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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重温贺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时间:2016-04-08 14:47:55 点击:

核心提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读徐复观先生的文章,就是唐、牟、徐那一群人里面,我最喜欢看他的那些散文。我其实就是喜欢徐复观先生那种感觉,那种承担这个时代要给他的那个使命的感觉。...

我今我挺接受郑宗义老师的一个说法,他希望这个会是一个互相走近的会,他以前做过文学工作,所以我觉得他的描述很生动。经过一天的会讲,我觉得的确是在互相走近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提交的发言提纲是重温贺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其实,这只是一个话头,我最近阅读他的一些文章是想知道一个十分了解西方的学者,是如何来处理儒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我最近还在看他的1940年关于五伦的讨论文章,唐文明他们也都关心过,后面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篇文章。

天主要是想讲五个问题,都比较宽泛。第一个问题是儒学与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这两天讨论的一个特别大的背景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昨天唐文明关于需要有一个核心国家的说法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话题的起点,是因为贺麟先生在那篇文章里面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特别直接,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震撼的说法,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

类似的话,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即使是政治领导人也如此说,尽管他们不会直接说“儒家文化的复兴”,但会说“民族复兴是一个文化复兴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从192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比较喜欢讨论,实质是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问题。当一个新的国家逐渐建立起来之后,这个问题自然会产生。也就是说,你所理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你所理解的中国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仅仅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而对一个儒者而言,所谓的文明国家主要指的是一个儒家文明的国家,这是一个特别带有信念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21世纪以后,在大陆的话,我昨天也说过新儒学的一些议题,是在跟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展开的。这个争论,其中一个很焦点的问题就包含了对这个中国的理解,就是要立成一个什么样的国的理解,就是我们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理解。

当然,我个人也尊重自由主义等对未来中国走向的理解。其中很多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我们的熟人,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国家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既然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生活,那让他自己生活就行,这也是一种对国家的理解。新左派也有他们对国家的理解。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贺麟先生为什么认为抗战救国不仅仅是一个抗日战胜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前途,这是一个基本的入手点的问题。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现在大家不再特别具体地讨论,而是把它转变为学术性的讨论,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像2004年前后我们讨论合法性的时候,经常会展开这样的一个问题。

关于儒学对中国的理解是否会导向民族主义和霸权国家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些人的论述可能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更多的学者是从王道政治和天下体系来理解儒家的世界秩序认识的。我们最近也看到葛兆光在《思想》里面发的那篇文章。我觉得葛兆光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蛮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人现在在讨论的那个天下主义事实上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相的反应,最终还是要争谁做老大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老大不老大有时候不是争的问题,而是说它有一个使命。有些话说起来是不好听,不过你也得承认,一些小的国家,文明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它就不存在这样的使命,它就不存在文明担当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这个核心国家它是有前提的,但是它不是天然的,它不是必然的,就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嘛。如果有一个国家,它已经发展出更为完备的一个儒学的体系,或者说在儒学义理下,它发展得更充分、更彻底、更令人信服的话,那它就成为儒家文明的一个代表国家,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地里的国人,或者说学者,或者说儒者,我们自己有没有试图获得这样一个核心文明代表者的地位的追求和信念。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涉及到怎么来理解东亚儒学,或者说港台儒学和大陆儒学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大陆儒学这样的一个称呼。我跟唐文明经常讨论说,我觉得港台儒学和大陆儒学都是儒学,地域的这个前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中国一百年来特殊的政治形态所造成的。而大陆又有那么一个完全彻底否定的时期,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大陆的儒学研究者开始做一些儒学原创性的工作,或者它试图应对大陆来回应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反而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感觉上的不适应,那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学与中国怎么来理解。

第二个是知识形态、信仰形态和制度形态的问题。昨天任剑涛说了两个形态,他说牟宗三是知识形态解决得最好的,而康有为是国家形态解决得最好的。我自己倒是比较喜欢用知识形态、信仰形态和制度形态这三个问题来分。知识形态这两天也一直在讨论,儒学它到底是一个经学,是一个哲学,还是一个社会政治科学?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儒学最合适的存在方式呢?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麻烦的问题。因为当有一批人根本不懂经学,或者根本不了解儒家的经典,仅抱着对儒学的一个热情,就自称是儒者的时候,如何来论定他们的儒学“成色”呢?因为儒学毕竟不是一个宗教,是否是教徒有一个形式性的认定。现在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做政治学,或者做法学的人,愿意在儒家思想方面做工作,那么为啥他们不是新儒家,而必然是只有几个哲学圈里的人才是新儒家呢?

