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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伦理学(1):人生的意义

时间:2012-11-08 19:25:56 点击:

核心提示:人类对自我在宇宙中角色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基于宗教之上的自卑,近代基于前两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信,现代基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大,和目前基于哲学之上的自觉。人类现在觉悟到,人类不过是宇宙截止目前创造出的运行其规律的众多工具中最高级的一种而已。...

宇宙伦理学(1):人生的意义

张孟弛 著

【本章提要】

人类对自我在宇宙中角色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基于宗教之上的自卑,近代基于前两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信,现代基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大,和目前基于哲学之上的自觉。人类现在觉悟到,人类不过是宇宙截止目前创造出的运行其规律的众多工具中最高级的一种而已。

人是宇宙的创造物,因此人生意义的决定权掌握在宇宙的手中。宇宙怎样地创造了人类,人类也就应当怎样地去生活。宇宙创造人类的方式是两种复制,即繁殖和进化,因此人类的生活也就应当以此为内容,当然要想做好复制,还要首先保养好身体这个模本,即生存。繁殖是宇宙的个别复制,即自体受精中一个生物的独自复制,或异体受精中雌雄两个生物的共同复制;进化是宇宙的整体复制,即所有宇宙成员的共同复制,而复制就是所谓的宇宙规律。繁殖的事所有生物都在做,但进化的事目前则只有人类能做,因为一种生物在产生更高等的生物后,就丧失了继续进化的能力,换句话说,进化的使命永远都是由所有生物中最高等的生物来承担的,而人类就是目前最高等的生物。人类的进化表现为在求知欲驱使下通过认识宇宙形成更高等的生物,在授知欲驱使下通过教育学生和读者使之继续认识宇宙,直到更高等生物诞生为止。这就是说,宇宙赋予人的使命有三项:生存、繁殖和进化,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履行这三项复制使命,其中,生存是基础,繁殖是手段,进化是目的。

生命就是模本的复制,对人类来说就是生存、繁殖和进化;死亡就是模本复制的停止,对人类来说就是生存、繁殖和进化的停止。人类的死亡有正常和异常的分别,前者指已履行了生存、繁殖和进化使命的死亡,后者指还没有履行这三项使命的死亡。正常死亡不是生命的消灭,而是生命交替的完成,即所谓的死而不朽,它非但不会毁掉生命的意义,反而还是构成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对当今的人来说,人生意义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我们说它古老,是因为人类早在公元前就开始讨论它;我们又说它崭新,是因为人类至今还没有真正地弄懂它。我们曾试图干脆把它忘在脑后,可它却幽灵般地时刻困扰着我们。我们现在想必明白,在解开这个谜底之前,任何摆脱它纠缠的努力都将归于徒劳。试想,我们怎么可能在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情况下而安然地活命呢?

第一节 人生意义古今观

作为回顾前人讨论人生意义历史的开始,我想没有什么能比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更令人深思。公元前480年,率军西征希腊的波斯大帝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随后他就哭泣了起来。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没有一个人能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暂,因此我心中起了怜悯之情。’但是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不拘是这里的人,还是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幸福到这样的程度,即不会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不由地产生与其生勿宁死的念头。我们遭到各种不幸的事故,我们又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致它们竟使短促的人生看起来都会是漫长的。结果生存变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事物,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逃避生存的一个求之不得的避难所。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希罗多德著:《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版〔下同〕,第486~487页)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克谢尔克谢斯之所以哭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目标和其生命旅程的终点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无论他如何地接近、甚至已胜利地到达了所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都将最终在其不可逆转、不能减缓的生命旅程的终点那里化为乌有;而其叔父所说的那些人之所以在遭受痛苦时宁愿放弃生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获得幸福,假如获得的是相反的痛苦,死亡显然比活着要好。

哲学家在人生意义的问题上又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呢?儒家认为,人在出生时就从上天那里秉承了一些人所以为人的善良品性,即所谓的德性,因此一个人应当依次地去显明、修养和推行它们,以实现“天下大同”的最终目标。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他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还把人生志向定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人生目标的实现分为了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为显明德性,诚意、正心、修身为修养德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推行德性。

