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密码∶    · 新用户注册 · 取回密码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哲学>>儒学>>新儒学>>正文

杨翰卿:简论儒学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

时间:2011-04-24 12:37:02 点击:

核心提示:儒学至少从取得独尊地位而成为官方哲学始,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中就有了明显传播和影响。云南纳西族的阴阳观念渗透着《周易》阴阳观念的文化基因,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儒释”或“释儒”。阳明学对贵州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在壮、黎、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岭南,儒学的传播影...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互动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08BZX035)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杨翰卿(1956-),男,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和文化。

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成演变的历史原因,儒学创始并主要承进于相对我国周边的中原地区,且经历由形成到显学再到长期作为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的发展进程。也鉴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特点,以汉民族为主体而少数民族多居周边。我国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和民族构成,决定了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相互眷顾和培壅发展的机缘,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由于儒学的传播影响而得到充足的浸润和滋养,儒学也因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基因合成而更加绮丽多姿。本文对儒学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作一简要考察。

在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儒学文化呈现出逐渐增强的传播影响趋势,以致云南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渗透着深厚的儒学文化基因。约在两汉时期,儒学即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宋以后,儒学便深深地渗透到云南诸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土壤里,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儒学构成越来越重。明清时期,甚至成就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儒学代表人物。具有云南纳西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之称的东巴经,是由纳西族的语言文字东巴文或格巴文[①]书写而成的。在东巴经中所体现或包含的哲学和宗教观念内,具有非常突出而显要地位的是阴阳五行观念。阴阳观念在东巴经中汉文音译为“卢”“色”,“卢”表示“阳”的思想观念,“色”表示“阴”的思想观念,“卢色”即阳阴,或者按照汉语习惯称为阴阳。由于纳西族民族具有浓厚的原始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特点,纳西族东巴经中的阴阳观念,可能主要是从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和自然界中的雌雄两性生活习性、生理作用及各自的特殊地位通过直观地观察认识而获得的。在东巴经中,称男女、雄雌交合而生后代为“奔巴别”,由此又用来表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皆是雄雌、阳阴交合而生,这是东巴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朴素的宇宙观。东巴经中这种阴阳和合的思想观念,大约至我国明代前后,在纳西族创造的“格巴文”的使用中,出现了采用汉文儒典《周易》的阴阳符号“--”和“-”来代替东巴文的情况,即用“-”代表东巴文的“卢”(阳),用“--”代表东巴文的“色”(阴),并将“卢、色”的读音和含义都移植到“-”“--”这两个符号之上。[②]因此可以判定,古代纳西族的阴阳观念明显地受到了儒学《周易》文化阴阳观念的影响。即使是东巴经中的“卢、色”即阳阴观念,这种观念以东巴文的文字形式表现出来,已是我国的唐宋之际,《周易》阴阳交感而生变化的观念也早已产生形成在此前的千载之上了,且从云南纳西族等诸少数民族的形成演变及与汉族融合的历史状况分析,也能够曲折地反映出纳西族先民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迹象。

在云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中,儒学与佛教密切结合而形成了“儒释”或“释儒”。我国唐宋以后,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举族信佛,苍山洱海间有“佛国”、“妙香国”[③]之称。据文献载,元代以前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所传佛教主要是密宗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一度具有国教地位。至元代,代之而起的是从中土传入的禅宗佛教。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师僧”或“儒释”,是因为这些僧人往往饱读儒书,在佛寺中又教儿童念佛经读儒书,佛寺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传授弘扬儒学之地。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师僧即儒释。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僧侣虽身为僧却用俗姓,崇释习儒,有“其流则释,其学则儒”的特点,故称之为“儒释”或“释儒”。例如,现存于昆明的大理国经幢《造幢记》,就是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相当于宰相)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其记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述”。石幢是大理国“议事布燮”袁豆光所建造,袁豆光是一位官居犹唐宰相之职的“释儒”僧侣,段进全则明确被称为“儒释”。可见儒学在当时云南白族这一少数民族中的影响。

