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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新:再议辛亥革命的成败

时间:2011-09-10 13:43:54 点击: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的动力是由革命党、立宪派、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等多种力量组成的反清阵营,立宪派压抑党人,袁世凯迫孙让位应视为阵营内部的斗争,不能作为失败的依据。立宪派“保路”引发武昌起义,策动“独立”促进清朝统治的瓦解,袁氏集团拥护“共和”迫使清廷退位,革命阵营扩大恰与胜利同行。辛亥革命的目标可以理解为“主...

辛亥革命过去了一百年,关于其成败得失的争论也几乎持续了一百年,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大量的历史事实均佐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显然,这一结论不合逻辑,因为评价成败应该依据主导因素作总体考察,而不是作经验教训的局部分析,胜利与失败不可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体失权论”、“目标未遂论”以及“性价失衡论”的质疑,论证辛亥革命的成功。

一、“主体失权”论与多种主体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第一个依据是革命主体对于政权得而复失。他们认为,武昌起义以后,部分独立省份的领导权落入比较温和的立宪派手中,标志着部分地区革命派失去政权,失败的过程已经开始;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标志革命领袖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关键; 北京政府建立以后,从握有一定权力的“同盟会内阁”到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内阁”,标志着革命政党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又一表现。在失败论者那里,“地方革命派、革命领袖、革命政党相继失权”的事实,不符合“在斗争中打败对方”的胜利意义,恰恰符合“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打败”的失败逻辑,于是,失败论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失败论者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概念界定:辛亥革命的对象与动力到底是谁?

关于辛亥革命的对象本来没有异议,就是既代表君主专制制度,又代表民族压迫,而且一定程度成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但是,依照失败论者上述观点,如果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上台掌权就意味着革命失败,那么其潜台词便是:无论其对革命的态度如何,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均被列入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将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与清王朝画等号的逻辑显然有误。

关于辛亥革命的动力需要作仔细分析。当时,曾有同盟会员写道: “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1]虽然,文章重点在于革命原因,但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革命并非党人独创,革命阵营不断扩大的真相。现今,部分海外学者议论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其观点可以商榷,但也引发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参与者十分广泛这一事实的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辛亥革命是由历史合力推动的真相越发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为失败论者所诟病的立宪派,其实是革命阵营的组成部分。这一政治集团的思想主张与革命派有相同之处。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强烈程度与同盟会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主张扩大民主权力,尽管长期以立宪为旗号,程度不及共和派,但不可否认,希图在中国实施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与同盟会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满洲贵族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当然其激烈程度较之激进派相对温和,正是据此学术界也视其为资产阶级代表。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与革命派存在隔膜,但是彼此并非截然对立。被视为立宪派中最反对革命的康有为其实也没有完全抹杀革命,他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宣称如果清王朝倒行逆施,革命也是“吾国自有之意”[2]。立宪派中较为激进的梁启超更是认为革命天经地义,认为革命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是一种“别造一新世界”的变革[3]。其言语竟然与同盟会如出一辙。

这一集团的行为曾与革命相互配合。1901年,维新派组织了“自立军起义”,几乎和兴中会等组织同时发动了反对清王朝的武装斗争。尽管立宪派与同盟会存在诸多分歧,但其主持的宣传民主、收归路权、抵制美货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策动南方各省独立,立宪派推动和谈,促成推选袁世凯为总统,建立了北京政府。

这一集团的演变日益向革命靠拢。如果说在“皇族内阁”出现以前,立宪派对“暴力革命”尚有保留,是向清廷进攻的另一不同战线,参与了广义的“民主革命”,那么,在这以后部分立宪派加入了更严格意义的革命阵营,并为之鞍马劳顿。因此,立宪派非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应视为革命的动力。

被失败论者视为罪魁祸首的袁世凯集团,其实也曾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宪派,进入革命阵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列名强学会; 新政期间,他提出以扩练新军、广兴学堂、派遣留学为内容的新政要点十条,与深受张謇等立宪派影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南北呼应; 世纪之交,他在直隶认真推行现代化新政,俨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典范。

