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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翰卿: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时间:2011-09-09 19:14:35 点击:

核心提示: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在知行观上,学界一般认为程颐“重知轻行”、朱熹“重行轻知”。笔者以为朱熹是在程颐重知而不轻行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行重知要”,强调重力行而不轻知的思想,即完善发展成为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表明朱熹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难易轻重问题总结和完成性的发展,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朱熹知行论的孔孟之承和二程之继

儒学发展到宋代已有十三经。朱熹对儒学经典的研治,集宋学之大成,除对“六经”等诸经详加考释,探求本义,阐发义理外,主要地或者说更加重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称“四书”,著有《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被后世又称为经典的学术之作。朱熹学宗孔孟,集中表现在对“四书”学的重视,其知行观同样主要是通过发挥“四书”学之义理而创建起来的。对于“四书”,朱熹首先援引二程《改正大学》的先例,重订《大学》章句,且补写了“格物致知传”。在朱熹看来,《大学》是“为学纲目”,确定了“修身治人底规模”,只要抓住《大学》的“纲领”,即易贯通儒家其他经典。同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四书并行,几乎倾注毕生精力编著《四书集注》,以重新注释儒学经典的方法,详尽地发挥理学思想。并且朱熹为北宋

中期以来贬孟和尊孟的争论作了总结,确定了理学家尊孟的原则立场,《孟子》一书亦被提升到儒学经典的地位。朱熹的“四书”学,若从儒学经学说,可谓理学化的经学;若以理学言,可说是儒学经学化的理学。其中朱熹所增补的《大学格物致知传》,显然是在继承程颐格物致知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从“四书”与“六经”的关系来说,朱熹重“六经”更重“四书”,或者说视“四书”重于“六经”。朱熹一生对“四书”用力最勤、下工夫最多,集四十年之功加以理会,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首创“四书”之名,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作为整个儒学经典之学的基础,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四书”发明儒学道统,为建构和完善新儒学的道统思想体系进行论证,以“四书”阐发儒学义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理,把以往的“四书”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革新并改变了中国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按照朱熹的看法,认为《大学》一书系统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次第,是修身治学的纲领,奠定了“修身治人底规模”,所以“学问须以《大学》为先”[2]。《论语》发孔子之言,蕴涵着圣人之道,以传道立言,故在定道学规模之后,便要通过治《论语》来“立其根本”,掌握圣人之道的基本原则。《孟子》“义理精明”,发挥圣人之道处甚多,故在立道学根本后,就要从《孟子》中接着阐发义理。《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传心与传道相结合,重在发明圣人相传授受之微妙而难见的道心,故在思想逻辑上处在入道的深化提高阶段。[3]因此可见,《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或者说孔孟儒学是朱熹包括知行论在内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思想渊承。

从直接的渊源关系说,朱熹闽学就是洛学的完善、丰富和发展,代表着二程洛学儒学的最高成就。朱熹自述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4]朱熹的儒家经学思想、“四书”学思想、“四书”重于“六经”的思想、理学思想、儒学道统思想,等等,基本上皆是承接二程而来,是在二程儒学哲学的基础上发挥发展的。具体说,朱熹把洛学的天理论发展成完整形态的理气论;全面阐述和发展了洛学的格物致知论;更加完善了洛学的心性学说。从知行观来说,或者说从理学的道德修养践履力行与事理认知的工夫论来说,朱熹理学较完整地继承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观点。这一继承发展关系,若分解言之,可为三:第一,朱熹亦是将理学的全部修养工夫大体上区分为心性修养(“涵养”)和事理认知(“进学”)两个方面;第二,在“涵养”工夫中,朱熹亦以“敬”为最重要的、甚至是涵盖全体的修养方法;第三,在“进学”工夫中,即在对“致知”或“格物穷理”的解释中,朱熹亦完全沿袭了程颐的观点。这是对二程的继承。与程颐不同的是,朱熹较细致地辨析理学工夫论之涵养与进学(理学中,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力行”与“致知”)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朱熹看来,就其为共同达到儒家“圣贤”修养目标而言,两者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有先后轻重之分,朱熹坚持知为先而行为重。[5]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朱熹在知行论上对二程的创造性发展。

