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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翰卿: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

时间:2011-04-24 12:33:44 点击:

   核心提示:知行观上的先后轻重问题,朱熹通过阐明“行重知要”、增益“格物致知”、强调“致知力行不可偏废”等,继承二程且有重大发展,由二程的知本、知重而行不为轻,演绎发展成为力行为重、知不为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的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理学儒学以修养工夫论为特色的知行理论。...

朱熹作为南宋和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家、闽学巨擘、理学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包括知行观在内的哲学思想,体系完备且有重大创造性发展。在知行观上,笔者不苟同学术界一般所持的程颐“重知轻行”、朱熹“重行轻知”的观点,而是认为,朱熹秉承程颐以知为重而不以行为轻的思想,提出“行重知要”,强调力行为重致知亦重,即完善发展成为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表明朱熹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难易轻重问题总结和完成性的发展,继承并超越了二程乃至先秦以降的儒学知行观。

一、“行重知要:朱熹重行而不轻知

在知行关系上,关于知行的先后轻重问题,朱熹承接二程,同时具有更大发展。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卷九,P.148又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2](卷二,《答程正思》)显而易见,在知行的先后次序问题上,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知先行后论;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朱熹超迈程颐知重行不轻的思想,坚持行为重却未表示知为轻。朱熹对二程洛学儒学的发展,可见一斑。

知先行后、知始行终、知本行从,是程颐在知行关系上的一个重要思想。程颐常举例说:“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3]P.187“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3]P.164朱熹承接程颐的知先行后说,并进行了更为细密的条分缕析。以知为先,以行为后,一定意义上就已经内蕴着以知不为轻而为重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倾向了。朱熹认为,从行要靠知的指导来说,先知才能后行。“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2](卷三,《答吴晦叔》)就一事而论,是有知先行后次序的。“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无第二著、第三著。”[1](卷十五,P.282知得到后,便凭着所得到的知去做。如知得为子应当孝,为臣应当忠,就按照孝和忠去事亲事君,没有别的规范。如果离知以言行,义理不明,就去践行,便会陷入空寂,朱熹对此非常反对。“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1](卷九,P.152他也曾引述程颐知路走路的道理进行说明:“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义理不明,如何践履?[1](卷九,P.152没有知加以指导,就无法去行动,因此,先知而后行。

朱熹先知后行的思想观念,也体现在他认为知得自然行得,没有知而不能行的。“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1](卷十八,P.390只要既知,自然见诸行,而不需要勉强,即知而必行,行必待于知;没有知而不行,行而无知的。“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1](卷九,P.152-153这就是知之愈明,穷理愈深,则行愈笃,而无过之不及的弊病。否则,无知而行,或穷理不深,便是硬行,或冥行。“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1](卷十四,P.281毋庸置疑,朱熹的知行论,与二程同是倾重于伦理道德之知与行。若抽象而论,或就一个具体知行过程来说,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即人的行为实践不能没有知的指导,只有知道或明白了行的道理,才会有正确的行动,这是正确合理的。“痛理会一番,如血战相似,然后涵养将去。……某如今虽便静坐,道理自见得。未能识得,涵养个甚!”[1](卷九,P.152然而,对于知而未及行,即知而不行的知行脱节来说,该如何看待呢?程朱认为只是“知未至”或“知尚浅”。朱熹云:论知之与行,“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周震亨问知至、意诚:“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朱熹答曰:“此只是知之未至。”[1](卷十五,P.301“知未至”、“知尚浅”,就是朱熹所说的“略知”,而未达“真知”,因而知行脱离,知了不做,或者知行分裂。当然,要获得真知,“又不是随众略知之外别有真知,更须别作道理寻求,但只就此略知得处著实实验,须有自然信得及处,便是真知也。”[2](卷五十九,《答赵恭父》)必须亲历其境,亲自去做,才会有著实体验,就像程颐所说,被虎伤者畏虎,乃真知虎者。朱熹也曾就此例说明只有亲历其境遇,便知得愈明,强调亲自实践的重要性,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意蕴。