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之一,少数民族人口占三成以上。从历史上看,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基本上也是始于两汉,先后出现了舍人、盛览、尹珍等儒家学者,史称汉代贵州“三贤”,他们基本上都是直承中原儒学,尔后在贵州乡里少数民族地区,著书注经或讲学,传播儒学,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传播做出了贡献。宋元时期,在唐以来所置庠序基础上,贵州又增新学书院。《遵义府志》卷二十二载:“宋初,但有书院,仁宗始诏藩镇之学,继而诏天下郡县皆立学。杨氏时,宋有遵义,文教盖蔑如也。”安抚使杨文治播州(今遵义),重教兴学,对儒学传播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南宋绍兴年间,在今贵州沿河县增建銮塘书院。元时,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贵阳地区又建文明书院。书院之学,是传播儒学的重要渠道。明代,是贵州受儒学传播影响最大的时期。明儒王阳明因政治斗争贬谪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龙场所处之地多居住着当今的布依族、苗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阳明学对贵州各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显见的。王阳明贬谪龙场驿后,即在龙冈书院(今修文阳明洞内)讲学,写出了《五经臆说》、《龙场诸生问答》、《示龙场诸生教条》等,儒家精要贯穿其中。尔后,又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邀请,担任贵州书院主讲。阳明学对贵州各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总王阳明学成之后的学术思想,贵州时期为提出和标举知行合一之说的阶段,或者按照湛若水所判定,“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④]王阳明的“格物”之说,实际上涵括心即理、格物即正心、知行合一三说。就是说,王阳明从“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⑤]的“心即理”出发,认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意之所在便是物”,[⑥]这样,“格物”也就是格心,即“去其心之不正”[⑦],同时这种格物正心的工夫,“元来只是一个工夫”,即“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⑧]的“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于激发提升人的主体精神、激励促进人的践行实践,显然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阳明学对贵州各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久远的。他在贵州讲学期间,学生众多,有汉族,有少数民族。王阳明在龙场,与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彝族)情谊深厚,万历十七年(1589年),安贵荣之裔安国亨在阳明洞的崖壁上镌刻“阳明先生遗爱处”。“遗爱”二字寄有深情,表达了王阳明对彝族的友好、关爱,也表达了彝族对王阳明的真挚感情。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是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的记录。王阳明贬谪贵州三年,受其影响,贵州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当时贵州有阳明书院、程番府中峰书院、正学书院,修文有龙岗书院、阳明书院,福泉有石壁书院,施乘有南山书院,石阡有明德书院,贵定有魁山书院,镇远有紫阳书院,毕节有青螺书院,铜仁有铜江书院,思南有斗坤书院,黄平有月潭书院,都匀有鹤楼书院和南皋书院。书院大部分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这对当地少数民族习染儒学,发展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南方五岭之南的地区称为岭南,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⑨],现在一般特指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目前来说,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壮族、黎族、瑶族、畲族、苗族、回族和满族。其中苗、回、满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先后从外地移入岭南的,壮、黎、瑶则是岭南越族后裔,畲族与岭南古越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由于范围广袤和地理位置等特点,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儒学传播和影响是极其久远深广的,因而岭南少数民族受儒学浸润熏染的程度也最为突出。

如果注目于历史上的辉煌时点,儒学在岭南的传播影响和发展,于两汉三国时期已蔚为大观,蔚然成风;唐代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宋明时期儒被岭南规模空前,形成灿然辉煌之势。总起来看儒学文化在岭南具有广泛的传播,深刻的影响,长足的发展。汉高祖和汉文帝时期,曾两次出使南越国的陆贾,主要怀抱儒学思想理论,说服南越政权臣服汉朝,可视为儒学传播岭南的开风气之先者。东汉时期,岭南开始出现一些郡守重视和实施创办学校,推行礼义教化,传播儒家经典,致使岭南华风丕变的情况,培育产生了知名而影响较大的儒学之士,甚至有岭南少数民族中的儒学佼佼者。岭南广信[⑩]西汉末东汉初的陈钦、陈元和陈坚卿祖孙三人,就是以经术文章而闻名的,号称“三陈”。有认为“三陈”是当今壮族,或至少是出生成长在壮族先民聚居地区的人[11]。陈钦研习《左氏春秋》,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著《陈氏春秋》,王莽从陈钦受《左氏》学。陈钦之子陈元传《费氏易》,其学术成就超过其父,与经学家桓谭、杜林、郑兴,均为当时的儒学宗师。陈元之子陈坚卿,“能承先志,殚精卒业”,也有名于当世。当时及后世,岭南士人常以三陈为范,慕风向学,兴起文教。后世广西不少书院均祀奉陈元,以激励后进学子读书明经。