袁世凯与立宪派交往频繁。他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早在1904 年,张謇就写信给自己原来的学生袁世凯说: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4],并“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5]。袁世凯则恭维张謇: “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伦领袖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不多让”,并表示“鄙人不才,愿为前驱”[6]。1906 年12 月,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袁世凯派人参加,表示支持。他还多次向朝廷举荐张謇、郑孝胥等立宪派人士,例如,1908 年初,袁世凯、张之洞曾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以至于: “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7]。

共同的立宪目标促成了朝野两派的靠拢。当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时,袁世凯等人也一改原来立宪要有“预备”的初议,纷纷上折要求“加速”。这样,在立宪的基点上他们实现了结合。由于袁世凯的显赫地位以及对预备立宪的积极态度,竟被资产阶级立宪派视为立宪运动的中坚,杨度就公开赞许他是政府立宪的首脑,张謇则称赞他“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8]。

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这种密切联系,既推动着他们倡行立宪,也是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意将袁世凯等旧官僚归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那么,他们由立宪转而革命,也就并非难以理解。

历史表明,袁氏对于革命态度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历史将袁世凯推到了十字路口,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为清廷的殉葬者; 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协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点,历史在考验着袁世凯的胆识与魄力。张国淦的一段记忆令人玩味: “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后经汪精卫、魏宸组游说,“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 ‘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9]从“不言共和”到“不言君主”,从“不妨研究”再到“半推半就”正是袁氏对共和与革命态度变化的缩影。

袁氏与清廷的裂隙早已有之,1908 年,满洲亲贵以“足疾”为由,迫使袁世凯离开政权中心,朝中重臣几成刀下之鬼,政见之争叠加权力倾轧,已促使袁世凯心生反清情愫。袁世凯出山以后开始了向革命的靠拢。出山之初,他提出组阁六条,要求不究党人,留下妥协伏笔。出山之后,“亦有深意”[10]地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 “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11]。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12]。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也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 年1月3 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 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 “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13]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强硬要求清廷: “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 “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宣布退位。尽管袁世凯曾经与革命党刀枪相向,但毕竟“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14],而且正如孙中山所说: “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15]这个正在转变的袁世凯同样不能被视为革命对象,他确实为革命出过力。

当我们转变观测视角,从视立宪派与袁氏集团为革命对象,转为革命动力,那么失败论者的所谓失败过程就会完全改变,成为胜利的过程。立宪派领导“保路”,引发了武昌起义的鼓号齐鸣,恰是革命胜利的开端; 立宪派策动“独立”,促进了清廷在全国统治的土崩瓦解,恰是革命胜利的扩大; 袁氏集团拥护“共和”,最终迫使清廷退位,恰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样,辛亥革命的革命动力被革命对象打败的逻辑便不能成立。

当然,我们不否认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复杂斗争,有时斗争还比较激烈,即便是失败论者视为革命基本动力的同盟会内部也确实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涣散状况,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同反对民族压迫、建立民主制度、追求国家富强的最大障碍———清王朝这一革命的基本斗争相比较,均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用这些次要矛盾的得失否认主要矛盾的胜败显然不妥。我们也承认这些矛盾斗争在革命胜利后,会发生转变,甚至变为社会主要矛盾,但这毕竟是后来之事,用这些后来矛盾的得失否认当时矛盾的成败同样不妥。正像不能由于平等派、掘地派被镇压,清教分裂解体,就完全否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不能由于雅各宾派的败亡,就断言法国大革命失败; 更不能由于林肯被刺就全盘否定美国的南北战争。

二、“目标未遂”论与多重目标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另一依据是革命目标没有完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全面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预期目标,也没有解决包括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在内的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由于目标没有实现,胜利当然有误,失败才合乎逻辑。但是,失败论者对于目标的理解以及对事实的认识均有偏差,因为没有正确解释: 革命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由谁规定? 目标合理与否?

