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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访谈|哲学很少有世俗意义上的回报,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思想者存在

时间:2019-04-29 13:57:46 点击:

 

本文是《哈佛哲学评论》(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于1991年3月20日对约翰·罗尔斯进行的访谈。在这篇访谈里,罗尔斯谈到了自己撰写《正义论》的过程,如何看待自己的名声和对《正义论》的批评,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和哲学的意义等话题。

约翰·罗尔斯(英语:John Rawls,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是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译者:李诗颖,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曾任同道学园政治哲学读书会轮值主席和领读人。

访谈内容

注:HRP为 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的缩写,JR为约翰·罗尔斯的缩写。

HRP: 给我们讲讲你自己。你是怎么对哲学产生兴趣的?

JR:嗯......我不觉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怎么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的,或者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大学在普林斯顿并且最终读了哲学专业。大一那年的9月希特勒入侵了波兰,欧洲的战争在当时看起来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花了很多时间读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还有战争的问题本身。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卷入战争。它使那一代人,在对战争的经历方面,和最近的几代人非常不同。我在军队里3年,从43年年初到46年年初,在太平洋地区待过一段时间,还有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日本。我不能准确地说明那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了我,但它一定对我有影响。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到普林斯顿,在1946年的春天成为了一名研究生。

HRP:你刚进入普林斯顿校园时想过自己会读哲学专业吗?

JR: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高中就读于康涅狄格一所私立学校。但我并没有对任何领域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兴趣。我想过许多专业,包括化学和数学,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最终我选择了哲学。

HRP:给我们再讲一讲你在军中的经历。你之后有关正义的许多想法,是更多受到你对当时社会的看法的影响,还是更多受到你对军队结构的看法影响?

JR:嗯,像我之前说过的,我觉得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事情,或者什么事情对我们具体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在战争中的那几年一定对我有重要的影响,但我不会说他们是决定性的。当我想到我后来发展的哲学观点,我不觉得它们的内容可以归因于我那些年在军中的经历。我一直都认为这些观点和经历是有些联系的,但我还没有发现联系是什么。这或许是我自己对自己反思的失败。当然,像许多人一样,我从军队里出来,非常坚定地厌恶它,并且认为军队受控于国民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

HRP:你是在研究生阶段对那个日后使你成名的领域产生兴趣的吗?

JR:嗯。从一开始我就对道德哲学感兴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对宗教感兴趣。我读的高中是一个教会高中。它是由圣公会的神父希尔创办的,学校里也有其他几个圣公会的成员。我们每天都会去教会,周日去两次。我不会说那是一个宗教感特别强烈的学生群体,但在那个环境里你没办法完全避开宗教,你必定会对它有些反应。

HRP:你来自哪?

JR:我在巴尔的摩长大,在那度过了我的青年,除了在缅因州的夏天,当然还有我十几岁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我父亲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我的母亲来自马里兰州。我大部分的家庭都在马里兰,还有我妻子母亲的家庭。许多我的老朋友都在那。

HRP: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并写下那些最终成为了《正义论》的东西?

JR:1950年秋天我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从那时我开始写些笔记。当时我已经自己读了一些经济学,那年秋天我上了W. J. Baumol的一门经济学课,他现在已经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了。我试着做了全部的功课。我们读了J.R. Hicks的《价值和资本》,我试着读懂那本书,还有部分Samuelson的《基础》,这本书里有关福利经济学的那一章促使我读了有关新福利经济学的文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在读博,然后一直持续到我在普林斯顿教课的两年,1950至1952年。我还读了瓦尔拉斯的《理论经济学的元素》,学了一点博弈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书在1944年刚刚出版,那本著作当时创造了博弈论这个学科。Frank Knight的《竞争的道德性》中的几片论文我也觉得非常有启发性,他对社会哲学和对经济学一样感兴趣。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我毕业论文中有关伦理学的部分,以某种方式(不要问我以哪种方式)综合起来,最终在1950至1951年使我产生了最终成为“原初状态”的那些想法,我想为一个可以得出合理的正义原则的讨论设计宪法。那时我设计的正义原则产生的过程比现在的要复杂。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教哲学课,但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持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趣。然后我妻子和我两岁的女儿随我一起去英国参加了一个富布莱特项目。

HRP:你发表了最初那个更复杂的公式吗?

