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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来德:庄子四讲

时间:2011-10-20 16:36:39 点击:

核心提示:《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

  《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方汉学家的各种译本和所做的各种诠释,也高明于中国历代文人及现代学者的诸种阐释。

  后来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庄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至少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谓的哲人,指的是这么一个人:一是他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是根据自己对自我、他人及外界的亲身体会进行思考的;二是他注意参考在他同时及在他以前的别的哲人的思考;三是他对语言的陷阱又有敏锐的感悟,因此十分谨慎地运用语言。

  因此,每次要去研究《庄子》的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首先问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么概念,而是他在谈论哪种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经验中哪一个方面。

  维根斯坦是这么说的:“早晚要从解释回到描述上来。”在他后期的哲学中,他就是这样,对一些最基本的现象耐心地、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描述。而我有一天意识到了,庄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段落中,也是这样做的。

  维根斯坦说,要停在描述上。这意味着两点:一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的活动,转而全心全意地检视我们眼前的或是甚至离我们更近的现象;二是要以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花足时间,找准词汇,抵御话语本身的牵引,强迫语言准确表达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只是表达那些东西。后一点则要求对语言有极高的驾驭能力,而维根斯坦和庄子,虽然如此迥异,却都是出色的作家。

  我所谓的经验,指的是我们一切有意识的活动的基础。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基础,但一般并不注意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近,而且太过普通。我们平常不关注它,但是可以逐渐察觉它,去认识它。这需要培养一种特殊的注意力,而要读好《庄子》,正好需要培养这样的注意力。

庄子说,人都误以为言语能让他们把握到事物的真实情况。他说,这一错误是因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人在知觉的时候,就不曾言说,在言说时就不能知觉。维根斯坦曾观察到这一点:“我在看某物的时候,就不能想象它。”反过来,他还好:“我们在想象某物的时候,便不曾观察它。”哲学家和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克服这种天然的相互排斥关系,让言语和感性现实相对照,而当言语误导我们的时候则要纠正它。

  孔子作为一代宗师,一位仪式专家,一名精通礼乐的博学大家,是个在各个方面严格遵守规则的人,他面对瀑布“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壮观景象,看到的是一种超凡绝尘的情景,无法想象人可以出没其间,却竟然在其中看到了一个人,当然只能是一个“有苦而欲死”的不幸之人。可是数百步开外,冒出水面的不是一个求救的人,而那游水的男子从水里出来之后,居然唱着歌,沿着河岸散步。这个场景中,所有细节都很重要。游水男子披头散发,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肯定是规规矩矩地梳着发髻;他是独自一个人,而宗师和弟子却构成一个小阶序社会;他悠然散步,而孔子那些人却心急如焚。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了,原则上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行动越舒缓,这里却是孔子在追他的学生,而他的学生在追那个孤独的人。很显然,这里的激流漩涡指的不只是水,而是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当中,所有外在和内在于我们的一同运作的所有力量。

  这一解读之所以更准确、更可靠,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展现文章整体的效应,能够更全面地说明作者是如何采取了词法、句法、逻辑、文学、戏剧的手法来表达思想。

  他们是“生于陵”的普通人或匠人(游水男子、庖丁、轮扁,却跟显赫的君王或是名师孔子及其高足对话,在他们身上又看不到任何过分恭敬的态度。其技艺之不断精进赋予了他们独立人格和清醒的思维。

  我不是先决地认定庄子是一位中国思想家,或是道家或是其他的什么家,然后再相应地去解读他,而是力求用批判的眼光,本站严谨而灵活的态度去解读,然后才去判断我的发现是否符合既有的观念。如果发现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我还会去思考它们从何而来,是何时出现的,是起始于哪种错误、哪类蒙昧或是哪些扭曲。

  在词法与句法所允许的范围里,经验才是翻译最终的根据。我认为,在庄子笔下,“道”这个词还不曾表示一种已经定形的概念,更毋庸说一种已经神圣化的概念了。他是灵活运用这个字,不同用法之间有时差异很大,而且很显然,他不曾设法把那些用法统一起来。他这么自由地使用这一词汇,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的,因为这种自由完全符合他在第二篇《齐物论》中所表述的语言哲学,而他整部作品也正是这一哲学震聋发聩的体现。

  我的目的,是要在层层解读的沉淀下面,找回作者在书写文本之初赋予文本的完整的意涵。我这样去研究《庄子》,同时打开了两个工作场域:其一是文本,要字斟句酌地重新读解;其二是根据《庄子》的启发,根据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崭新的观点去重新阐释我们自己的经验。

描述亦是现象学的核心,可是现象学家的那些冗长的文字很少能让我们感觉触及到了事物本身。庄子很不一样,他的表达方式简约自如,随性起止。他常常显得极富思辨性,大胆到几乎鲁莽,而且欣然任由自己奇幻的想象肆意跌宕。

  对庄子来说,酒醉乃是一个非意识的活动形式,而人可以藉此有完整的行动而得以保全。文本在此使用了“全”这个字的双重意义,一是完全、完整,二是安全。酒醉的人能够完好无损是因为“其神全也”,他“自发的活动能力是完整的”。我把“神”这个字,译做“自发的活动能力”。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假如说通过酒都能够这样保持完整,那更何况通过天!(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有一位职业舞蹈家来信说,庄子的叙述在她看来是很合理的。舞蹈家只要害怕摔倒,就在摔倒的时候很容易受伤,而当他们不再害怕的时候,像那个醉汉一样,他们就几乎不会受伤了。