道家认为,“道”作为万物的本原自然地存在,又自然地生养万物,因此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就应当自然地生活,以达到“逍遥自在”的最高境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他又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他还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16章)意思是说,认识规律才能容达,容达才能公正,公正才能周全,周全才能自然,自然才能合于道,合于道才能长久,才能终身免于危害。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

释迦牟尼在身为年轻太子出游时,看到了发白背偻、目瞑身栗的老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的病人,和忧愁满面、嚎啕大哭的送葬人群,不由得生起了悲怜之心。对于老患,他悲叹道:“这个老患,能坏我们这色相的身体,一切众生,健壮的身体、雄厚的力量,好比是一瞬的梦境而已。世间上什么都是在变迁着,别人是如此,我也是如此,眼看如此的老患,怎不使我生起悲伤厌惧的心呢?”(星云大师著:《释迦牟尼佛传》,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26~27页)对于病患,他悲叹道:“人生实在是个苦的东西啊!怎样才能安然地过去呢?唉!世间上的一切众生,都被愚痴暗惑障住了,大家不知道疾病随时都会降临,反而颠倒地追寻那不实的五欲之乐。”(〔同上〕,第27页)对于死患,他悲叹道:“唉!世人的确误会了,死亡是靠近我们的,我们怎能放逸地生活着呢?人非草木,亦非土石,怎么都不忧虑世间的无常,还依旧天天纵欲和游戏呢?我想到死是人生不能免除的,我怎能放逸地目送着生命悄悄地过去呢?”(〔同上〕,第28~29页)释迦牟尼因此立志要为自己、也为众生求得从老、病、死三患中解脱出来的道理。他默默地发愿:“世间实在是一个苦的地方,人之一生是有限的时间,可是一般人都不明白这无常转变的道理,终日拼着命来营求生活,这真是最大的悲哀!见到别人的老病死也知道可怖,但不了知自己生命的短暂而惊惧。呵!这就是人生的大患!我不能像世间的常人一样,我要战胜这骗人的青春健壮,我要征服恐怖的老病死,我更不让世间上的人永远这样受苦,现在我急需要的是求得解脱这些的道理。”(〔同上〕,第36页)可见,在释迦牟尼看来,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而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老、病、死,因此一个人应当努力摆脱这三种苦难,以求得永恒的安乐。

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而“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下同〕,第114页)也就是说,快乐意味着对人有利,不适意味着对人有害,因此,“对人,最好的是能够在一种尽可能愉快的状态中过生活,并且尽可能少受痛苦。”(〔同上〕,第114~115页)这样,“快乐和不适构成了那‘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同上〕,第107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而幸福就是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他说:“我们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幸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合德性的实践似乎就具有这种性质。”(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下同〕,第302~303页)对于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好坏之分,而判定好坏的依据是产生快乐的实现活动。他说:“既然实现活动有好坏的不同,有的值得欲求,有的应当避免,有的既不值得欲求也不需要避免,它们各自的快乐就也是如此。因为,每种实现活动都有自身的快乐。所以,实现活动是好的,其快乐也是好的,实现活动是坏的,其快乐也是坏的。”(〔同上〕,第301页)