汉末三国时期的苍梧人牟子,亦是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儒学传播影响的有染者。牟子世居苍梧,或为少数民族[12]。牟子原本儒生,精研儒家经传,亦读其他诸子百家书,后来致力于佛教研究,著《理惑论》。《牟子理惑论》采取问答体形式,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以论佛与道、儒不悖。从《理惑论》所引儒家经传看,《论语》、《孝经》、《左传》、《荀子》、《礼记》等,无不涉猎。因此,《理惑论》是一重要的佛学文献,客观上也是儒、道之论著,尤其是该著诞生于东汉末三国初年的岭南,对于当时岭南地区及其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自然也是佛儒道皆有的。

有唐一代,岭南地区的儒学传播和影响,岭南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儒学浸润和熏陶,具有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态势。中原许多儒士或到岭南任职,或坐事贬谪岭南,或因其他缘由流寓岭南。他们大多热心发展教育,传播文化。同时也有不少岭南人到中原求学或供职,接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并且唐王朝在岭南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开科取士,致使岭南地区各地私学官学发展。形成了岭南士人崇奉周孔之教,诵《诗》《书》,兴礼乐;出现了许多精通儒家经典的文人学者;儒家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输入进千百万百姓中。张九龄则是出自岭南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的一位儒者,被称为开元贤相。评价其贤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的。张九龄饱读经书,登进士第,以文才名世,曾任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他遵行周孔之道,受汉儒特别是今文经学派影响甚深,哲学上承袭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理论为指导,议论时政,以道事上,针砭时弊,以道匡弼,张九龄的儒家风范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执政过岭南,对岭南地区及其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哲学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均曾贬官岭南,对儒学在岭南地区及其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辟佛老兴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论,其最强烈的思想意识和戮力而为者,就是复兴儒学。他在中原为官时如此,贬谪岭南依然是如此。韩愈一生三入岭南,写下了在岭南传播儒学影响岭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历史篇章。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拜监察御史,因上疏条陈宫市之弊和《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遭贬连州阳山(今广东西北部)令。当今广东阳山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韩愈在阳山“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13],表明韩愈当时的影响。韩愈第三次入岭南是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刺史,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14]潮州地处僻远,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当今潮州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其中畲族居多,唐时文化相对落后。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做的一个最重要工作就是兴学校,办教育,传播儒学。明万历年间进士黄琮评价说:“潮故粤之东底,风气未辟。自昌黎请置乡校,延赵德为之师,而文学彬彬,遂称海滨邹鲁。”[15]可见韩愈在岭南及其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促进儒学的传播影响,其作用之大。柳宗元的政治生涯或许还不如韩愈,但其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遭一贬再贬的命运,不低于韩愈。柳宗元初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复贬为柳州刺史,故有柳柳州之称。柳宗元为儒学在岭南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与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自幼好佛”,欲“统合儒释”,但其以儒学为主体,守圣人之道、传仁义之教,复兴儒学的志向与韩愈同。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就保持与韩愈、刘禹锡互通声气,标揭“文以明道”之帜,表明其“本之《书》”、“本之《诗》、“本之《礼》”、“本之《春秋》”、“本之《易》”的“取道之原”。[16]他出任刺史的柳州,同样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礼仪教化低下,柳宗元并不鄙夷其民,而是施以礼法,坚信努力弘扬孔子之教,定可改观当地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17]柳宗元刺柳期间,重修孔庙,恢复府学,积极弘扬传播儒学,重视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礼仪教化,以致形成了当地人士向学问道,热心经术,崇奉儒学,敦尚礼义,蔚然成风的局面,并且“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18]