  庄子使用“天”的频率远远超过“道”,而“天”对他来说有一种更核心的意义,可以说“天”乃是他思想核心上的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指的是活动的一种机制。在“天”这一机制中,活动自然是高效的。按照游水男子教过我们的说法,它是合乎“性”与“命”的,即是自然且必然的,而且是完全或完整的。属于这一机制的各种活动,对于庄子来说,一直是惊奇与沉思的源泉。

  斯宾诺莎对这种活动机制也有类似的兴趣。在《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则附释里,他写道:“身体单凭它自身的规律,即能做出许多令自己的心灵必然感到惊讶的事情来。”在此,斯宾诺莎与庄子形成了交会。

  北海若说:“无以故灭命”,意谓不要让你有意识的活动妨碍你切入那些更浑整的源于更深层潜力的活动形式。在这里,精神是我们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而身体才是我们真正的宗师。蒙田也有过一种类似的观点。“精神犯了错误的时候,那完全是因为它自己,因为它没有听从身体的引导。”

  在庄子的观点中,只有两个层次,“人”的和“天”的,人在下,是最下面的一层,而动物则居于其上,在天的那一层。比如说,在《庚桑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唯虫能虫,唯虫能天。”

  意向性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为人独有的,也是错误、失败、疲惫与死亡的根源。而浑全、必然且自发的活动,被称做“天”的活动,无论它出于一个动物或是一个已经达到高境界的人,却是效力、生命与更新的源泉。要过智人的生活,以庄子的看法,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让官能和潜力发生的作用,这些力量自由地行动。

  在《庄子》中,最美的文本应该是下面这一段话。它不仅精炼无比而且还透彻之至。我们可以大致把它翻译成这样:“庄子说,认识道很容易,而不谈论它却很难。认识它而不谈论它,这是与天相通的方法。认识它而谈论它,这是与人相通的方法。上古的人都止于天而已。”

  《列御寇》原文: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一个会游泳的人忘了水,因为他了解水。他是成为了一个很会游水的人之后就把水忘了的。遗忘是熟练的结果。当深层的力量已开始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这种遗忘才会发生,意识才会放弃它的主管的角色而忘记自己。意识在这种过渡之中消失了,无法成为它自己消失过程的见证人。这一困难,跟我们入睡时一样:我们无法见证自己是如何沉入梦乡的。至于意识并不曾消失而只是发生变化的过渡中也有断裂。庄子关注意识的不连续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诸种悖论,是在探求一种我们可以之为“主体性的基础物理学”的学问。而要读懂庄子,则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意识在观看着一种不依靠它来执行,而且是以必然的方式在进行的活动。我认为庄在使用“游”这个动词时,便是在指涉经验的这一向度。这个概念出现在《庄子》首篇的标题《逍遥游》中,而在全书中有特别的重要性。它一般被翻译成“散步”、“漫步”、“旋来旋来”,但是它也有“游水”的意思,而这个“游”指的是听任自己被水的激流与漩涡带动,而在其中又能感到自在,从而能同时对其中发生的一切有所感知。

  我坚信庄子赋予“游”这一词语一种哲学的意涵。而在这一意义上,“游”指的是一种活动的机制。意识在这一机制中由于脱离了一切外在的任务,只是观看我们自身内部所发生的活动。对于这种特殊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意或不在意,可以去发挥或不去发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类的体会。这一机制没有目的,但会很有用。它有一种哲学的意义,因为其中既有对必然的认识,也有一种由此产生的,由对必然的静观所产生的第二性的自由。这种活动机制是庄子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但首先是庄子的一个重要的亲身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位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思想家。最吸引他的,就量要对自身活动采取这种第二性态度,成为他自身活动的惊奇的旁观者。

  庄子的文笔需要我们学会去阅读。要深入了解它真实的蕴涵,体味它特殊的质性,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特殊的质性在我看来就在于一点,即庄子没有任何信仰。庄子不相信有超越于人的任何更高层次的实在,所以他的语言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始终保持了绝对的尊严和自由。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是试图征服世界。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已经是天下之主的人来说,颇为诡异。回去以后,他发现自己遗失了玄珠。有保有这一宝物与统治的欲望之间,似乎有种不可兼得的两难。很明显,对这一遗失是内在的,因为他连续派出认知(知)、眼力(离朱)、辩论(吃垢)去找,都无功而返。他只好出动“象罔”去找,这个人物的名字是“对现象的遗忘”的意思。故事的结局很奇妙:“怪啊!象罔才找得到啊!”这是黄帝面对这一无法解释的失而复得所发出的惊叹。我们原来以为这是一则深奥难解的神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段深刻、幽默而且精致的小杰作。

  所引《天地》原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垢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阿尔特在他二十多年前发表的《圣经叙事艺术》中曾经分析过最古老的圣经作者们娴熟的叙述技巧。他说,他们的叙述是如此密实,又如此简练,使得我们都看不出其丰富性。而这往往是因为译者没能够将他们的微妙之处呈现出来。同时还因为我们今天阅读的速度很快,而这些文本却要求一种慢速的、一种接纳性的、注意细节的读法。而这,我们需要重新去学习。我们读《庄子》也是这样。

  阿尔特同时还指出,文学分析往往比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批判考据学都更能准确地解读这些古代文本,结论更可靠。他的研究显示:叙述,尤其是对话式叙述,是表达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最有力的一种方法,因此,文学创作才是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方法。由此看来,庄子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使用对话式叙述,并非偶然现象。实际上,与其说他对观念感兴趣,不如说他对观念的作用,对观念所产生的效果,对充满活力,能够引发变化的有效话语感兴趣。之所以发生这样一个戏剧性变化,往往是因为,那些人物不是处于同一行动机制之中,或是因为,其中一个对某种行动机制有过亲身体验,而另一个却没有。




 来源:《庄子四讲》中华书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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