斯宾诺莎认为,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本性都是自保,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他说:“凡物只要它能够,并且只要它是自在的,便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这种努力,当其单独与心灵相关联时,便叫做意志。当其与心灵及身体同时相关联时,便称为冲动。所以冲动不是别的,即是人的本质之自身,从人的本质本身必然产生足以保持他自己的东西,因而他就被决定去作那些事情。”((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同〕,第106~107页)然而,一个人要想在做事时不偏离自己的本性,还必须有理性的引导。他说:“人们唯有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才可以做出有益于人性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来,换言之,才可以做出符合每人本性的事情来。”(〔同上〕,第194页)那么,一个人由其本性决定要做的事是什么呢?斯宾诺莎起初认为是追求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三样东西会引起嫉妒、恐惧和怨恨,且变幻无常,从而给心灵带来烦扰,因此他继而将追求的目标转向了绝对无限的存在,即所谓的“神”。他说:“在生活中对于我们最有利益之事莫过于尽量使我们的知性或理性完善。而且人生的最高快乐或幸福即在于知性或理性之完善中。因为幸福不外是由于对神有直观知识而起的心灵的满足。而所谓使知性完善也不外是理解神,理解自神的本性之必然性而出的神的属性与行为。所有遵循理性指导的人的最后目的,亦即他努力以节制他所有别的欲望的最高欲望,即是能指导他正确地理解他自己并理解一切足以为他的理智的对象的事物的欲望。”(〔同上〕,第228页)这样,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按照自保本性的要求,遵循理性的指导,去追求能使心灵满足的对神的知识。

爱尔维修认为,人们对感觉愉快的事物就会积极追求,对感觉痛苦的事物就会极力避免,这说明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他说:“为了穿衣,为了打扮自己的情妇或妻子,使她们得到快乐,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属,总之为了享受与肉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快乐,工匠和农夫才思想、想象和劳动。因此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唯一动力。”(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下同〕,第526页)

康德认为,理性是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理性在实践上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为人类确立满足感性需求的实践准则。他说:“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顾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求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些实践的准则。”(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62页)理性在实践上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准则,即道德准则。他说:“它(理性)不但要考察本身为善或为恶的东西(只有不受任何感性利益所影响的纯粹理性才能判断这一层),而且还要把这种善恶评价同祸福考虑完全分开,而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最高条件。”(〔同上〕,第63页)一个人如果仅仅发挥理性的第一个功能,那他就沦为了感性的奴隶,也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一个人只有发挥理性的第二个功能,才能使自己成为感性的主人,也才具备作为人的资格。可见,在康德看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无条件地执行理性的命令,过符合道德准则的生活。

费尔巴哈指出:“凡是抱有希望的生物,便只希望对它有益、有利、有好处的东西,只希望使它获得福利,而不是祸害,只希望保存它的生命和促进它的生命,而不是限制和破坏它的生命,只希望不与感觉相抵触,而与感觉相适应;简言之,它只希望使它能够幸福,而不是使它不幸福。……一个幼虫经历了长时间的不成功的寻觅和紧张的流浪以后,终于安息在它所期望的适宜于它的植物上。是什么驱使它采取行动,是什么促使它作这样艰苦的流浪呢?是什么强迫它的筋肉交互地紧缩又放松呢?……只是对生命的爱、对自我保存的愿望、对幸福的追求。”(费尔巴哈著:《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下同〕,第535~536页)可见,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是凡抱有希望生物的本性,我们人类作为这类生物的一种当然也理应如此。

以上哲学家所持的人生观可分为两类:一是幸福观,即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本性趋向的快乐或幸福;二是使命观,即人生的意义在于履行宇宙赋予的社会使命,如儒家所提出的,或履行理性确立的道德使命,如康德所提出的。然而,西方哲学家大都将其论据圈定在人类的生命之内,因而其人生观也就不可能不具有局限性。中国哲学家虽然将论据建立在了宇宙之上,但在论证时却没有讲清宇宙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其人生观也就不可能不具有盲目性。假如前者能跳出人类生命的窠臼,后者能循着人类生命如何产生的线索,就可能会找到人生意义的究竟答案。

第二节 人在宇宙中的角色

人究竟为什么活着的答案,不可能存在于人自身之内。我们必须到我们的创造者──宇宙那里去寻找,就如同汽车或冰箱为什么工作的答案存在于其创造者──人类那里一样。不过,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不对自我在宇宙中的角色有所认识。现在,就让我们翻开人类认识自我的历史来看一看吧。