宋元明时期,儒被岭南并深刻影响岭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本地文人学者儒学之士相继涌现,其中不乏少数民族,他们是岭南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精英和儒学推进者。皇朝委任岭南的各级地方官吏,包括内地的和岭南本土的,多有崇儒重道、重教兴学、重视教化者,其执政岭南促进了社会风习的转变,各民族文明水准的提高。流放贬谪至岭南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官,对于这里的儒学传播、圣学倡明、经术推进,更是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宋明时期的岭南及其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衣冠礼度,并同中州”,儒学广被,庠序兴盛的局面,甚至产生了影响古今的儒学流派和重要代表人物。

岭南广西这一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宋时起儒学传播影响之风愈益深广。据记载,广西两宋应常科考试中进士者有二三百人,有明一代也在二百人以上,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的壮族子弟,如宋有区革、韦安、韦经、韦民望、韦雅安、区文焕、韦文虎、韦弥高、覃良机等,明有韦昭、韦广、李璧、李文凤等,他们均史乘留名,可称之为广西壮乡的显儒。另尚有众多博学多才、读书颇富,甚至被目为“书笥”但不求礼闱的壮族隐儒。[19]与科考和崇儒重道相联系,广西壮乡儒学传播影响之盛的另一标志是兴学重教、庠序日增,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层层设置,至明代府州县学有近70所、社学200多所,私学书院从始开始建到为数可观。南宋时广西书院即有9所,仅全州、静江府(今桂林)就有清湘书院、太极书院、明经书院和宣城书院。私塾和书院,发挥的同样是教授儒经、弘扬道学的重要作用。明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桂西壮族山区思恩府(治所今马山县,后治今武鸣县)的壮族知府岑瑛,崇尚师儒,于其郡请建学立师,以服行孔子之教,得到明英宗嘉许,于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建思恩府学,设儒学,置教授1人,训导4人。北宋时进士柳开曾知广西全州、桂州,以六经为范,兴教宏文,筑堂讲读,教化溪峒之民。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颐,皇祐元年(公元1049)应龚州(今广西平南)当时知州程珦之请,来到龚州为程颢程颐二兄弟教读,并还率二程到浔州(今广西桂平)讲学读书,当地一些士人亦从游受业,至今平南县尚有清人在石岩上所刻的“天南理窟”四字。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宋徽宗时遭贬被编管广西宜州一年有余,卒于该地。黄庭坚在宜州以“德义经术”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并以此教人勉人,与宜山壮族进士区革交谊甚厚,象征着与壮族这一少数民族间架起了儒学传播和各民族间相互影响的文化桥梁。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南宋儒学家张栻,曾为静江(今桂林)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他在帅桂期间,重视培养人才,倡导办学兴教,明伦纪,崇先贤,起旧典,毁淫窟,正礼俗,[20]在桂州这一“僻处岭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弘扬传播儒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阳明在晚年奉命到广西征讨,其政治生涯与心路历程交错复杂,但就其实际作为而言,王阳明秉持“用夏变夷”、“敷文来远”,使“边徼之地”化为“邹鲁之乡”的指导思想是很清楚的,于是他初到广西,就积极支持兴学,在南宁亲创敷文书院,并日与诸生讲学其中,宣扬至仁,诞敷文德,以使人人恢复本心,发现良知,从而达到消弭祸乱于未然的目的。良知说为王学的重要理论面貌和根本特色,而其身体力行地创办学校,传授经典,昌明理学,弘扬圣道,则不失其致良知之佳途。王阳明之后,广西重教兴学之风大盛,相继建立了广西思恩府阳明书院、武缘县修文书院和阳明书院、宾州敷文书院等等,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上所受到儒学的浸润和影响,是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所不可相比的。