下面着重考察朱熹关于知行关系先后轻重问题的观念成就,从而阐明朱熹对于二程乃至整个中国儒学知行观继承发展、创新超越的关系,及其重要的思想影响。

二、朱熹重力行而不轻知、“行重知要”的知行统一观

与格物致知相联系,朱熹在知行关系上承接二程,同时具有更大的发展。

首先,承接程颐,朱熹也坚持知先行后说,但朱熹的缕析条分更加细致繁密。从行要靠知的指导来说,先知才能后行。朱熹说:“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6]这是说就一事而论,是有知先行后次序的。“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无第二著、第三著。”[7]知得到后,便凭着所得到的知去做。如知得为子应当孝,为臣应当忠,就按照孝和忠去事亲事君,没有别的规范。如果离知以言行,义理不明,就去践行,便会陷入空寂,朱熹对此是非常反对的。“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8]他曾以程颐知路走路的道理进行说明:“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义理不明,如何践履?”[9]就是说没有知加以指导,就无法去行动,因此先知而后行。“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10]

从知得自觉而行来说,既知则自然行得,没有知而不能行的。这也是朱熹的先知后行之意。“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11]只要既知,自然见诸行,而不需要勉强,即知而必行,行必待于知;没有知而不行,行而无知的。“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12]这就是知之愈明,穷理愈深,则行愈笃,而无过之不及的弊病。否则,无知而行,或穷理不深,便是硬行,或冥行。“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13]毋庸置疑,朱熹的知行论,与二程同是倾重于伦理道德之知与行。如果抽象而论,或就一个具体知行过程来说,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即人的行为实践不能没有知的指导,只有知道或明白了行的道理,才会有正确的行动,这应当说是正确合理的。“痛理会一番,如血战相似,然后涵养将去。……某如今虽便静坐,道理自见得。未能识得,涵养个甚!”[14]

对于知而未及行,即知而不行的知行脱节来说,朱熹认为这只是“知未至”,或“知尚浅”。朱熹说:论知之与行,“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周震亨问知至、意诚,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朱熹回答说:“此只是知之未至。”[15]“知未至”、“知尚浅”,就是朱熹所说的“略知”,而未达“真知”,因而知行脱离,知了不做,或者知行分裂。当然,要获得真知,“又不是随众略知之外别有真知,更须别作道理寻求,但只就此略知得处著实实验,须有自然信得及处,便是真知也。”[16]必须亲历其境,亲自去做,才会有著实体验,就像程颐所说的被虎伤者畏虎,乃真知虎者。朱熹也曾就此例说明只有亲历其境遇,便知得愈明,强调亲自实践的重要性,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意蕴。

其次,扬弃并发展程颐“行难知亦难”的思想,朱熹坚持“行重知要”说。程颐强调“知”的重要作用,修正《古文尚书》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提出“行难知亦难”的论断,认为“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往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难也。”[17]朱熹在程颐“行难知亦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更加强调了“行”的重要性,以行重而不言知轻为之论。我们来看朱熹的论述:“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18]“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9]“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20]不难看出,在知行的先后次序问题上,朱熹继承程颐,坚持知先行后论;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朱熹超迈程颐知重行不轻的思想,坚持行为重而却从不以知为轻。朱熹对二程洛学儒学的发展,可见一斑。