JR:没有,我没办法把它算出来。他们都在我家某个角落里的旧纸张上慢慢变黄。

HRP:能再给我们讲讲那个公式吗?

JR: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试图设计一个讨论的规则,这个讨论可以让处于不同境况的人们对合理的正义原则达成共识。他们必须向一个总裁判提出设想的正义原则,在不知道他人的设想的前提下。然后他们的讨论有时间限制,这样最终某种共识可以达成。你可以想象,有很多细节。最后,我把那些都剔除了,转而用“无知之幕”来限制人们所知道的,我还使共识的原则具有永久约束性。这些使讨论的程序大大简化。最初的那个方法实在是太复杂了。当然有很多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给人们多大的压力达成共识,给人们多少讨论的时间一类的事情。记住,任何答案都需要哲学证明。后期有关“最初状态”的表述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那些使我一开始对这个想法产生兴趣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这些我从来都不太了解的东西。然后我突然想到:“嗯,我需要把这些东西都丢掉。”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尽管我觉得可能还要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斯坎伦教授没有使用“无知之幕”,他的论证和“最初状态”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想法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的观点是另一种可能性。另外,你也可以为(得出正义原则)的讨论设计更实际的宪法规则,解决我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不否定有不同于我的理论的其他可能性。

HRP:《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和后来的《一个更简要的重述》(A Briefer Restatement)有什么重要的差别?

(译者注:访谈中提到的A Briefer Restatement 最终出版的题目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中文版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JR:我希望《一个更简要的重述》是简要且全面的,即使以大纲的方式。顺便说,我不喜欢这个题目但还没想到一个更好的,所以我先用这个题目。我希望这一本比《正义论》更有可读性且更容易理解。我希望它能尽快出版,但我还有一些部分没有完成。(在这本书里)我试着做三件事:第一是用更简单的方式重述由“最初状态”引出的论证,并改正原来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件是回答各种批评,解释我为什么拒绝接受一些批评但是融入一些其他批评所建议的改变。最后,我试着将《正义论》和之后我写的文章的观点结合起来。

HRP: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对其他人提出的批评的回复吗?

JR:嗯。我其实不这么觉得。我回复过一些批评,所以,确实,有一部分是回复。但我在这些文章中主要做的,根据我现在对这些文章的理解——有时候你直到做完一件事才明白你做的是什么——是修正我的观点使之不再是自相矛盾的。解释一下:为了构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正义论》这本书需要“良序社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假设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接受一样的“全面观点“。(译者注:这里指所有人都接受一套有关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等的哲学观点,大致相当于所有人都有一样的“三观”)但后来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不可能的,而这本书要求的就是一个民主社会。这是我说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修正“良序社会”的概念,从而产生了“重叠共识”和其他相关的概念。这是后来的文章的主要内容。

所以我不把这些文章看作主要是对其他人的批评的回复,即使我在这里或那里,还有角注里,回复了一些重要的批评。如果人们的批评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而且可以被合理地解决,这些值得被回复。这是一个做这些事(做学术哲学)的人的义务的一部分。但我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另外这部分理论并把它和《正义论》的观点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这种修正是来自于自身的,我发现了(原来理论的)一些问题,所以必须要改正。当我最初开始思考“重叠共识”和相关观点的时候,我以为会很简单。我以为这些概念显而易见,但后来我发现它们比我以为的更复杂, 我还没有全部完成。另外,在《重述》里,我想改进我原来的理论,有些地方之前不太清楚,有些地方就是错误的。

HRP:你说你觉得你有“义务”回复别人的批评,如果你可以给出合理的回复的话。作为作者,是什么样的角色使你觉得这是你的义务?

JR:有这样几点。首先,作为一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你有责任回复别人,并且给讨论作出贡献,如果你可以给出合理的回复的话。你想要避免无谓的争论。但有些人的批评是非常好的,它们值得回复。这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比如我们的社会——即使非常遗憾地,它离应该的样子有差距——我认为政治哲学论述的对象是公民,不是政府,而是其他像你一样的有选举权的公民。进行最有深度的有关政治的讨论,并且尽可能清楚地讨论,使之可以被大众所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如果人们被你的想法说服,他们可能会努力使社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实际一点,阻止社会变得更糟。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哲学当然不具有权威性,但它可以试着赢得人类理性的权威(译者注:即被人类理性所接受)。没有机构性的裁判可以判定你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就像在科学,或者其他任何学科里也没有一样。但这是政治哲学可以认同的唯一的权威。

HRP:据说你的理论影响了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你了解这些情况吗?

