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伪道理,才能回到孙中山的“民权立国”(“民权者,平等之权利也”无民权即无民国)这个辛亥革命的核心理念,以彻底摒弃一党天下、“以党建国”的红色价值观和当下社会推行的权贵资本式改革。这才是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所应导出的变革理由。

附:答友人书

牟传珩兄:你好!

虽早在笔会狱委将你的案例列入救援名单时已闻大名,但你出狱后因是他人联络,一直未与你直接联系,真是遗憾。今日因蔡楚兄推荐,读了你的近作《辛亥革命百年反思——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有点不同意见与你商榷。我个人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有稍有涉猎,过去曾也与其他朋友就类似问题商榷过。

就你的文章而言,我觉得基本观点大致言之成理,只是有些史实上恐怕有点误差。主要是以下这段: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有了追求宪政的梦想。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一部民主性的宪法,但它的发布毕竟启开了中国的立宪道路,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腥风血雨,至今历时100多个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而最早鼓吹君主立宪思想的当首推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沙培德认为:梁启超是个立宪主义者,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宪政和法治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渐进变革的共同立场。

在两年多以前,我在以下文字中恰好有一段提及到康梁在辛亥革命前在针对清朝变法和立宪问题直到《钦定宪法大纲》等观点的史实问题,比如康有为篡改奏折、梁启超谴责《钦定宪法大纲》等问题。根据这些,可见说“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与史实不符。此外,忽略梁启超当时更主张“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的观点(无论如何评价)似也有失偏颇;而梁启超等当时立宪派主流称《钦定宪法大纲》为”伪立宪“,与当代有部分人高抬《钦定宪法大纲》历史作用的论点绝然相反。不知兄以为如何?

顺致文安!

张裕

张裕兄你好!

特别感谢你对拙文提出的批评。兄的宏文我早有拜读,你文章中的观点有不少发光之处,值得很好的品读。我也会从中汲取营养。

对历史问题与人物的评价,不同人会因知识结构、材料涉猎与信息占有的不同,而见解不同。这实属正常现象。事实上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每个历史人物的观点与做法都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是造成后人认识分歧的一个原因。如马克思既有暴力革命论,又有经济发展论;孙文既主张民权,又有党治思想;毛泽东既不乏民主言论,又颇多独裁意识,邓小平既主张政治改革,又困守保守立场。因此,不同观点的人会引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言论,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我们如能客观、公允地看待问题,则不应局限于他们一时一事之论以偏概全,而应把握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主要作用、思想脉络的总体倾向和基本立场得出结论,则会更具说服性。

正是从一意义上理解,我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直都在鼓吹宪政思想,希望在中国实行像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有史学公论的。中国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与政治结构的动荡,引发了新与旧冲突和无序混乱,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戊戌维新时期,康、梁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偏居一隅的日本竟能大败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令举国哗然。一直师法中华天朝的弹丸之地,在近代学习西方立宪维新后奇迹般地战胜了天朝帝国。这令不少忧国之士觉悟了国不在大小,维新立宪则强。于是,整个社会潮流最终演变为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变法图新立宪运动。

百日维新时期开始形成推动宪政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体制内明显开始围绕宪政化问题产生帝党与后党之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体制内围绕宪政化取向改革的分歧。戊戌变法时期,体制内的改革派与维新派的合作是推进变法的主要因素。改革力量形成了清帝光绪-——胡南巡抚陈宝箴、学政使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力量组合,并开始在中国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付诸行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昭》,开始着手新一论改革,包括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光绪在遗诏中说:“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之后,颁布宪法。克终朕未竞之志,在天之灵,稍籍慰焉。”(《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97)。当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明确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目标,将推行君主立宪制作为政治纲领:“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康有为认为光绪“极明西法,极欲维新”,“力欲变法救中国”“欲大与民权,共参政事”,“亟亟开议院,使公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转引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0-21页)。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介绍了世界上现存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指出君主立宪最为优越,提出立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要立宪,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梁启超又连续撰文阐述宪政思想,劝告清廷实行立宪。应当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竟然还在新史学方面发出了革命性的呼唤(我在《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一文中有专门的论证)。

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对“共和革命”派与中共“红色记忆”所极力排斥的康、梁在“维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主要脚色,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以客观、公允的评价。当然这也仅是我的一孔之见,并不排斥每个人以其自己的理解,做出不同的判断。

顺颂大安!

牟传珩2010年7月22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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