朱熹关于“行为重”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是践行出“真知”。朱熹在谈到“体仁”的工夫时说:“须是认得个仁,又将身体验之,方真个知得这担子重,真个是难。世间有两种:有一种全不知者,固全无摸索处;又有一种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担者,如何知得他重与不重。所以学不贵徒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21]就是说人们要对一种事物的认识取得“真知”,必须有亲身的体验和实践。二是践行“知愈明”。朱熹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22]只知不行,认识是肤浅的;亲身践行之后,认识则能更清楚明晰。三是行实知要。朱熹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23]朱熹认为,“学”、“知”、“行”三者,“行”是最重要的,而“知”也重要,并非不重要,只是知与行相比较,行更为重要。因为只知不行,只是不知,或者说只是略知,是“知未至”和“知尚浅”。朱熹说得很清楚:“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24]知的真诚与否,也要由“行”来检验,“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25]四是“行”是“知”的最终目标。朱熹说:“学者实下功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理会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将去。”“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26]可见朱熹的“知”是从“穷理”始,以践行止,知的目的是践行。“行”什么?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行”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朱熹以修养工夫为特色的知行观。

朱熹以行为重而又不以知为轻,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行知并重。朱熹这方面的论述亦很多:“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27]“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28]这些论述足以说明朱熹坚持行为重,同时也并未认为知为轻。他的本意应当是,在行知并重的前提下或者基础上,若知与行二重再作比较,朱熹明确坚持“当以力行为重”。如果从朱熹的“行为重”,就逻辑地得出朱熹是“行重知轻”论,显然不是朱熹的思想逻辑,而是训解朱熹者知与行轻重对立的思想逻辑。朱熹坚持的是知行统一论,思维逻辑坚持的是行为重知不必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因为从朱熹的论述看,他只说“论轻重,行为重”,而没有说“论轻重,行为重,知为轻”。可见,如果说朱熹坚持的是“行重知轻”论,显然不符合朱熹的思想实际。

朱熹的这种行为重而知不为轻的思想,还可以从他的知行常相须、互相发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常相须”就是知与行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这里“须”与“需”通,资的意思,《正字通》:“须,资也。”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圣贤说知,便说行。”[29]知与行犹如人之双足与双眼的关系,有眼无足不能走路,有足无眼看不见路,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偏废,即不能废弃一方,或以此代彼、以彼包此。朱熹认为,“且《中庸》言学问思辨,而后继以力行,程子于涵养、进学亦两言之,皆未尝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废也。”[30]进学、涵养,致知、力行俱到而不偏废、并著而不相离,朱熹的这一思想进一步表现在他的知行互相发之论中。当有人问:张南轩说“致知、力行互相发”是何道理时,朱熹说:“未须理会相发,且各项做将去。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相发。今人知不得,便推说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说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没长进。”[31]互相发就是知与行互相发明、互相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32]如此等等,朱熹一再反复地强调一定要知行相须不离、互发并进,如果“只恁行将去,无致知”,或者只讲致知,而不强调力行,朱熹都是非常反对的。于此亦可清楚地看出,朱熹重行、强调行、以行为重,同时不轻知、不废知、不以知为轻,而是以车两轮、鸟两翼之喻,足与目的双重依赖关系,充分表明了他的行知并重、重行而从未轻知的思想。在知的方面,朱熹强调知明、知至、知深和真知;在行的方面,朱熹强调行重、行笃、行实和工夫全在行。因此,依朱熹文本,何言朱熹是“行重知轻”呢?