JR:不,我不了解。《正义论》有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的译本,但我不知道在东欧它被了解的程度。有人告诉我《正义论》的某些部分被翻译成了俄文,但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告诉我某些部分翻译成了匈牙利文。我还没有听过波兰译本,但可能有一部分。前一段时间它被翻译成了中文,韩文和日文。有人告诉我他听说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这本书。

HRP:你设想到了人们对《正义论》的反应吗?

JR:不,我当然没有设想到,而且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设想到了,我就写不出来这本书了。我的意思是,你会觉得人们趴在你的肩膀上看着你,所以你就不得不过于小心了。

HRP: 它是怎么变得如此知名的?1971年出版之后,它立刻就出名了吗?

JR: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人。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承认《正义论》是有一些优点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优点,而且这不是我说了算的。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它受到的关注来自各种不同情况的结合。你得记住它的历史背景。这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所以你可能不记得了。你怎么会记得呢?我要是你我就不记得了。这本书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公民权利运动发生不久后出版的。而那时没有近期的,系统性的有关政治正义的论述。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哲学处于衰微状态,在政治科学和道德哲学领域都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具有永久性意义的著作,我指的是,比如,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他的其他著作,以赛·亚柏林的《自由四论》和其他许多文章,以及布莱恩·巴利的《政治的论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但那时没有一本书像《正义论》一样在有关正义这个概念上触及那么多有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它的长度和涉及的广度有一点疯狂,说实话。写的时候我估计会有350页,最后出版社告诉我它有将近600页(准确数目是587页),我自己都震惊了。所以,可以说当时的“政治学者们”需要这样一本书。比如第六章谈到的良心拒绝和公民的不服从是当时讨论很多的问题。但那时并没有当代的系统性的著作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早些时候有一些书,还有一些当代的文章,我指的是迈克尔·华尔兹在他的《义务》中收录的非常棒的文章。所以《正义论》是在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矛盾发生之后出版的,严重的政治矛盾显示了对政治哲学的需要,也通常会催生政治哲学。所以《正义论》很快地得到了关注。但你知道,我不能对此形成完全客观的看法。但这是我的解释,这是一个巧合。它如果在十五年前或十五年后出版都会有完全不同的地位。但当然,你知道的,它受到了很多严厉的批评,很多回应完全就只是批评。但不知为什么,这本书一直都有人读。我没有资格说它是否在批评声中存活了下来。

HRP:当你被批评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JR:一个人必须学会接受批评。很多时候它们不合理,是基于误解,那些批评我试着无视。但有些批评是非常好的。尽管我没有因为这样的批评欣喜若狂,我确实感谢它们,最后,我试着把这些批评融合在我后来的写作中。举一个例子。哈特在1973年对我有关基本自由的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他是绝对正确的。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八年之后,我决定了答案是什么。我写了下来并在1982年发表。这对我来说有巨大的价值。它当然给我带来了一些痛苦,但现在我可以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陈述我的观点。

HRP:那些来自你在哈佛哲学系的同事的更有名的批评呢? 这些使情况变得紧张了吗?还是你同样也感谢这些批评?

JR:嗯,事实上这件事分为两面,也伴随着一些张力。比如诺齐克提出了一些有趣且重要的反对意见,它们部分是基于误解,但部分是非常好的观点。尽管我没有写一整篇文章,我在一篇1978年写的文章中的许多地方回答了他(虽然没有提他的名字)。在《重述》中有一部分,有关将自然禀赋的分配看作共同资源的那一部分,就是试图回答他的反对意见。所以即使当你觉得一个反对意见不完全正确的时候,它可能可以提出一个切实的问题,使你更好地理解事情。

HRP:当你和像诺齐克一样的人有这种辩论的时候,它们只存在于重要的哲学期刊中吗?还是你们会一起坐在办公室讨论这些问题?

JR:不一定。但如果是我的同事的话,我们会先试着当面讨论。哈特的话,他在英国,我们通很多信。有时候他来这边,我们就会当面讨论。有不同的情况。我一直都把哲学看作一个交谈的学科。一个人在交谈中学到最多,写作应当服从于讨论和批评,有时候这些讨论和批评似乎是无止境的,在它们终于发表之前。

HRP:这么出名是什么感觉?