人类对自我在宇宙中角色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基于宗教之上的自卑,近代基于前两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信,现代基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上的自大,和目前基于哲学之上的自觉。在古代,人们一方面因受到某些宇宙现象的恩惠和伤害而对宇宙心生敬畏:上天时而风和日丽,时而暴风骤雨;大地时而山清水秀,时而山崩地裂;另一方面人们又因缺乏某些宇宙现象的知识而对宇宙感到神秘:太阳一天里总是东升西落,气候一年里总是四季交替。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就会导致古代的人们以一种谦卑的心态,将宇宙中的某些现象作为像自己一样有灵性、但力量却远远大于自己的神去崇拜。古代中国人祭拜的宇宙之神有:天神上帝、土神社、谷神稷等,此外还有日月、星辰、山川诸神。《尚书·汤誓》中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礼记·王制》中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古希腊人崇拜的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位主神,其中同宇宙现象有关的有:天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地神德米特尔、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阿尔忒弥斯、火神赫斐斯托斯等。古埃及人信奉的神大部分也都同宇宙现象有关,如天神奴特、地神给布、太阳神拉、光神塞克、大气神苏、雨云神泰夫姆特等。

到了基督教那里,神被推举到了超越宇宙的至上高度,而人却自贬到了服侍神的卑下地位。《圣经·创世纪·神的创造》中记载,神用了六天的时间先后创造了天与地、光与空气、青草与蔬菜、日月与星辰、游鱼与飞鸟、走兽与人类。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拯救者和引领者,因此人类必须全身心地尊崇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指引。神吩咐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圣经·出埃及记·十诫》)神还忠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圣经·箴言·给青年人的忠告》)

不过,基督教又认为,人类虽然是神的奴仆,但却是这个宇宙的主人,换句话说,这个宇宙是神为人类而创造的,其他所有创造物都为人类而存在。神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圣经·创世纪·神的创造》)我们当然很乐意接受基督教赋予人类宇宙中心的地位,我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因为假如神创造宇宙不是为了人类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降生耶酥去救赎人类呢?然而,让基督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看起来人人既乐意接受也有理由相信的教义,却受到了个别被称作科学家的人有意无意的挑战。第一个挑战者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事实上,我们称哥白尼为挑战者是有点违其本意的,因为在他所著的《天体运行论》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我们人类比起《圣经》赋予的地位显得更不重要。然而,由于他废黜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人们就会由此推断地球上的人类不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而教会对此也不可能不表现出惊恐、不安和愤怒的情绪,并进而采取严厉的惩治行动,因为他不单单摧毁了托勒密那统治欧洲长达整个中世纪的地心说,而且还给基督教带来了一系列很难处理的严重后果。首先,他侵犯了基督徒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圣经》。我们只需听一听马丁·路德的言辞便可知道他在教会中搅起了多么大的波澜。他说:“大家都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哪个希望显得伶俐,总要杜撰出什么新体系,它在一切体系当中自然是顶好不过的罗。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下同〕,第47页)其次,他伤害了基督徒的自尊心。当人们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和恒星每天都围绕地球旋转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相信,所有天体都是为地球上的他们而存在的,造物主给予了他们特别的关照。然而,哥白尼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地球并非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一动不动,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自转的同时围绕太阳公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们在听到这个“不幸”消息的时候,心情是多么地沉重,表情又该是多么地难堪。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和麻烦后,日心说的提出者受到教会的制裁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好在本身就是一个教士的哥白尼,心里明白自己的理论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因此非常理智地直到离世前不久,才出版了他的巨著《天体运行论》。然而,他身后的支持者们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布鲁诺因拒绝放弃日心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异端者”的罪名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发现的一系列天文现象,如木星有卫星、金星有亏盈、月亮有山脉、太阳有黑子等,和撰写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都为哥白尼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因此两次受到罗马教廷圣职部的审讯。在第二次审讯中,这位当时身患疾病的老人迫于教皇的威胁,竟当众跪着朗读了由法庭为他起草的悔过书,发誓抛弃并诅咒自己的理论。这样,在教会看来,布鲁诺的肉体被消灭了,伽利略的灵魂被征服了,教会的权威得到了维护,人类的地位得到了恢复。教会为它履行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圣的使命而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可大大出乎教会意料之外的是,被视为异端邪说的科学不但没有像看上去的那样被清除干净,反而以顽强的生命力神奇般地迅速成长起来,从而逼得教会不得不一次次地在观察事实和逻辑推理面前做出让步,直到最后退居到了世界舞台上一个很少有人真正去关注的角落。