革命目标应指参与主体的预期任务。学术界公认的革命目标就是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评价其成败,主体预期实现与比预期合理与否更为关键,因为预期合理与否,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没有实现的预期,必有不合理之处。

历史表明,三民主义的主体内容基本合理,而且基本实现了。民族主义反映了当时国内满洲贵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折射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民主主义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标志革命者再一次向目标发起了冲击。1912 年1 月,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1912年2 月,清廷被迫发出退位诏书,内称: “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16]退位诏书的发布,不仅宣告大清帝国268 年统治的灭亡,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预期目标,也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初步完成了“建立民国”的预期任务。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终完成。

毋庸讳言,三民主义存有不合理之处,目标的实现也非无可挑剔。例如“平均地权”,希望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包含着超前空想的成分,并没有被革命者广泛接受,也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主要目标的实现与局部目标的局限比较,显然前者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确定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正如宋庆龄先生所言: “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巨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17]

革命目标允许后人归纳与规定。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就不是当时人们的预定,而主要是后来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进而又反过来对历史主体作出的规范性规定,当时对于“封建制度”、“帝国主义”、“民主革命”等概念尚没有科学系统的理解。在评价革命成败之时,后人归纳与规定的目标合理与否比实现与否更关键,因为只有归纳与规定的任务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必要性,事物才具有进步意义,才可能冠以革命称号。同时,归纳与规定还必须符合实际环境,具有可能性,才能作为评价依据,否则,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强加于历史之上,然后因其没有实现,从而苛求前人,显然有悖公允。

那么,“推翻封建,摆脱压迫”作为任务对于辛亥革命合理吗? 说其“参与”,具有合理的一面,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间接冲击帝国主义的归纳是真实的。要求其“完成”,并且还要“彻底”,却显然不合理。首先,不合国情。环顾中国,无论是落后低下的经济水平,还是分散弱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无论是国内纷乱的政局,还是国际列强的干预,都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短时间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条件。

其次,不合规律。纵观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大都曲折与漫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 年,1649 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直到1688年才以政变的形式,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历经48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到1875 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其间动荡了86 年。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更历经了1775 年至1783 年的8 年独立战争和1861年至1865 年的5 年南北战争,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延续了82 年。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西欧国家打倒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尚且如此艰难曲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有着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统治的中国,怎么能够要求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成功先例相比,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并不逊色的阶段性成果。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9]辛亥革命积极地实践与推进民主革命,并且完成了革命接力的第一棒,这是伟大的胜利。至于将当时难以完成的任务,民主革命全部的重担——“彻底推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加于辛亥革命之上,我们认为,这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是研究的失败。

三、性价失衡论与多层受益

还有的失败论者认为,革命的代价与结果不成比例,试图否定中国近代的所有革命。在他们那里,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其爆发的原因不是社会矛盾激化,而是贯穿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思想,是革命者非理性的主观意志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后果不是推动历史进步,而是无休止的内战,是社会生产的破坏,是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同改良相比,革命付出了高昂成本,带来的主要是破坏,结论当然是失败。然而,这一观点同样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没有客观回答: 革命是否可以避免? 革命利弊孰重孰轻?

客观事实证明,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说: “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 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 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20]。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 世纪初的清政府对内反对改革,成为腐败的政府; 对外屈膝妥协,成为洋人的朝廷,清廷已经沦为中国现代化必须铲除的巨大障碍。尽管清政府在强大压力下也曾作出改革的姿态,但是对戊戌君子的血腥屠杀,对立宪活动遥遥无期的“预备”,对官制改革皇族至上的“集中”,对路矿权力肆无忌惮的“收归”,都表现了清政府的顽固不化。正是这种腐朽与顽固将一批批改革者“逼上梁山”,投身革命。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从主张改良转向革命之路,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从“不信政府,谋求自治”转向“服膺革命,筹划独立”,袁世凯、程德全等“旧官僚”从“忠君立宪”转向“叛君共和”,凡此种种,绝非主观激情所致,恰恰是客观情势所迫。

人类历史曾有通过改良维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事例,例如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但是,正如众多论者所论,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不允许中国走这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众多社会矛盾之中,还存在着尖锐的国内民族矛盾。辛亥革命之前,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曾说: “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久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21]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之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