不仅坚持知先行后的思想就已经潜蕴着知重而不轻的观念了,朱熹还扬弃并发展程颐“行难知亦难”的思想,提出“行实知要”之说,明确表示“知”的重要性。程颐强调“知”的重要作用,修正《古文尚书》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提出“行难知亦难”,认为“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未易也。……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难也。”[3]P.1192朱熹在程颐“行难知亦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突出强调“行”的重要性,坚持行为重但知不轻。朱熹云:“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1](卷十三,P.223朱熹的思想观念中,充溢着践行出“真知”、践行“知愈明”、行之实知之要、“行”是“知”的最终目标等理论意识。朱熹云:“须是认得个仁,又将身体验之,方真个知得这担子重,真个是难。世间有两种:有一种全不知者,固全无摸索处;又有一种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担者,如何知得他重与不重。所以学不贵徒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1](卷三十五,P.929“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1](卷九,P.148“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1](卷十三,P.222朱熹认为,人们要对一种事物的认识取得真知,必须有亲身的体验和实践。只知不行,认识是肤浅的;亲身践行之后,认识则能更清楚明晰。如果从三者来说,最重要,而”也重要,并非不重要,只是知与行相比较,行更为重要。因为只知不行,只是不知,或者说只是略知、是“知未至”和“知尚浅”。因此,“学博”、“知要”、“行实”,其重要性依次递进,而又同贵而不贱,重而不轻。朱熹说得很明确:“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1](卷十八,P.390真知不仅要以博学为前提,而且知的真诚与否,也要来检验,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1](卷十五,P.302朱熹的是从穷理始,以践行止,知的目的是践行,而诚意、正心、修身则是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朱熹以修养工夫为特色的知行观。

二、增益“格物致知”:朱熹承接二程而重知

在二程的知行观中,“格物致知”是对获知的过程和修养工夫的总概括,或者说是通过认知的途径以达到圣人精神境界的那种修养工夫。朱熹继承和发展二程关于“格物致知”的学说,成就了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的“格物致知”理论,表明朱熹非但不轻知,而是重行亦重知。

朱熹继承发展程颐“格物致知”重要性的思想,亲自补写《大学》“格物致知传”,以之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1]朱熹所以补写《大学格物致知传》,是在继承程颐进学在致知,学莫大于致知,以及改正《大学》思想的基础上,扬弃韩愈推本《大学》却又只讲正心诚意以上,而未论及格物致知的结果。朱熹既肯定韩愈著《原道》,使《大学》得闻于天下,又指出韩愈不讲格物致知的失误[2],表明朱熹对格物致知的重视,所补“格物致知传”成为了朱熹知论核心思想的集中概括,以及此后对“格物致知”的权威性解释,产生了久深的影响。

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内涵较二程更加丰满深入。一是明主宾之辨。朱熹认为,人心有知,万物有理,“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2](卷四十四,《答江德功》)联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途径与方法,即格物、致知。朱熹之“知”主要的涵义,当然是人心固有的道德之知,又叫“光明之德”。由于主客观的矛盾,使这种知识不能达到完全的自觉,不能实现出来。要使心中之知完全实现而无不尽,就要通过向外求知的方法,即格物穷理。所格之物的“物”,就是“事”和“物”,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包括人心中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1](卷五十七,P.1348事物之所以可格,朱熹认为是因为事物有“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是探格致之蕴。朱熹认为,格物之“格”,一为“尽”;二为“至”:

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1](卷十五,P.283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见《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可以看出,“格物”就是通过形而下的事物体认形而上的“理”。体认形而上的“理”,包括认识事物的规律和体认社会的人伦道德,并且朱熹将人伦道德之理置于自然之理之上,使其“格物”论的实质或最终内容成为穷至人伦道德之理,这是朱熹格物论的重要方面和突出特色。朱熹训解“致知”,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见《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1](卷十五,P.291

“致知”就是推极吾心固有的知识,使其无所不知。朱熹把“致知”喻为“镜”,“物欲”喻为“昏翳”,本来明亮之镜被昏翳了,要恢复光明必须擦去昏翳;本来人心无所不知,人性本善,现在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必须用致知的工夫清心寡欲,以明天理。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养知,保证心中的“理”不受物欲所蒙蔽,使之永远通明。朱熹的“致知”之学仍然主要是指道德的修养工夫。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二程相比较,二程倾重“察之于身”、“反求诸身”,其弟子杨时则进而提出,格物就是“反身之学”。对此,朱熹有所批评:“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中庸或问》卷二)朱熹的这种“致知”依赖于“格物”,致知便在格物中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将“格物”解为“接物”,因为他所说的“格物”,最终是穷事物之“理”;另一方面又认为穷理则必须接物,“格物”虽不是“接物”,却又必须从接物始,“若不格物,何缘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极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穷究。如此,则终无所止。”[1](卷十五,P.292其实,朱熹并非是反对“反身”之学,他只是反对只求于内而不求于外。格物之学,必须求之于外;求之于外,正是为了求之于内。这里彰显出朱熹对二程继承而又超越的关系。三是举积贯之要(即积累与贯通)。在怎样格物致知的问题上,朱熹基本上与程颐一致。程颐关于如何“格物致知”,总结起来是两个方面,即多端的途径和由积累而贯通的过程。朱熹也是如此。在多端的途径中,朱熹亦是更加强调读“圣贤之书”,使儒家认识论的伦理化特征得到进一步彰显。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是“格物工夫次第”,是认识的一种飞跃。这种“积贯”之说,与佛教禅宗南宗的直觉“顿悟”说相排斥,而却犀通着北宗的“渐悟”之论。同时,“格物致知”还包含多种层次,它由粗到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表、浅、粗是里、深、精的准备与积累,里、深、精是表、浅、粗的继续和发展。只有逐渐的积累,才有豁然的贯通,使认识达到飞跃的变化。这是朱熹格物致知辩证性的集中体现。