科学的进步引发了技术的兴起,而近代人的自信和现代人的自大就是在科学和技术联手创造出一个个神奇机器、甚至新生命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首次应用于技术的科学成果,是波仪尔和胡克的空气压力理论,它使得人类进入标志着18世纪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蒸汽机时代成为可能。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实现了继人类利用牲畜力量后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这一更大的飞跃,从而大大推进了工业的进步和发展,并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迎来了标志着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电气时代。电机、电灯、留声机、电影、电报、电话等一系列魔力般工具的诞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生活条件,缩短了交流距离。在生物学领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无数肉眼看不见的生物组成的世界,他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成功地解决了葡萄酒和牛奶变酸、丝蚕致病、手术感染、狂犬病等一系列重大难题。轮船、火车、汽车等运输机械的革命,让人类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涉足的范围越来越广。飞机、火箭、航天器的问世,更是给人类插上了一双翅膀,使得飞离地球、进入太空成为可能,从而宣告了航空航天时代的到来。爱因斯坦创建的相对论、薛定谔和海森堡创建的量子力学、玻尔和费米等创建的原子物理学、克里克和沃森创建的分子生物学等,为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原子技术使人类拥有了既可产生巨大毁灭性能量的核武器,也可产生巨大服务性能量的核电站。电子计算机首先将人类从复杂的数学运算中解放出来,在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使得灵便易用的微机进入科研单位、生产部门、办公室和家庭后,又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储存、加工和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它甚至还能直接听懂人的语言,实现人机对话,从而成为代替人类部分脑力劳动的“电脑”。遗传工程居然能够改变生物的遗传密码而创造出新的物种,甚至能随意地“克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动物。这些成就使得人类不由得萌生这样的念头:造物主的威力恐怕也不过如此吧!莫非人类两千年来一直崇敬的神原来就是人类自己?难怪人类在把神赶走之后就越来越不甘与自然(本文所说“自然”,是指相对于人类的其他生物和无机环境)为伍,而终于摇身一变,开始以自然征服者的身份自居了。

然而,自然果真就这样被自大的人类征服了吗?事实好象并非如此,至少不像人类自我感觉得那样乐观。现在的遗传工程人员,的确能够利用生物技术将某些动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上去,通过改变生物的遗传组织,使其具备人类所需要的新特征。例如,人们可以将鲜鱼的基因移植到西红柿、草莓等普通植物中,以使其能够抵御寒冷,或者把某些细菌的基因接入玉米、大豆的植株中,以使其不受害虫的侵袭。然而,这些让个别工程人员享受到了某种创造乐趣的改良产品,却给广大的消费者带来了精神上的忧虑。他们出于对宇宙的敬畏,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市场上出现的转基因产品,这在许多转基因生产商尽可能地隐瞒自己产品真实“出身”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克隆技术尽管在治疗人类某些顽症方面有着令人振奋的应用前景,但它除了对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并始终保持的生育模式和伦理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外,是否会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造成生理结构和进化程序层面上的灾难性后果,还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未知数。这些不正是宇宙对我们的妄自尊大敲响的警钟吗?近、现代的科技成果,也的确使得我们在各种困难和灾难面前显得不再那么可怜和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自然被我们征服了,那就未免有点轻狂和不自量力了。现在出现的环境污染、良田沙化、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由科技发展引发的问题,不正是自然对我们的贪婪残暴提出的控诉吗,不正是宇宙对我们的胡作非为实施的惩罚吗?我们这些被宇宙大法官宣判有罪的被告怎么能说征服了胜诉的原告自然呢?

