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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翰卿:论墨学的创立及其文化精神

时间:2011-09-09 19:11:13 点击:

核心提示:墨学是以兼爱思想为核心,广涉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军事等诸多领域和方面的学说体系。墨学自成一家,卓然不群,有其原始创新的重大意义。墨学的文化精神在先秦形成广泛深刻的重大影响,与儒学并显,可见其非凡的社会历史作用。然而墨学的思想创造并非没有根源,亦有其文化渊承和活水源头。本文试就墨...

墨学是以兼爱思想为核心,广涉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军事等诸多领域和方面的学说体系。墨学自成一家,卓然不群,有其原始创新的重大意义。墨学的文化精神在先秦形成广泛深刻的重大影响,与儒学并显,可见其非凡的社会历史作用。然而墨学的思想创造并非没有根源,亦有其文化渊承和活水源头。本文试就墨学的创立及其文化精神作一综合性考察,以述己见。

一、墨学的创立

墨学的创立,综合传统和时人诸说,其思想渊源主要在于三方面。

其一,从《墨子》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墨子崇禹圣,其学出于夏礼。墨学出于夏礼,是清乾隆年间的早期《墨子》校勘家孙星衍先生的看法。他说:“墨子与孔子异,其学出于夏礼。”“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又有《明鬼》,是至孝鬼神之意;《兼爱》是尽力沟洫之义。……列子称禹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墨。……其节葬,亦禹法也。……三月之丧,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

墨子效法大禹,崇尚尧舜禹汤文武尤其是夏禹,墨学与夏文化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的。《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与墨子同处战国时代的庄子,肯定了墨子崇尚夏道、效法大禹的行为特征和遵循禹道的思想面貌。《淮南子·要略》载:“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锸,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 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从《墨子》书中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可以显现出禹对墨子思想的很大影响。《列子·杨朱》篇云:“禽子曰:‘……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禽滑厘是墨子的大弟子,其将大禹、墨翟并称,表明禽子亦是认为禹墨同道、思想一脉。《墨子·兼爱》说:“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墨子所谓的兼,也是取法于大禹的。基于此,至少可以说,墨子思想与夏文化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从禹的行为特征和禹道大法中继承了较多的观念因素和精神营养。

其二,墨学的另一主要思想渊源,是《淮南子·要略》所说的,“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或者准确地说,墨学是出于儒而非儒和反儒。出于儒,即墨子早年曾在鲁国系统地学习。鲁国是儒家文化的直接发源地,同时长期受周文化的浓厚影响和熏陶,因此儒文化亦可说即周鲁文化的代表。《吕氏春秋·当染》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史角为周王朝礼官。史角之后在鲁,必详谙儒家文化,墨子从其学,应该说墨子是有儒学基础的。《淮南子·主术训》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墨子》中多引《诗经》、《尚书》,可以为证。即使孔子,墨子受其影响亦很显著,或者说墨子的观念是由孔子的思想引发而来。如墨子的兼爱、尚贤、节用、节葬、明鬼、非命、非乐,等等论题,与孔子的思想观念迥然相异,而所论问题却是相同的。从孔墨的先后相继性来说,只能是墨子虽非儒反儒而却出于儒。所谓非儒反儒,即《淮南子·要略》承上所说,墨子“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説,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表明墨子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超越意识和创新思想,而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否则,墨子也只能成为儒学后继者而不可能创立墨学了。

其三,墨学的创立,还是宋文化浸染的结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指出,“然亦有谓墨子之学为与宋有关者。”由此,例举了清人俞正燮的观点说,“兼爱非攻,盖宋人之敝”。“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牼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等。冯友兰认为,“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以自苦为极’,……有宋人之风。或者墨子先在鲁受孔子……之影响。及后为宋大夫,又合宋人兼爱非攻之教,遂成墨学欤?”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为宋大夫,多以为是。既为宋大夫,居宋亦自不待言。所以,在墨子时代,墨家学派的活动大致是以宋为中心的,或者说,墨家学派的最初兴起是在鲁、宋一带,后来向四方传播和流布。儒家势力在鲁国地区影响广大,墨子尽管长期居鲁和与儒者辩论,但在鲁国自然受到儒家之限。后来墨子在宋做了大夫,其活动中心转移至宋无疑,那么其学派形成深受宋地域文化的影响,当不成问题。《庄子·天下》说:“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所总结的墨家学派这些观念特征、这种质朴坚韧的行为作风,或许与宋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相近的,或者说宋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即是如此。从诸相关资料分析,宋地民风淳朴,注重仁义,“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墨家学派的思想特点与此基本吻合。

