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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辛亥革命在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

时间:2011-09-10 13:45:58 点击: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可以说点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导火索。伴随着世纪末中国的激进革命思潮迅速让位于渐进改良的思考,一些人开始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利弊得失。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假说,而是要探讨历史形成的由来及其原因。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它在什么意...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可以说点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导火索。伴随着世纪末中国的激进革命思潮迅速让位于渐进改良的思考,一些人开始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利弊得失。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假说,而是要探讨历史形成的由来及其原因。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意义上又归于了失败?它为什么会引来后续一系列全国性的大革命?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只能走向革命,无法顺利地走向民主宪政?

辛亥革命前的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无论是士大夫、士绅阶层,还是刚刚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革命或改良的知识分子,他们那时候最关心的是,解救中国的道路是什么?洋务派的基本方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1894年的甲午海战,一下就把中国人的这种梦想给打破了。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民族屈辱。洋务派失败以后,大多数的中国人认识到要向西方学不能单纯学他们的技术,还应该学他们的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进行改造,通过改造政治制度,提升国家的实力,进而发展国家的经济,使中国能够达到和日本一样的水平。

甲午海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被日本这么一个小国的一群国民打败了。中国人总结当时的经验,基本的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比较成功地学习了西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的官僚阶层、贵族、士绅相信,学日本一定能够走到和日本同样强大的程度。所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并没有仇恨日本人,相反对日本人更加尊敬了,在19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留学潮,大批中国的青年人,也包括一些流亡的中国知识精英都跑到日本去。在1901年到1908年前后,到日本的中国人大概有10万人左右。换句话说,中国那些早期有西方学术,或者有西方训练背景的知识界的人,很多都是从日本学回来的,包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就证明了当时中国人对于向西方学习抱着很强烈的愿望,当时最容易也最方便向西方学习的途径就是去日本,他们认为日本人的文化跟中国接近,日本人的经验一定适合于中国人,这是大家当时共同的想法。

但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我们很清楚,是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旧势力太强大了,要求改革的声音太弱了。但是并不等于清朝内部没有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到了1905年,清朝就进行了大规模制度上的革新,其中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调整有三,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二是立宪预备的实施,三是新军的建立。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想要改变自己人生命运,靠的就是科举。从最初的考秀才开始,一级一级地取得他的功名。这种功名获取的制度,决定了当时的读书人,或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跟政权之间的依附关系。清朝维护自己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科举制度。由于有科举,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从地主到佃户,稍微有点条件,就尽可能培养自己的儿子去上学,想办法挤进读书人的行列,改变孩子也改变家人的地位身份。中国向来不是一个阶级关系分明的社会,就是因为科举在起作用。很多古代的大官,也是穷苦出身,这个制度不仅使各种各样的人才容易涌现出来,而且各个阶层中有能力者都有升迁发达的希望与可能。哪怕只是考上了秀才,在乡村中也就有了地位和生活的来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科举一取消,就把这条路切断了,社会的稳定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

满清过去维系其少数民族统治,靠的是中央集权。预备立宪,则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清王朝的算盘是通过这种改革,削弱汉族官僚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削弱地方汉族督抚的军权和财权,所谓立宪是9年以后的事情。但它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中央,特别是各省咨议局作为立法机关宣告成立,大批汉族精英进入其中,极大地加强了地方自治的发展趋势,作为清廷控制地方的督抚的权力,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咨议局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使各省咨议局成员迅速结成一股强大的地方社会政治力量,更一步步变成勒在满人统治脖子上的有力绳索。当深感统治危机的清廷试图在中央权力机构限制汉族官僚的权力时,不可避免地也就引发了地方汉族精英的群起反抗。

军队方面,当年的军队并不是靠征兵、募兵来解决兵源的问题的,当兵是一种职业,终身的。清朝的旗营(满族的军队),虽然是清朝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因为长期以来是父传子、子传孙,军人拖家带口混在一起,旗营就是一个小社会,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单位。这种情况导致部队战斗力非常差。当兵的既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绿营,即由汉人组成的军队,情况也是一样。以至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军根本没力量镇压,朝廷只好求助于地方士绅,比如说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靠他们就地征募汉人组织军队来镇压。这才有了募兵制。曾国藩、李鸿章采用募兵制,招募农民入伍,利用同乡亲友关系来组建军队,叫勇营,打败了太平天国,也变成了正式的国军。但勇营发展到甲午海战前,洋务派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坚船利炮之后,也明显地落伍了。1902年开始编练新军,全部引入西方军制,包括征兵等等方式都采用西方的方法。1905年新政改革开始时,清廷初步建成这支军队,之后逐渐扩编,成为晚清末年维护清廷统治的最主要的武装力量。但是,新军的特点,一是基本由汉人组成,二是受的是西方的训练,包括很多教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一特点使这支军队不仅很难受到满人的控制,而且各地新军官兵许多都具有比较激进的思想。最终,正是这支新军的各地武装,成了推翻满清统治的导火索。