我觉得儒学的一个知识形态的展开,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回溯,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或者从梁漱溟、熊十力往康有为、章太炎回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探究一个儒学如何逐渐知识化的过程。我现在没搞明白为什么研究《诗经》的那些搞文学的人不能成为儒者,而那些研究《周易》,在哲学系里面讲几句性命与天道的人就是儒者,我一直没有太搞清楚这个事。

然后是一个信仰形态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宗教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信念问题。我自己认为刚才我引的贺麟先生的那段话就是信念问题,他作为一个儒者,他应该有更多的对儒学的信念,并将之转化为对于中国人该怎么生活、对于中国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追索,这是一种。

至于所谓的宗教问题,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这也是这两年大陆儒学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应该是一个公民宗教的形态存在,教化的形态,还是甚至是一个民间宗教的方式的存在。有一些根本否定儒家有宗教的维度,甚至认为儒教问题的讨论是对儒学的贬低。这个儒家的信念问题,不光是对别人而发,更主要是对自己的发问。就是说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我们所学的四书五经,对于我们研究者本人而言它究竟是个什么意义。它是我们的终极价值呢,是我们的一个心灵慰藉呢,还是我们的一个学术饭碗呢?这三个维度本身都没有问题,完全都可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存在,比如有人说,我就是做儒学的,我就是在大学里教儒学,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问题是儒者应该有更多的担当。

刘笑敢先生曾经说一个人可以有三种身份:学者、民族文化传播者、信仰的坚持者,刘笑敢最担心的是大陆的学者经常是这三种身份混在一个人身上,按俗话来说就是“不专业”。但是我说其实你很难分清楚你研究某一个问题、推进某一项事业,是使命感使然还是学者的工作。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林月惠老师他们做《四书》的中学课本,当你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认为这些知识对他很重要,还是认为学了这些以后对他的人格培养很重要?这两个东西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学校里面该不该培养价值观,或者说该不该培养一个有特殊导向的价值观,儒学是不是一个有特殊导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形态的问题。

最后是一个制度形态的问题。昨天陈壁生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好的,就是说儒学复兴如果只是习俗层面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复兴有没有必要,这个复兴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存在的方式的问题,那这个方式的问题,在贺麟先生那里或者是在牟宗三先生那里,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儒学跟科学的关系。而在现在更为突出的是如何理解经学的问题,这是儒学的基准。

第三个,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儒者。唐、牟、徐,或者说钱穆先生说要为故国招魂的时候,这个招魂者的使命是他自己赋予他自己身上的。那么多的研究者,那么多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没有几个人说他有这个招魂者的使命,或者他们也感觉到花果飘零,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有一次去川大做讲演的时候,我刚讲完高小强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自己是儒者吗?这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就是说,我说我是,我有一个不敢担当的问题,就是我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我认定的问题。说实在的,我经常唯恐玷污了这个名号。以前余英时先生写《钱穆与新儒家》的时候,他讨论的问题不就是熊门这个系统和钱穆先生的不同。在许多不同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了道统的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熊系因为有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所以钱穆先生反而怎么怎么着。那么我们不管钱穆先生到底有没有,但是起码在余英时先生的区分里面,对广义新儒家和狭义新儒家的区分里面,他特别强调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一点。那么,当我们说谁是这个时代的儒者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虑信徒和研究者,要去考虑这个广义和狭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读徐复观先生的文章,就是唐、牟、徐那一群人里面,我最喜欢看他的那些散文。我其实就是喜欢徐复观先生那种感觉,那种承担这个时代要给他的那个使命的感觉。

第四个问题是所谓的代际的问题。刚才李清良兄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是个并列,还是个替代的问题。唐文明曾经给过一个说法,就是他比较喜欢的是一个代际的划分,而不是区域的差别。我自己也认为从区域划分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东西,就是说熊十力和梁漱溟开端,然后三代四群,这是刘述先先生也比较接受的一个划分。我经常质疑这个划分,我说这个划分从地域上来看越来越远了,第一代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第二代是唐、牟、徐,第三代就是海外新儒家了。我说越走越远了,前面还在大陆,然后到了港台,第三就是海外了,郑宗义老师应该最熟悉他们那些文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显示的。那么问题是有没有可以有第四代,到第四代的时候,是否只能从海外,或者港台去找?我觉得原来那种太强调区域的分法,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儒学群体的分离是政治的问题,走近是一个信念和信仰的问题。走近不是一个互相体谅,或者互相了解对方的问题,而是说两岸三地的儒学研究者可能问题意识不同,但又是在为一个同样的事情在做。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因为这个话是我在贺麟先生这篇文章里有特别深的体会。贺麟先生说“五四”那些批儒家的人对新儒家的好处实在太大。他说:“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这是贺麟先生的一个表述。

贺麟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贡献,它的贡献要超过张之洞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问题恰好也是目前在大陆讨论得比较多的,大陆讨论的选项里面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是熊十力、梁漱溟,还是康有为,而是它并列的一个选项,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2015年,我们在华东师大,在复旦,开了一系列的会,核心就是该如何重新反思“五四”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和对于新儒学发展的那中间的意义。

陈  明:你同意贺麟的话么?

干春松:当然不同意。

陈  明:就是嘛,你必须说清楚嘛。

李清良:谢谢干春松教授的精彩报告,下面请陈壁生教授发言!




 来源:《新诸子论坛》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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