综上所述,墨学是在受到夏文化的熏陶,儒文化的洗礼,宋文化的浸染,综合创造而形成的,墨学的创立具有夏文化土壤的培壅,儒文化营养的逆供,宋文化雨露的滋润等特征。从这里,我们也与墨子其人相互印证:应该可以说,墨子乃出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自幼身处禹夏文化的影响之中,且出身平民,早年就有从事生产实践的社会基础,继而至鲁“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为宋大夫,在社会实践中广收生徒,弟子数百,遂成学派,创立墨学,晚年归隐鲁阳故里并仙逝于此。这是我们从历史文献记载及现世研究关于墨子的东鳞西爪的资料中,所作出的综合性判断。

二、墨学的文化精神

墨学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为标准,衡量现实社会各层面各种各样的冲突,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张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现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一个层面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精神。

1、兼爱和谐精神

墨家文化主张兼爱,国家、社会、人人普遍地达到兼爱友善,是墨子的理想追求。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这样的社会理想,充满了友爱和谐,尽管带有很大空想成分,却体现着墨子所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即人民大众的期盼和向往。

墨家学说在我国先秦时期,被称为“世之显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尔后的墨家其学衰微,但其或隐或显的社会影响并非荡然不存,特别是在民间对于平民的重要影响,随着历史上中原地区人祸天灾的频仍发生乃至加剧,墨学中求实节俭、兼爱友善的精神,应该说由源到流潜移默化的积淀了下来,以致形成为一种传统或精神品格。

墨学兼爱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珠子。墨子从圣王之道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审察社会、国家、人生的种种弊端、冲突和危机,追究其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冲突和危机的终极原因是不相爱。兼爱与不相爱是社会治乱、人民众寡、国家富贫的决定因素和终极根源。这就使爱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价值。

墨学的兼爱精神是一种大爱无私的精神。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是别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自身还是别人,都一视同仁。这种无亲疏、无差等的兼爱,不是自私自利的爱,是平均平等的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之爱。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爱有亲疏的爱,性质是迥然有异的。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是“兼爱”;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语)的“推”,是有“亲疏”、“差等”的“推爱”。尽管在当时存有“亲亲”、“尊尊”的社会结构中,推行墨子的“兼爱”,是不现实的。孟子猛烈地批判墨子“兼爱是无父”,无异于禽兽,是有罪过的。但墨子的兼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

墨学兼爱无私的精神就是一种仁义精神。墨学之“兼”,是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便是仁和义。“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爱人利人的仁义道德交往行为,既顺天意、得天赏,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义的道德使命。墨子贵义重利。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所以重利,是因为“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交利,不可分割;爱人利人即是仁和义。儒家对义的追求,不以功利为目的,往往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贵义而贱利。追求的是道德理想和人格的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内涵。墨家却利涵义中,利是兼相爱行为的准则,是“爱利万民”,从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价值,这种天下之利,是一种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义,所以爱利兼举。

墨学主张和贯彻兼爱精神,所期待的社会理想便是社会和谐,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是普遍和谐,包括天地和,阴阳和,国家和,万民和,上下和,兄弟和,肌肤和,等等。和谐精神与兼爱精神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即兼爱和谐精神。墨子认为:“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天下万物、四海之内,都是合于天地之情、阴阳之和而没有例外的,即使至圣也不能改变。因此就应该顺应天意,燮理阴阳,天下和合,以和为本。要达到和谐、和合,根本的和重要的是做到“兼爱”、“俭节”。“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墨学尚节俭的精神,包括节用、节葬、非乐等。如节用,墨子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所以如此,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尚俭节疾淫佚的目的,是国家民族昌盛富强,社会人民和谐太平。俭节则富、则庶、则治;淫佚则贫、则寡、则乱。总之,兼相爱则天下和谐,不相爱则生祸篡怨恨,天下就不会和谐。凡事做到有节,即节制、节俭、节省、节用,是致天下和谐之一途。

2、科学求实精神

墨学在科学史上做出的贡献是划时代的,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水平。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的科学“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墨学在我国的先秦时代,李约瑟的这些论断,理所当然地应是涵括着墨学的科学成就这一历史前提的。墨学的科学成就,包括物理学、数学、光学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明珠。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是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求故明法”是墨学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和机制,是墨学科学精神的突出表现。墨家的科学技术活动,既强调依赖感觉器官,又重视思虑的重要作用,并且说:“传授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分析获得知识的不同途径,强调“亲知”。