三、朱熹知行观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影响

审视评价朱熹的知行论,与二程知行思想相比较,既有非常共同的理论特征,又有朱熹独特的理论发展。

第一,完整继承二程知行观“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维范式,朱熹的知行理论,与其说是阐述致知与力行之间的关系,毋宁直接说是理学儒学的一种比较丰富完善的修养工夫论,具有与二程一样突出的伦理特色。当然,这样的理论审视并不否定朱熹知行论,亦较多地包含着科学认知的合理因素,与二程知行观一样体现出二重性特征。但这种二重性显然是包容在他们的修养工夫论之内的,或者说,朱熹的知行论与二程的知行观同为儒学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相同的理论格调和思维价值取向,均以达到或成就儒家的“圣贤”为共同的修养目标。不过,朱熹的修养工夫论观点,也有两点与程颐不同的、显示出某种变化发展的特色。其一,如前已述,朱熹较细致地辨析了理学工夫论之涵养与进学的关系,更加明确突出地强调二者的相即不离、相须互发。朱熹常常以涵养与穷理、居敬与穷理、涵养与穷索、主敬与致知等表达行与知,认为“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33]“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34]然而在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从致知力行的先后之序角度说,朱熹承接程颐,主知先行后说;从另一角度看,“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35]朱熹强调提出“以力行为重”。这一点,是程颐所没有明确论述的。程颐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了“行之惟艰,此固是也”和强调“知难”亦肯定“行难”,有行不为轻之意,而却未有行为重之说。其二,在“涵养”工夫中,朱熹通过对“静”与“定”之内涵的新的解释,消解掉理学形成时期曾经是显示程颐与周敦颐、程颢之间在心性修养方面观念差异的敬与静、止与定的对立,也表现了朱熹儒学工夫论的变化发展。在北宋儒学中,关于静与敬,周敦颐“主静”,二程“主敬”。简单地说,在修养工夫上,周敦颐是主静而排欲;二程是主敬而立善,据此二程经常将“主敬”的工夫称之为“闲邪”,也就是始终保持人心的本然之善而勿使欲邪侵扰。这里显示出周程之间的差异性。而朱熹则认为,“静”是指无事时使心绪收束于、专一于“理”之规范,“莫令走作”,有事时,能按规范自然而行,“顺理而应”;“主敬”同样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36]在朱熹这里,“静”之内涵与“敬”是近同的、重合的,或者准确地说,“静”是被包容在、消融在“敬”之中了。所以朱熹说:“二先生(指二程)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37]在二程那里 “静”与“敬”的对立,在朱熹这里不再存在。关于止与定,程颢曾以“内外两忘,澄然无事”[38]来界说“定”,程颐则认为,“释氏多言定,圣人只言止”[39],并以“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无与也”[40]来界定“止”。“定”与“止”是两个内涵有区别的理论观念,两种有差异的心性修养方法——“忘境”以顺物或“顺理”以应物。而到朱熹这里,“定”与“止”的观念,就不再具有这种分别,而是将二者一致起来。具体说来,朱熹认为,止即定,定即止。《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对于这一句儒学经典,在朱熹看来,就是万物皆有“当止之所”,即各自应有之理,如果能顺乎理,止乎此,则心就能不为所动,就是“定”。所以,止就是定,由“止”即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会产生“定”的心里状态和精神境界。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同时,在朱熹看来,“内外两忘”,也就是“循理”,这样,程颢的“内外两忘,澄然无事”就并非是由“忘境”而是由“循理”所达到的一种无累的精神境界了。实际上,这也正是程颐“顺理应物”的“止”的修养境界。可见,朱熹同样消解了“定”与“止”的差异或对立。这样,“静”与“敬”、“定”与“止”,就都变成了儒学成圣成贤的心性修养论或者修养工夫论的方法途径了。在这里,朱熹知行论中的“力行”观念,完全成为儒家的“践履笃行”的“涵养”工夫和道德修养的“居敬”之论,其知行学说的伦理道德特色异常突出而彰显。