清末新政后民族主义的兴起

清末新政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城市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多数农村因远离城市而更加封闭落后,这也加剧了农村中的农民与政府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隔膜。这种隔膜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二三十年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农民还是不知道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利益联系。

一般的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对自己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是通过自己的切身利益来了解的。他自身的权利得到了国家的保护,他感觉到国家对他有非常重大的帮助,他就会爱这个国家。反之,不管你搞什么宣传教育,他也不会认为你这个国家有什么好。

陈独秀在1904年写了几篇文章讲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他讲自己的经历说,在辛丑条约签订前,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够满足父母的心愿,考取到功名,完全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回事。虽然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中国割地赔款,对他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逼迫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除了大量赔款外,还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允许外国军舰进入中国的内河,他这才逐渐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中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被人欺负,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可能变成其他国家的附庸。由此他才意识到,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和国家的命运还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关于爱国的宣传,也都是产生在陈独秀逐渐开始觉悟的那几年里。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出洋留日的中国学生中间变得非常普遍。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等等,大量鼓吹爱国主义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任何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和侵害,都会激起中国留学生的集体抗议,对中国命运的严重焦虑,刺激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腐败无能的满清统治者。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最重要的革命党———同盟会。它的16字纲领的前8个字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就是满族人,驱逐鞑虏就是要把满族人从长城内赶到长城外。因为1644年以前满族人的居住地就是关外的东北三省,革命党决心要把他们赶回到东三省去。“恢复中华”,就是要恢复明朝那个中国。当时革命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还提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的方针。所谓三民主义,第一个“民”指的就是反对满人统治,叫“民族主义”。他认为汉民族不能够再接受满人的统治。他认为把满人统治推翻,汉人统治了,民族主义就实现了。第二“民”是指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就是说他要学西方最先进的制度,满人统治推翻后,中国要搞共和民主制度。第三个“民”指的是民生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孙中山不光要推翻满人统治,不光要搞民主政制,还要搞社会主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大的背景,也是我们要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清末知识精英的超前思想

中国人在洋务运动之后想学西方,想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发现学西方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改良派代表人物去了日本,也有的去到美国、欧洲。当时的革命党代表人物孙中山,在1894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走,被满清政府通缉,躲到英国伦敦,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到欧洲去游历了一圈。这些改良派的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1900年前后不约而同都到了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但是他们到了那里之后才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想学的西方跟他们理想中未来的中国,差距很大,西方社会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乌托邦愿景的最好样板。

中国人原本是想到西方取经的,没想到大家去到西方之后发现西方这么乱,这自然让他们接受不了。当时大家主要无法接受的有两条,一是贫富悬殊太大,二是社会严重分裂。

第一,西方发达起来以后,阶级分化太厉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像是在天上,穷者简直就如在地狱里一般。恩格斯184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描写了当时英国各大城市工人的生活的惨状,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农民工在城市住贫民窟、被关在封闭的车间里做最苦最脏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不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情况,原因就在于他们出生和生活的中国乡村,远没有这样悲惨。孙中山后来有一个观点,即是认为马克思那套不能在中国用,原因就是他相信,中国没有阶级分化,充其量也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至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田园风光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农民之间经济上相互调剂,再加上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至少在同村同宗的村落内,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血腥和暴力的压迫现象。

第二,西方的阶级斗争已经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社会严重分裂的后果就是暴力革命。在当时的西方因为不断出现了工人和政府、和资方激烈斗争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了大规模巷战,工人群起拿上武器跟政府拼命。用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难以接受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走上一条更稳妥、更美好的道路。而当时能够找到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其他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不经过阶级分化、贫富悬殊,不通过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岂不更好?