好在我们人类现在对自己肆无忌惮的行为已开始反思,对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已开始怀疑,对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心已开始动摇。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在宇宙中真实角色的新阶段──基于哲学之上的自觉,就这样继自卑、自信和自大之后宣告开始了。

我们首先觉悟的是,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东西,万事万物无不由其而产生,又无不为其所制约。我们如果顺应它,就能享受快乐或幸福,如果违背它,就会遭受痛苦或不幸。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规律”。其实,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圣贤就已明确地告诉过我们它的存在和威力,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第16章)意思是说,复归生命本性叫做常规,认识常规叫做明智。不认识常规而轻举妄动,必定会招致凶祸。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意思是说,世间万物运行是有常规的,这个常规不因尧而存在,也不因桀而消亡。顺应它就会获得福报,违背它就会招致祸害。在这里,老子和荀子所说的“常”,指的都是宇宙规律。不过,我们这些喜欢在宇宙规律面前舞弄科技棍棒的人,在被它狠狠地教训之前,哪里肯把他们老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在宇宙规律面前,我们显得是那样地渺小和无能。宇宙规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不可能摆脱它的管制而为所欲为,更不可能改变它以满足自己的贪心。对宇宙规律我们虽然可以选择顺应或抗拒,但选择的结果,即顺应它就获得奖励,抗拒它就受到惩罚,却是不由我们做主的。我们就像河流中的一滴水,只能顺流而下,不可逆流而上,更不可脱离河道。宇宙凭着自己的意愿决定着我们的生与死,依照自己的目标规定着我们的进与退。我们不由自主地来到这个世界,后又身不由己地离开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无法控制成长的盛与衰,也不能控制欲望的起与落。我们就像是一辆辆由宇宙制造出并操控的最高档汽车,虽然装配有一定程度的自动化程序,但却仍是身不由己地朝着宇宙设定的目标行驶,直到最终报废为止。

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认为,太阳系是由一块星云收缩演化而成的,先形成的是太阳,然后剩余的星云物质进一步收缩为行星。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从一个最简单的生物开始逐步进化而来的。现在大多数天文学家都比较认同的“宇宙大爆炸”假说认为,宇宙是由一个能量无限大、体积又无限小的所谓“奇点”发生爆炸演变而来的。上述理论或假说尽管还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宇宙规律统一起来,但至少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毋庸质疑的信息,那就是现在的宇宙有一个本原,这个本原依照某种规律产生了万事万物。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这个世界并非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是神专为我们人类创造的,我们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宇宙的创造物,只不过是截止目前结构最复杂、功能最多的创造物而已。宇宙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赋予了我们人类以高级理性和智慧,我们人类也正是凭借宇宙的这一“恩赐”而成为最强大和最富创造力的生物。然而,这些能算作我们和其他生物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吗?我们能因此而高居于其他生物之上吗?难道宇宙在挫伤了我们的傲气之后又在这里给予我们以安慰性的补偿?