JR:我试着无视,即使我可能没有完全做到。(有名的后果)会体现在别人怎么对待我,比如当人们被介绍给我,或者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考虑(或在意)出名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因为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试着不去想它。

HRP:所以你觉得和批评者的讨论最令你满足的地方是可以使你自己的想法更清晰?

JR:对,我觉得是,使我的考虑更清楚更好。说我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不太诚实。我当时想的是我会发表《正义论》,一些朋友会读它。我写了很久,所以我当时觉得我终于可以放下它然后做点别的了。当我写这本书时,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这里写得真好。”我把这样的时刻收起来用来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当时我想,如果这本书被认为足够好,我就满足了。但如果这本书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注意,就会令人失望。因为有注意就会有批评,我得到的那些批评,尽管暂时是痛苦的,都对我很重要。

HRP:所以你出版这本书以后本来的计划是开始研究新的话题?

JR:对,我当时计划做一些主要和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有关的事情,这一部分是我最喜欢的,有关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不是一个崭新的,是一个相关的话题。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研究这个话题,以后也不会有了。但后来我想,根据书出版之后的情况,如果我花时间在以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方式陈述“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理论,并且试着回答人们的反对意见会更好。我不确定这是我可以做的最好的事,但这是我做了的事。事实上我很偏执,我希望知道正确的事情,但在哲学里一个人不能这样,不能自信地偏执,真正的困难总会存在的。

HRP:我们可以期待你近期的什么出版或者教学计划吗?

JR:我刚过了70岁,所以我必须要考虑这一点。我希望不久以后可以完成《重述》,它的长度大致就是现在这样,少于200页。我不想让它更长了。它里面没有惊喜,你看到的就是你会得到的。我也在处理我的一些讲稿,基于我1980年在哥伦比亚的讲座。我还会在这三篇讲稿后加上我后来的一些文章,所以它们可能也会出版。两本书的长度差不多。这之后我没有计划,到了某个时候你就应该停止写作了,这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HRP:明年你还会在哈佛教课吗?

JR:对,明年我会教一节课,嗯,如果我的身体允许的话,我会。我还没有具体决定教哪一门,很可能是171。

HRP:在你的课上使用《重述》(作为教材)对你有帮助吗?

JR:对,当然有。它一开始是我为上课制作的讲义,我用过它好几次,每次都变得更长。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写这本书的,它最早的版本在1963年。

HRP:你怎么选择你的政治哲学课上让学生读的著作,除了你自己的?

JR:去年我们读了四位。我试图展现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已经存在很久了的民主思想的传统。做这件事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阅读政治哲学中几个重要的历史性著作。一个人可以学习当下的重述是如何认真地使用这些历史上的思想的。这是做政治哲学的其中一种方法。当你阅读这些更老的著作,认真地读时,你可以看到一套思想的传统是如何发展进化的。当然,读当代的作者也是很好的,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更好。但我不常在课上这么做,可能明年我会这么做。我不知道学生们喜不喜欢我常用的历史法,但这是其中一种做法。去年我选择的四位作者(洛克,卢梭,密尔和马克思)显然是重要的,但另外四个可能同样好。我选择了马克思因为现在他通常不被认真对待,但了解他的思想是好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民主传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试图以更好更真实地方式展示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到了,但我试着这么做。我试着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作者。他/她们都值得学习。

HRP:你自己曾经对进入政坛产生兴趣吗?

JR:没有,我从来没有这种兴趣。嗯,我对政治本身感兴趣,但不是对开展政治生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会做得很差。

HRP:你看起来过于诚实了。

JR: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可能会学着不诚实,一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技能。只是这(进入政坛)不符合我的性格。

HRP:当你看到现在的新闻时,你会用《正义论》的框架去看待这些时事吗?