北宋鸿儒苏轼与岭南尤其海南少数民族具有很不寻常的关系。苏轼因贬官谪居海南儋州(治所今海南儋县)三年,在这“天涯海角”被当时视为蛮貊瘴疠的“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21]之地,苏轼播撒下了儒学文化的种子,与海南黎族乡亲结下了深情厚谊,谱写了名垂后世民族团结平等的历史篇章。苏轼在儋与士民交游,收徒讲学,传授诗书礼乐,提倡道德教化,影响是深远的。他招收黎家弟子,传播儒学,意义尤其至巨。他与儋州黎族弟子黎子云兄弟成了好友,受其影响,苏轼表示要学黎族语、化为黎母民,他所讲学的讲堂,后来也发展成为东坡书院。在岭南或者说海南期间,苏轼倾心儒学,阐释儒家经典,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并命其子苏过作《孔子弟子别传》。苏轼虽然以贬谪身份寓居岭南,其在这里讲学著书的实践,却真正地推动了儒学在岭南的传播,增进了儒学在岭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影响,同时也使苏轼的儒学血脉里,溶入了黎族等岭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观念之流。

儒学广被岭南的另一重要之点,是在岭南崛起形成了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学流派江门学派。据悉当今江门有51个少数民族,为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地区,其中壮族占江门少数民族的六成。江门心学的创立者陈献章,生于广东新会居于广东江门,收徒讲学,弘扬儒学,从游甚众,弟子湛若水传其衣钵,发扬光大,创新发展。陈献章哲学的主旨是“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22]。湛若水则是“万事万物莫非心也”[23],“圣学功夫,……不过只是随处体认天理”[24]。“随处体认”,一定程度上显现的是陈献章“自然”、“养端倪”的心学特色;而随处体认的“天理”,潜蓄着的则是朱熹之学的实质。陈献章、湛若水创立和承传的江门学派,在明代儒学中独树一帜,影响大江南北,提升岭南文化,岭南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文化同时当然地也会受到濡染。


[①]东巴文是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主要为东巴教徒传授使用,书写东巴经文,故称东巴文。纳西话叫“思究鲁究”,意为“木迹石迹”,见木画木,见石画石。东巴文创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大约有1400个单字,至今仍为东巴(祭司)、研究者和艺术家所使用,被当今学者们认为比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和中国甲骨文字显得更为原始古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视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格巴文,亦译为“哥巴文”,是在明末清初,从东巴象形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标音文字。“哥巴”即弟子,“哥巴文”即东巴什罗后代弟子创造的文字,是对东巴文的改造和发展。东巴也用它写东巴经书。这种文字笔画简单,一字一音,比象形东巴文进了一步。哥巴文虽有2400多个符号,但重复较多,常用的只有500多字,标音不标调,同音和近音代替很多,致使运用不广。纳西族创造了东巴文和格巴文两种古文字,而且至今还在使用着,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是个奇迹。

[②]参见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2-253页。

[③](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明)谢肇淛《滇略》(卷四)载:“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教人捐配刀,读儒书,讲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

[④]《甘泉文集》卷三十一,第15页。

[⑤]《阳明全书》卷八,《书诸阳伯卷》。

[⑥]《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⑦]《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⑧]《阳明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⑨]岭南,历史上也曾包括属于中国皇朝统治的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⑩]广信,两汉时期的交州首府,位于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一带。

[11]见何成轩著:《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12]见何成轩著:《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13]《新唐书·韩愈传》。

[14]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

[15]黄琮:《重修潮州府儒学记》。

[16]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

[17]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柳宗元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

[18]《旧唐书·柳宗元列传》。

[19]参见何成轩著:《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6-227、229-230页。

[20]见何成轩著:《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21]《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22]《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17页。

[23]《甘泉文集》卷二十,《泗州两学讲章》。

[24]《甘泉文集》卷二十一,《四勿总箴》。




 来源:作者授权
相关文章
共有评论 0相关评论
发表我的评论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看不清楚,换张图片
0条评论    共1页   当前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