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观点,在进学致知的运思方面,强调和重视格物致知。朱熹“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1](卷九,P.150的知行理论,在穷理明知的工夫方面,仍然强调和重视格物致知,这不仅与主张不立文字,把道德理性主体化,强调直指本心的陆九渊心学知行观迥异其旨,而且将格物致知定格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进一步深化彰显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论,把程颐的知本知难说演绎成了“却是知字上重”。

三、行知并重:朱熹以修养工夫为理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

朱熹以行为重而不以知为轻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行知并重。朱熹云:

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1](卷十四,P.281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1](卷九,P.148

强调致知力行,不可阙一和偏废,坚持的就是行为重而知亦不为轻。朱熹的本来意味应该是,在行知并重的前提下或基础上,若知与行再作比较,“当以力行为重”。如果从朱熹的“行为重”,就逻辑地得出朱熹是“行重知轻”论或“重行轻知”,显然不是朱熹的思想逻辑,而是训解朱熹者所坚持的“知”与“行”轻重对立的思想逻辑。朱熹坚持的是知行统一论,思维逻辑坚持的是行为重知不必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因为从朱熹的论述看,他只云“论轻重,行为重”,而不曾说过“知为轻”。可见,如果说朱熹坚持的是“行重知轻”论,显然是不符合朱熹思想实际的。

朱熹行重知不轻的思想,还可以从他的知行常相须、互相发理论得到进一步证明。“常相须”就是知与行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缺一不可。“须”与“需”相通,资的意思。《正字通》:“须,资也。”朱熹云:“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1](卷九,P.148知与行犹如人之双足与双眼的关系,有眼无足不能走路,有足无眼看不见路,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偏废,即不能废弃一方,或以此代彼、以彼包此。朱熹认为,“且《中庸》言学问思辨,而后继以力行,程子于涵养、进学亦两言之,皆未尝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废也。”[2](卷三十三,《答吕伯恭》)进学、涵养,致知、力行俱到而不偏废、并著而不相离,朱熹的这一思想进一步表现在他的知行互相发之论中:

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1](卷九,P.149

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1](卷九,P.150

互相发即知与行互相发明、互相促进的关系。朱熹一再反复强调一定要知行相须不离、互发并进,如果“只恁行将去,无致知”,或者只讲致知,而不强调力行,朱熹都是非常反对的。于此可清楚地看出,朱熹重行、强调行、以行为重,同时不轻知、不废知、不以知为轻,而是以车两轮、鸟两翼、足与目的双重依赖关系,充分表明了他的行知并重、重行而不轻知的思想。在知的方面,朱熹强调知明、知至、知深和真知;在行的方面,朱熹强调行重、行笃、行实和工夫全在行。因此,依朱熹文本,何言朱熹是“行重知轻”呢?