第二,朱熹的知行理论是“以行为重”,行重知要即重行而不轻知的知行统一观。如前所述,关于朱熹“以力行为重”,而未见“知为轻”之论,或者说,朱熹坚持“力行为重”、“致知”亦“重”的观念,已有较详的辨析。这里,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加以评述。一是朱熹强调“力行为重”,与二程“以知为本”、“知艰知难”思想形成理论上的互补性,共同构成了程朱理学儒学知行并重的知行观。二程重知而不轻行,或者说重知乐行,在致知方面,论述甚多,强调甚重,于力行方面,尽管肯定了“行之惟艰,此固是也”,表明了行难而不轻,但与致知比较,穷理致知更为重要,所谓“识为本,行次之”。同时,程颐也初步论及知行相须、相资的观念。这样,在重行方面,就给朱熹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间。朱熹在继承程颐知先行后、知重而行非轻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既肯定了知先行后,突出了穷理致知的极端重要性,又充分强调涵养力行的非常意义,以力行为重的观点体现出对二程知行观的理论发展及其观念特色。二是从《古文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程颐的“行之惟艰,知亦自艰”,再到朱熹的“《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程朱理学儒学知行理论的变化发展轨迹,以及他们既薪火相传又继承发展的理论特点。《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知易行难”论,这一传统命题与《左传·昭公十八年》提出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观点基本一致,共同开启了我国儒学知行观难易之辨的先声。程颐不违古训,继承“行之惟艰”的思想,又不囿旧说,修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提出“知未易也”、“行难知亦难”的观点,强调“知”的重要作用,把儒学知行观的难易之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论思维水平提升到一种更高的程度。朱熹一方面继承程颐“知未易也”、“行难知亦难”的理论观念,又从另一方面强调“力行”、“涵养”,提出“以力行为重”的思想,形式上好像复归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命题,实质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知为先而行为重这种更富有辩证思维的思想观念。正是程朱间的这种继承发展、接讲创进关系,从而显示了程朱理学儒学在知行观或道德修养工夫上的理论生命。

第三,在我国儒学知行学说发展的历史上,朱熹的知行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贡献,占居突出的理论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在已有思想资料,特别是二程知行观的理论基础上,直接借助对《大学》治学体系和《尚书》、《语》、《孟》等儒学经典的训解,阐发出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格物致知论和知行关系论,从知行观角度,明确提出了“吾心之知”和“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这种具有主客体对立意义的心物之论和“主宾之辨”,强调在即物穷理基础上而格物致知,致知便在格物中,穷理致知的目的在力行,由此展开了对知行关系的全面论述,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要、知行相须互发等等,在各方面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对中国儒学知行学说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仅从“知行相须互发”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既是对程颐初步提出知行“相须”“相资”理论观念的深化和丰富,对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朱熹一同被誉为“东南三贤”的湖湘学派张栻、金华学派吕祖谦学本程颐,与朱熹同持“知行相须互发”之论,另有南宋陈淳也受到朱熹“知行互发”的影响,主张“知行互发并进”,明代以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罗钦顺的“知行并进”论、王廷相的“知行兼举”论、王夫之的“知行相资”论,等等,可以说无不从朱熹“知行相须互发”所播下的理论种子汲取了营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朱熹知行论的致知力行、穷理居敬的修养工夫论特色,主要是把人引导到道德的心性修养之途,而非是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和积极社会实践方向,及其“知先行后”论,显然是应当诟病的。总之,朱熹作为南宋和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家、闽学巨擘、理学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包括知行观在内的哲学思想,既体系完备又有重大创造性发展,其重行而不轻知的知行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是现代可贵而积极的思想观念资源。

参考文献:

[1]参见蔡方鹿著:《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2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49页,中华书局1986年。

[3]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26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

[5]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第520~522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6]《朱文公文集》卷三,《答吴晦叔》。

[7]《朱子语类》卷十五,第282页。

[8]《朱子语类》卷九,第152页。

[9]《朱子语类》卷九,第152页。

[10]《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

[11]《朱子语类》卷十八,第390页。

[12]《朱子语类》卷九,第152~153页。

[13]《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81页。

[14]《朱子语类》卷九,第152页。

[15]《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1页。

[16]《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赵恭父》。

[17]《二程集》,第119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3页。

[19]《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20]《朱文公文集》卷二,《答程正思》。

[21]《朱子语类》卷三十五,第929页。

[22]《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23]《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

[24]《朱子语类》卷十八,第390页。

[25]《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2页。

[26]《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32、222页。

[27]《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81页。

[28]《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29]《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30]《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

[31]《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32]《朱子语类》卷九,第150页。

[33]《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徐元敏》。

[34]《朱子语类》卷九,第150页。

[35]《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

[36]《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8页。

[37]《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38]《二程集》,第461页。

[39]《二程集》,第201页。

[40]《二程集》,第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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