1904年,康有为开始写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想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国家,到欧洲、美国、日本走了一圈之后,他已认定,人类必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下决心要为人类规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因此借用了孔子《礼运篇》中的大同愿景,结合这个时候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构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革命派的孙中山也在设想同样的发展愿景。1905年,就在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之前,他在欧洲专门去了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孙中山对第二国际的领袖说,第一,他的组织要加入第二国际,要参加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来。第二,中国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只能在中国之后建成社会主义。原因是中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产生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换句话来说,他认为,中国只要推翻了满清统治,自然也就可以一举建成共和民主制度,新制度建立起来后,顺手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政策,限制资本、平均地权,自然也就实行了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中国就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还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分化,还要经过激烈的流血的阶级斗争,才能去建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省去这些牺牲、省去这些曲折。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中那些最高的领导人,他们大都被“毕其功于一役”的超前思想俘虏了。尽管改良派、革命派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或如何实现民主政治这一点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共同地倾向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都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随着晚清新政实施,满族统治的政治社会基础先后瓦解,对满族统治的不满和愤恨已如地火运行,满清统治随时都会被取代。所以我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统治的终结,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这场革命的基础,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反满的民族革命,而非人们后来所讲的什么民主革命或阶级革命,也谈不到是什么平民革命。从当时中国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都没有给辛亥革命提供所谓民主革命的任何一种资源,更不必说同时实行什么社会主义了。

我所以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成功,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形成,通常都是统一体内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和讲信用、重契约的商业文化精神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却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这也是辛亥革命几年之后,又会发生所谓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缺乏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说辛亥之前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思想基础?我这里只讲一点,就是任何社会思潮的引进和发酵,都必须有一个大众受体。换句话说,要把民主自由的思想引入到中国来,先要在中国有相当一批人对这种思想有需求,能够接受,并能够受到它的激发成为它的信奉者和宣传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末能够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做出呼应的,其实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也很难理解。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晚清之前,中国的知识文化是分裂的,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是没有读过书,尤其是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知识的,甚至是没有任何条件接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二是语言的局限。中国当时的书面语言都是文言文,普通人讲的白话只能用做口头交流。因为读书看报和日常生活中讲话的方式差距很大,没有系统地读过中文经典的人,也就没有可能去读懂文言文的书籍和报刊。在19世纪以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一些报刊,也传播了一点西学的知识,包括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严复等,也翻译发表了一些谈及西方政治理论的文字,但是,这样的思想资料没有可能扩大其影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报刊都是用文言文办的。

20世纪初,少数有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留学日本的一些年轻学生,就特别注意用白话写他们的反满革命的小册子。在中国大陆,也有个别知识人,办起了白话报纸。中国最早的一份白话报纸出现在北京,是一个叫彭仲翼的于1902年开始办的,叫《京话日报》。两年后,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也在安徽还办过一个《安徽俗话报》,也是用白话做宣传。

为什么要用白话办报和宣传?这是和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普及有关系的。20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分子开始认识到,必须把关于国家的知识、民族的知识、政治文化的知识,传播到大众中间去。光靠少数精英,而且那些少数精英中很多还是旧派人,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那个时代要办这样一份报纸,肯定不是给士绅官僚看的。而要给普通百姓去读,大多数百姓也没钱,买不起报纸。何况多数人也不认识字。因此,那时候办这种报纸,多半都是自己掏钱去办,办了以后也不是着眼去办发行收回成本,而是自己花钱到大街上贴,并且建一个亭子,再找个识字的人在那里念,从早念到晚。你在那里念,旁边总会有一些市民百姓在那里听,时间长了,听得多了,大家就渐渐知道,要想了解一点社会上的事、国家和世界上的事情,就得去听报。所以那时候北京,后来也扩展到其他一些城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街上会有读报亭,普通百姓通过读报亭能够了解自己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少数大城市里面有这种宣传的地方,民众对国家民族的知识会多许多。

当然,这样的宣传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包括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谓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仍旧习惯于读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书的创刊。从1905年科举终止到1915年已经10年了,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回来,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影响,还办过白话报,但他们最初办《青年》书时,虽然是专门针对青年学生的,却还用的是半文言文,就是多少有些文化知识的一般人,还是很难读懂。这种情况,直到1919年以后才改变。可以说,五四运动期间,我们才看到白话文大流行。1920、1921年中国发行的报纸、书达到七八百种,几乎都是白话文。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语言方式对当时社会信息的传播、思想的传播,有怎样的重要性。由此也就不难了解到,辛亥革命就民主革命而言,为什么毫无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就所谓民主革命的意义上之所以必然会失败,除了毫无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个原因以外,还在于它缺少一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1919年五四时期虽然在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方面,也没有出现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但它到底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和思想传播运动,并且第一次用群众的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拒签了巴黎和约。这场运动的形成以及调动群众力量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存在着一个相当规模的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的群体。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编辑、记者等等,这个社会职业已经越来越多,大家读书之后不是去当官、求功名,很多人都是去从事这些职业。因为西方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引进来了,很多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开始变成中国社会城市文化的要素。因为有了比较普及的电报、电话服务,过去只限于少数人范围内,或只限于一个城市范围内的报纸、书,这时已成了全国性的。任何讯息,在城市之间,转瞬即到。任何群众鼓动,只消一个电报,就会在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开来,并形成全国统一的学生运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民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中国生产力发展,交通方式变革的基础上的。因为有了汽车、火车、轮船,有了电报、电话和邮政系统的建立,所有过去限制国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条件都改变了,偌大一个中国自然也就由过去那种农业的、自我封闭的、相互隔绝的生产方式中挣脱了出来,把散沙一盘的各地的中国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比较