科学精神即求真、求实的精神。求实精神以崇尚实际、务求实事、实行、实功、实用、实效为基本特征。墨学在价值取向上有两种:一是相信有能够赏善罚暴的意志之天和鬼神的存在,社会人事的一切活动都会得到天鬼的赏罚;二是标举力行、情实、效用的极端重要性,竭力推许务实精神和人的积极有益的作为。究其实质,墨子则在于强调后者,即强调一种实的精神,其“尊天事鬼”只不过是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服务于这种实的精神的弘扬罢了。在认识论方面,墨子的言有三表、取实予名等思想,更进一步深刻体现了墨学重视实际经验、实闻实见、实用实利的精神。墨子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有原”、“有用”,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求实际、重实用的精神,体现着墨学文化重视现实实践和功用的功利价值取向,以及求实务实的思想风格。后期墨家把知实和为社会实践服务作为价值目标,既提出了“以名举实”、“举,拟实也”,“名实偶,合也。志行,为也”的唯物论思想,还把 墨子“义”和“利”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义,利也”的功利学说,并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乃至生理学、社会学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墨学这种重实、崇实、则实的理论取向,与其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深刻联系,统一起来说,即科学求实精神。

3、自苦救世精神

从兼爱和谐精神出发,墨学在对己、对人的关系上,对己是“损己”、“自苦”;对人是“爱人”、“利人”,合而言之,损己自苦以爱人利人,或者说,墨学的主张是为公为社会为大家可以不记个人得失利害乃至损己自苦以利天下救世人。

《庄子·天下》载:墨子称道大禹的行为和功德,要继承、发扬大禹那种不怕艰苦,终日乾乾、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夏禹为典范,让生徒也身穿裘褐衣,足登木屐草鞋,“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赞叹墨子“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的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反对奢靡的精神,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天下国家社会太平,和谐和平,人民大众、万民百姓各得其所,各得所安,和合兼善,等等为目标、为追求、为使命的,是为真正的“仁义之事”而“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济世救世精神,因而是一种真正“公而无私”,高尚伟大,具有不朽价值的精神。

墨子“止楚伐宋”之事,已为世人称颂。楚国欲攻伐宋国,墨子知道后便义无反顾地到楚国去,裂裳裹足一连走了十个日夜,赶到楚国郢,说服楚国之王。认为宋国无有罪过,是一弱国小国,对其无罪而攻,以大攻小,以强劫弱,是不仁不智的。最后终于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头,化解了一场国破人亡、不义不仁的攻伐。墨子的非攻精神,是一种古代的和平主义精神,是其兼爱精神在攻伐之事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非攻是基于对各诸侯国间命运的关怀,民众生命的关爱,财产、城镇、文物等的关惜,所以非攻与兼爱联系在一起。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攻伐的义与不义,是攻伐的道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在这一义举中,对自己的劳顿之苦乃至生命危险,对止楚伐宋之功,却无任何计较。这是墨子自苦救世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

从理论层面来说,《墨子·鲁问》篇载有一段墨子与鲁人吴虑的对话,墨子问:假设天下人都不知道耕种,请问教人耕种与不教人耕种而只是独自耕种的人,谁的功劳大?吴虑回答说:教人耕种的人功劳大。墨子又问:假设进攻不义的国家,击鼓叫大家进行战斗与不击鼓只是独自进行战斗的人,谁的功劳大?吴虑回答:击鼓叫大家进行战斗的人功劳大。墨子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即天下平民百姓少有知道仁义的,用仁义教导天下的人其功也就大,何不努力宣讲仁义呢?假若我能鼓励大家去行“义”,我所讲的义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了吗?表明墨子主张积极地宣传推行仁义,积极地救世济世,为天下百姓做出更大贡献。墨子行仁义积极救世的理论观念是强烈的,将这种理论观念付诸实践而笃行亲为更不遗余力,同时另一方面,极力地约束限制自己,“以自苦为极”,不邀功不嫌苦,这就是墨家的品行和风格,这就是墨家的自苦救世精神。

墨学文化精神是丰富的。这里索性以兼爱和谐精神、科学求实精神、自苦救世精神,视为墨学文化精神的某些重要方面,且彼此相为表里和贯穿。墨学有其文化上的源头和承继,其学说中卓越的思想理论精华和积极的文化精神,更具有超越和创新的价值意义。探取和挖掘墨学积极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展与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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