满族是人数较少的民族,在其建立并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其自傲与自卑的心理交替出现,曾经发生过残酷的民族镇压,为满汉之争埋下刻骨铭心的伏笔; 也曾经试图弥合满汉矛盾,但长期依然是“巡抚满汉各一半,总督汉人无一人”,裂隙尚存。太平天国运动后情况改变,满族亲贵无力应付内忧外患,只能求助汉族官僚和士绅,汉臣的地位有极大提高,甚至出现“尾大不掉”的“东南互保”。对于权力的削弱,反过来又深深刺激着满族亲贵的神经,对曾国藩曾有“布衣登高,终非宜事”的恐惧,对袁世凯更以“足疾”为由驱赶回乡。

对于立宪改良,满洲亲贵必然高度戒备,中村进午的揣测合情合理: “满人若以为藉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 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 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 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中村进午道出了慈禧太后及其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于是,满族亲贵的民族意识又为君主专制加上了一层顽固不化的盾牌,不砸碎,不足以变革。

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特殊环境与历史演变培育了其较强的民族优越感,对于满清统治一致存有不满。太平天国以上帝的名义,书写“奉天讨胡”的檄文,义和团以明朝遗民朱红灯的名义,举起“反清灭洋”的旗帜; 同盟会以革命的名义,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甚至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也表示: “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 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22]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反满情绪时时激荡于中国社会,与民主浪潮一道锻造着反清的长矛,不革满清之命,难取社会支持。如果说日本的同族天皇可以被奉为维新的象征,中国长期的满汉矛盾却难以出现改革与君主专制的妥协,历史合力决定革命在所难免。

事实还证明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确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这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那种把割据和内战,简单地归因于革命赶走了皇帝,显然是神话了皇帝的作用。历史上,皇帝治下,群雄割据、连年混战屡见不鲜,“君主”的作用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描绘的那样神通广大,更不要说是多数民族不可接受的满族皇帝,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先导正是满清皇帝腐败无能,不能进取。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根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根源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直至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阀混战问题才得以解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曾经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称: “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国会建立,宪法制定,元首选举,否定了君权神授。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如“雨后春笋”,政党政治“蓬勃兴起”[24],反映了民权上升。尽管当时不够完善,后来饱经磨难,但毕竟从无到有,为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25]其次,文化更新迈开了新步伐。五百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26],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各种主张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不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而且陈旧思想枷锁的加快解体,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再次,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共和制新国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实业救国的热潮,发出现代化的动员令,政界制定政策,实业界热情投资,科技界积极参与,民众抵制外货,为最终迎来民族经济的“春天”准备了条件。

综上所述,不以人划线,“主体失权”论便无依据; 不苛求前人,“目标未遂”论便无依据; 不主观臆断,“性价失衡”论便无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的胜利,尽管其中也有诸多不足与教训。

[参考文献]

[1]精卫: 《论革命之趋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 卷,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525 页。

[2]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编: 《定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10 册,第335 页。

[3]龚书铎: 《历史的回答: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107 页。

[4]袁克文: 《容庵弟子记》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13 年版,第18 页。

[5]张一麐: 《心太平室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6]张一麐: 《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7]胡思敬: 《国闻备乘》卷2,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8]张孝若: 《张季子九录》“ 政闻录” 卷3,上海书店, 1991 年版,第13 页。

[9][10][12]张国淦: 《辛亥革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版,第115、305 - 306、305 - 306 页。

[11]《辛亥革命》( 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70 页。

[13]杨玉如: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271 页。

[14]白蕉: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7 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85 页。

[16]转引自丁中江: 《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年版,第245 - 246 页。

[17]《宋庆龄论辛亥革命》,《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 年第9 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5 页。

[19]《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人民出版社,1968 年版,第527 页。

[20]列宁: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7 页。

[21]转引自郭世佑: 《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22] 梁启超: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 卷七,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23]《共和党地位及其态度》,《庸言报》1 卷10 号。

[24]邹鲁: 《民初之国会》,《革命史谭》,第179 号。

[25]《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55 页。

[26]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第5 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作者简介]姜新,男,北京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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