为什么我说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戊戌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公车上书”运动,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举人联名向皇帝请愿,要求拒签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爆发五四运动呢?《马关条约》是要割让两大块中国的土地———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因为巴黎和会上列强想要把被德国占的胶东半岛的土地转让给日本,只是一块土地。《马关条约》还有大量的赔款要求,五四时还没有赔款问题。相比较起来,五四时期中国所受到的屈辱肯定要比《马关条约》时受到的屈辱小得多。但是,五四时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且学生运动还带动了工商界,出现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而《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全国却一点响动也没有,除了高官中有一些上书给朝廷以外,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全部鸦雀无声。为什么?这里面一个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

在1895年的时候,中国引进了洋枪洋炮,有了少量的报刊,也有了电报,但是还没有铁路,交通工具还非常落后,信息传递还很慢,电报只是官用,民间还没有使用的条件。因此,有报刊,也只是少数人和局部地区内部的,而且使用的也只是文言文,影响面非常小。即使退一万步,我们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有了民族国家的知识和关怀,因为没有后来现代化的交通及传播工具,因为信息传递太慢,因为能够读到或了解这种消息的人很少,即使有人爱国胜于求功名,也不可能掀起怎样的波澜来。就连在京城的几千名举人,也只有400人签名上书,又何况那些还远在乡下,什么都不知道的广大士绅呢?

这种情况到了1919年就完全变了,这里面首先是因为五四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学生。光是北京,当时就有2.5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五四时期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群体,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现代知识分子和旧式士绅阶层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统治者之间没有依附关系。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教育完全是现代的,是和民族主义的成长相伴相随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得到了屈辱和约的信息后,从法国拍电报回国内,国内当天就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现代报纸通讯社,将消息转发全国各地,然后各地学生迅速动员。几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知识界和报刊界,借助各种现代的通讯传播工具,宣传呼号。从北京开始,然后到天津、武汉、青岛、上海,一直到最南边的广州,各大中城市由学生而商界而工界,轰轰烈烈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就形成了。如此区别的结果也很明显,《马关条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政府就签约了。巴黎条约则由于举国民众的抗议浪潮,政府被迫拒签。

这样一个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如果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本身就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动和改造。这个社会的变动、改造不出现,社会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新群体就不会产生出来。没有这样一批社会的新群体,即使中央政府实际很虚弱,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也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恰恰是发生在所有这些新的变动刚刚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群体刚刚开始萌芽的一个过渡阶段。辛亥革命爆发时,距离清末新政只有几年时间,新学校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新的学生群体还没有广泛产生出来。国内没有新型学生群体,海外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还没有形成,现代的可以让众多民众阅读的报纸书还不多,仅仅推翻一个满清政府,实现了汉人统治,这些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的汉人,其实也还是些对民主理念一窍不通的旧派人物。

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

满清统治一倒台,迅速接手各地政权的都是各省咨议局有功名的旧派人物,包括最早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新军领导人黎元洪,后来当了民国的首任副总统。也包括新军首领袁世凯,迅速接手做了民国大总统。这些人虽然都是汉人,但如何能够指望他们来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呢?袁世凯及其之后取得统治地位的一个又一个政治强人,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用独裁政治来稳固政权和解决问题,说到底恐怕还是一个社会条件或社会基础的问题。

总之,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充其量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新政出来以后,清政府倒台是迟早的事。清政府倒了以后,因为整个的政权仍旧只能掌握在旧派人的手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度。因为旧派这些人,哪怕是新军的领袖,哪怕是后来从海外回来的少数革命党,他们既没有储备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利益驱动与需求,当时中国也不存在可以迫使他们向民主政治方向转变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基础。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只能认为辛亥革命也就是一次反满革命。如果有人想象辛亥革命可能引导中国走上民主道路,我相信那纯粹只是一种幻想。现代社会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进步,都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基础,任何所谓的捷径都是难以走通的。

(周筱赟整理,经杨奎松教授审定)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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