我们人类的创造力的确是其他生物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人类饮食可以创造出美味佳肴,住居可以创造出高楼大厦,行路可以创造出汽车飞机,娱乐可以创造出电影电视,交流可以创造出电讯网络。其他生物虽不能说没有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也仅限于个别动物构建巢穴的简单行为,且因已逐代遗传为一种本能而应归属到它们祖先的头上。但如果仅就生存而言,植物无需任何创造力就能满足自己全部的要求,动物仅需较少的创造力就可满足自己较少的要求,而我们人类则需有较多的创造力才能满足自己较多的要求,那我们好象就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创造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了。植物居天地之间,食阳光水土;动物筑巢掘洞而居,觅草猎物而食;而人类居须建高楼大厦,食须烹美味佳肴。宇宙所以让植物站着不动,是因为它们的食物就在嘴边,居所就在身下,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宇宙所以为动物装上感官和肢体,是因为它们的食物须飞行奔走才能获得,它们的居所须辛勤劳作才能构建;宇宙所以又额外赐人类以创造力,是因为我们的食物须培育耕种才能收获,须烹炒调制才能享用,我们的居所须构思设计才能坚固,须装修配置才能安歇。此外,我们人类还须衣服被褥裹体,交通工具代步,通讯工具交流,娱乐设施取悦。这就是说,在生存的自足程度上,动物不可能高于植物,最多只能同等于植物,而且要想如此,感官和肢体还必须健全,此外对之还必须加以正确地运用,否则就会低于植物;人类不可能高于动物,最多只能同等于动物,而且要想如此,除了感官和肢体健全外,创造力还必须丰富,此外对之还必须加以正确地发挥,否则就会低于动物。看一看用木棍不停地敲打着路面的盲人在街道上那蹒跚的步履吧!看一看用手不停地比划着的聋哑人在你面前那急于想说些什么的表情吧!再看一看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面对生活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艰辛吧!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和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不是因为缺乏创造力而世世代代过着衣不裹体、食不饱腹的原始生活吗?喜好烧杀抢掠的人不是因为错误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而身陷囹圄、甚至命归黄泉吗?乐于勾心斗角的国家或民族不是因为错误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而饱受贫穷落后、甚至被欺挨打之苦吗?由此看来,植物、动物和人类从其共同的创造者──宇宙那里享受到的生存待遇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表现在:一、植物所需要的东西被直接送到了嘴里,它们只管食用就是了;动物所需要的东西被放在了远处,它们必须劳其肢体才能获取;而人类所需要的东西则被隐藏了起来,我们必须动用智慧才可能找到。二、动物较之植物不但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反而还多了因感官和肢体的损毁或错误运用而遭受痛苦的可能;人类较之动物不但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反而还多了因创造力的丧失或错误发挥而遭受痛苦的可能。我们人类从宇宙那里获得的,并非像我们一相情愿认为的那样是特别的关照,而是更艰巨的使命和更严峻的考验。如果说植物是宇宙抱在怀里的婴儿,动物是宇宙牵在手里的幼儿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就是宇宙引领的儿童。我们虽然可以跑前跑后地嬉戏玩耍,但必须严格保持在宇宙指定的范围之内,且要时刻盯住宇宙的身影,听从宇宙的呼唤,否则就有丢失而沦为流浪儿的危险。就此看来,人类与其说是最具创造力的生物,毋宁说是最有犯错能力的生物更为妥帖。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可悲和可怜之处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没有让进化的脚步在我们人类这里停顿下来,但却告诉我们至少截止目前还没有哪一种生物能高居于人类之上,我们的确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体形最庞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因其脂肪可制作肥皂、鲸骨可提炼胶水、鲸肉营养丰富、鲸肝含大量维生素、血和内脏又是优质肥料而屡遭人类捕杀,素有兽中之王美称的老虎因其美丽的皮毛受到贵妇人的青睐而倒在偷猎者的枪下,生性喜好大地和阳光的花木因其夺目的色彩和奇特的造型而被人类以亲近自然之名移入了房间,习惯于在天空自由飞翔、在树间自在跳跃的小鸟因其悦耳的鸣叫和逗人的举止而被人类以培养爱心之名关进了鸟笼,有害于我们健康的生物因受到了我们的药物攻击而迅速消亡,有益于我们健康的生物因获得了我们的养料供给而茁壮生长。这些活动使我们逐步滋生了这样一种妄念,那就是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任意地摆弄其他生物的命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是在同乙肝病毒、艾滋病毒、萨氏病毒、出血热病毒、尼巴病毒、登革热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一系列病毒的争斗中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了吗?我们不是在幸运地制服了一种病毒的同时,又不幸地必须面对更难对付的变种病毒吗?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类在所有生物中的权威竟受到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小生物(严格地讲还不能算是完整生物)的挑战!尽管这还不足以动摇人类身处食物链最顶端的地位,但至少对狂躁的人类起到了降温和警醒的作用,而这也许正是宇宙对人类有意施加的一种制约。我们对此不仅不应该抱怨,反而应当感恩和领情。试想,假如人类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拥有绝对权威的话,我们还能保持头脑冷静而不至滥用它到不断迫害其他生物最后置自己于死地的程度吗?我们看一看人类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吧!社会上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不是被个人利益驱使着而一步步地走向难以自拔的深渊吗?世界上处在霸权地位的国家不是被民族利益驱使着以侵略开始、以战败告终吗?现在的超级大国不是也因在国际事务上的肆意妄为而被恐怖分子闹得民无宁日吗?看来造物主将绝对权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何等的明智和深谋远虑!