从另一角度说,朱熹的知行理论,与其说是阐述致知与力行之间的关系,毋宁直接说是理学儒学的一种比较丰富完善的修养工夫论,具有与二程一样突出的伦理特色。当然,这并不否定朱熹知行论,亦较多地包含着科学认知的合理因素,与二程知行观一样体现出二重性特征。但这种二重性显然是包容在他们的修养工夫论之内的,或者说朱熹的知行论与二程的知行观同为儒学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相同的理论格调和思维价值取向,均以达到或成就儒家的“圣贤”为共同的修养目标。不过,朱熹的修养工夫论观点,也有与程颐不同的、显示出某种变化发展的特色。如前已述,朱熹较细致地辨析了理学工夫论之涵养与进学的关系,更加明确突出地强调二者的相即不离、相须互发。朱熹常常以涵养与穷理、居敬与穷理、涵养与穷索、主敬与致知等表达行与知,认为“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2](卷三十八,《答徐元敏》)“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1](卷九,P.150然而在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从致知力行的先后之序说,朱熹承接程颐,主知先行后说;从另一角度看,“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2](卷五十九,《答曹元可》)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这一点,是程颐所没有明确表述的。程颐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了“行之惟艰,此固是也”和强调“知难”亦肯定“行难”,有行不为轻之意,而却未有行为重之说。再者,在“涵养”工夫中,朱熹通过对“静”与“定”之内涵的新的解释,消解掉理学形成时期曾经是显示程颐与周敦颐、程颢之间在心性修养方面观念差异的敬与静、止与定的对立,也表现了朱熹儒学工夫论的变化发展。在北宋儒学中,关于静与敬,周敦颐“主静”,二程“主敬”。简单地说,在修养工夫上,周敦颐是主静而排欲;二程是主敬而立善,据此二程经常将“主敬”的工夫称之为“闲邪”,也就是始终保持人心的本然之善而勿使欲邪侵扰。这里显示出周程之间的差异性。而朱熹则认为,“静”是指无事时使心绪收束于、专一于“理”之规范,“莫令走作”,有事时,能按规范自然而行,“顺理而应”;“主敬”同样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1](卷十二,P.208在朱熹这里,“静”之内涵与“敬”是近同的、重合的,或者准确地说,“静”是被包容在、消融在“敬”之中了。所以朱熹云:“二先生(指二程)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2](卷四十五,《答廖子晦》)在二程那里 “静”与“敬”的对立,在朱熹这里不再存在。关于止与定,程颢曾以“内外两忘,澄然无事”[3]P.461来界说“定”,程颐则认为,“释氏多言定,圣人只言止”[3]P.201,并以“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无与也”[3]P.1172来界定“止”。“定”与“止”是两个内涵有区别的理论观念,两种有差异的心性修养方法——“忘境”以顺物或“顺理”以应物。而到朱熹这里,“定”与“止”的观念,就不再具有这种分别,而是将二者一致起来。朱熹认为止即定,定即止。《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对于这一句儒学经典,在朱熹看来,就是万物皆有“当止之所”,即各自应有之理,如果能顺乎理,止乎此,则心就能不为所动,就是“定”。所以,止就是定,由“止”即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会产生“定”的心里状态和精神境界。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同时,在朱熹看来,“内外两忘”,也就是“循理”,这样,程颢的“内外两忘,澄然无事”就并非是由“忘境”而是由“循理”所达到的一种无累的精神境界了。实际上,这也正是程颐“顺理应物”的“止”的修养境界。[4]P.522-524可见,朱熹同样消解了“定”与“止”的差异或对立。这样,“静”与“敬”、“定”与“止”,就都变成了儒学成圣成贤的心性修养论或者修养工夫论的方法途径了。在这里,朱熹知行论中的“力行”观念,完全成为儒家的“践履笃行”的“涵养”工夫和道德修养的“居敬”之论,其知行学说的伦理道德特色异常突出而彰显。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以行为重”,行重知要即重行而不轻知的知行统一观。从朱熹的这种思想观念中,还可以看到,朱熹强调“力行为重”,与二程“以知为本”、“知艰知难”思想形成理论上的互补性,共同鲜明地构成了程朱理学儒学知行并重的知行观。二程重知而不轻行,或者说重知乐行,在致知方面,论述甚多,强调甚重,于力行方面,尽管肯定了“行之惟艰,此固是也”,表明了行难而不轻,但与致知比较,穷理致知更为重要,所谓“识为本,行次之”。同时,程颐也初步论及知行相须、相资的观念。这样,在重行方面,就给朱熹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间。朱熹在继承程颐知先行后、知重而行非轻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既肯定了知先行后,突出了穷理致知的极端重要性,又充分强调涵养力行的非常意义,以力行为重的观点体现出对二程知行观的理论发展及其观念特色。还可以看到,从《古文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程颐的“行之惟艰,知亦自艰”,再到朱熹的“《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可以明显地体现出程朱理学儒学知行理论的变化发展轨迹,以及他们既薪火相传又继承发展的理论特点。《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知易行难”论,这一传统命题与《左传·昭公十八年》提出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观点,基本一致,共同开启了我国儒学知行观难易之辨的先声。程颐不违古训,继承“行之惟艰”的思想,又不囿旧说,修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提出“知未易也”、“行难知亦难”的观点,强调“知”的重要作用,把儒学知行观的难易之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论思维水平提升到一种更高的程度。朱熹一方面继承程颐“知未易也”、“行难知亦难”的理论观念,又从另一方面强调“力行”、“涵养”,提出“以力行为重”的思想,形式上似乎复归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命题,实质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知为先而行为重这种更富有辩证思维的思想观念。正是程朱间的这种继承发展、接讲创进关系,从而显示了程朱理学儒学在知行观或道德修养工夫论上的理论生命。当然,朱熹知行论的致知力行、穷理居敬的修养工夫论特色,主要是把人引导到道德的心性修养之途,而非是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和积极社会实践方向,这也是应当诟病的。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3]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崔大华.儒学引论[M.人民出版社,2001.



[1]朱熹所增补的《大学格物致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中华书局1983年。)

[2]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一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然其言极于正心诚意,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则是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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