JR:不太会。嗯,像其他人一样,我以某种方式对时事作出反应。我确定我的哲学观点会影响我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但我不会仅仅想“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理论会如何评论时事,这会局限(我的看法)。我不把一个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论当成告诉我应该怎么想的东西,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给你各种问题以答案的工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回答有关具体政治话题的问题,因为这会造成错误的暗示:好像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回答所有具体的政治问题,而通常情况下不是这样的。我把“作为公平的正义”看成回答一些具体但基本的问题的尝试,它应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合理的理论是重要的,但仅有理论是不够的。判断,在了解情况后形成的观点,认真的考虑,等等更多都是必要的。通常当一个(有关现实政治的)问题令我感兴趣时,我会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个观点,这可能是最应该做的,然后我试着辨别这个观点是不是合理的,还有其他人怎么想。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我不会问这个观点是不是符合《正义论》。另外,在所有情况下都试着应用一个人的原则(比如《正义论》中的原则)是错误的。你需要跳出来看你的理论,否则你可能会成为某种思想意识的盲目拥护者。那些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来源于他们所谓的“原则”的人是不能被信赖的。

HRP: 对近期校园里的争议事件,在学生宿舍窗户上悬挂的邦联旗,你的反应是什么?

(译者注:邦联旗(Confederate flag)是南北战争时期美利坚联盟(简称邦联)所使用的旗帜。邦联由南部七州组成,主张脱离联邦并维护奴隶制,最后被林肯总统所领导的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打败。)

JR: 我不知道我对此是否有有意义的看法,我对这一事件的情况不太了解。但这对黑人学生是很冒犯的。南部最终导致了内战的分裂企图是完全不正当的,因为它的分裂是为了维护奴隶制。有些情况下分裂是可以被允许的,但必须是出于合理的原因。维护奴隶制显然不是合理的原因。这一事实决定了一切。另外,我们还要问什么样的符号是适合大学生展示的。我会试着建议来自南方的学生找其他的符号代表他们的文化。因为不管她们对自己说什么,邦联旗的含义在历史中是被固定了的,通过为了维护奴隶制的分裂。现在改变这面旗帜的含义是不可能的。

HRP:如果你是学校的管理者,你会Bok主席的观点一样(“我不赞同这个,但我不会强制任何人把它取下来“)还是你觉得作出冒犯行为的学生应该被喊停?

JR:我还没有从学校主席的立场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由讨论观点,特别是在大学里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和那些会令其他同学感到被冒犯并因此被惩罚的行为是有区别的。但假设展示旗帜是一种语言表达,那么你必须要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被允许的语言表达,如何划分(允许和不被允许)之间的界限。这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我会尽量说服南方学生找另外一个符号。在一个应当被视为小的民主社会的学生群体中,有一些表达,出于历史或其他原因,有些群体会觉得它们是冒犯的,歧视的或充满敌意的,那么出于礼节和互相尊重,这样的表达是不该有的。但全面考虑后,我可能会做和Bok主席一样的事。大学生中应该有一套基于文明和道德的行为准则,但我们希望这是学生自己接受而不是学校强加于学生的。我们希望学生们对于什么是对他人合理感受恰当的行为有共识。

HRP:你会对一个在1991年(访谈进行的那一年)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说什么?你会建议把哲学当作职业吗?

JR:我很少,如果有的话,建议人们把做哲学当作职业。我告诉他们这么做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如果你非常想要(把哲学当成职业),这是另外一回事。但除此之外,你大概不应该进入(学术)哲学这个行业,因为它确实有它的艰难和历练,而且做哲学可以做得好的人去做其他的事情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好得多,至少根据社会的标准。做哲学真正的回报是非常个人且私人的,你应该明白这点。我觉得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对做得最认真的哲学关注非常少,即使这些哲学做得很好。但是,这不是抱怨,而且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HRP:为什么做哲学?

JR:每一个文明里都应当有人思考这些问题。不仅仅因为思考这些问题本身是好的,而是当一个社会里没有人认真地思考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一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有缺失的。成为一个文明的人的一部分就是意识到这些问题和这些问题可能的答案。它们影响你如何看待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而哲学的部分意义,当它做得好的时候,就是使爱思考的人们都可以理解对这些问题最合理的答案,从而使这些答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和艺术与音乐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曲家,或者一个好的画家,你为人们的理解作出贡献。不要问我具体怎么作贡献。

具体来说,政治哲学有不同的形式。一个社会通常会有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深刻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你永远会面临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而且,宽容和标志着我们的社会的多元主义的最恰当的基础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形成观点是重要的。对一个人所处的社会整体形成观点也是重要的。我相信人们,或者至少部分人,需要这样的观点,而且这样的观点会影响民主制度能不能被保持下去。政治哲学可能可以部分解决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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