我们人类曾在由自己精心编造的梦幻中生活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甚至会本能地后悔不该从这个梦幻中醒来,因为我们站在宇宙中心管理众生万物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然而,梦幻终归是要破灭的。第一个从梦幻中醒来的哥白尼看到的景象是,我们脚踏的地球在不停地围绕太阳旋转,后来的天文学家越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太阳系竟可怜巴巴地呆在银河系旋臂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达尔文的发现更是让人惊恐万状,他居然说我们非但不是神的宠儿,反而还是低等生物的后裔!而现在看来还远不止如此,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宇宙截止目前创造出的运行其规律的众多工具中最高级的一种(这里不考虑其他星球存在比人类更高等生物的可能性),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5章)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我们身为运行宇宙规律的最高级工具,虽可能会讨得宇宙更多的欢心,但同时又因更容易损毁而遭其更早的抛弃;而对我们自己来说,除多了犯错误的机会而遭受更多的痛苦外,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地方。我们的尊严就这样在一次次地受伤,我们的地位也在一步步地降级,但我们不仅不应当为此而懊恼,反而还应当为找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真实角色而庆幸。

第三节 宇宙赋予人的使命

那么,我们作为宇宙创造出的最高级工具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明确地知道,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由父母生养的。这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紧接着我们会问:每个人的父母又是谁生养的呢?照此追问下去,我们必定会溯源到人类的祖先那里。可这个答案并没有给追问划上句号,因为接下来人类的来源又成了问题。达尔文尽其所能地告诉我们,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由地球上最初出现的单细胞生物在所谓“物竞天择”机制作用下逐步进化而来的。与“神创论”相比,“进化论”确实更合乎我们理性的胃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成熟到了无懈可击的圆满程度。事实上,“进化论”除了目前缺少足够多的中间型生物化石的支持外,还有一个几乎是致命的漏洞,那就是“物竞天择”机制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一种结构简单的低等生物究竟是如何变化为一种各个相关系统必须同时出现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高等生物的。神创论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试图击跨这一建立在自然主义之上的理论大厦。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存竞争的确会促使生物发生变异,自然选择也的确会引导生物将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保留下来。但问题是,这种变异大都发生在种内生物身上,且多表现在某些性状方面;此外,也没有任何逻辑或事实能够证明,这种变异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突变为我们所期待的种间生物进化。与之相反,我们在不同进化程度的生物身上,倒是发现了这样一些“物竞天择”机制很难解释的现象。首先,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那样,高等生物在利用低等生物方面的生存优势,又因在自足方面的获取难度而大打折扣;低等生物在被高等生物利用方面的生存劣势,又因在自足方面的获取便利而得到补偿。其次,随着生物种间差距的拉大,高等生物作为强者的生存优势越来越得不到发挥,如食肉动物对植物就无可奈何;且当这种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低等生物反而会占据强者的地位,如病毒对人类就几乎战无不胜。再者,在以智力发展为进化标志的人类社会中,那些在生存竞争最激烈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赢得胜利的人,并没有产生出可与科学家和哲学家相匹敌的智慧,而致使后者大脑更发达的原因──对宇宙的认识,显然不是迫于来自生存竞争的压力,而是源于宇宙赋予他们的求知欲,并且还只有在轻松悠闲的环境中才能有效进行。达尔文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本可以按照父亲的安排,从神学院毕业后当一名牧师,但他对这一地位尊贵、待遇丰厚的职业缺少激情,而对博物学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最后之所以会离经叛道地去潜心探索生物的进化,就是因为神创论无法合理地解释他作为博物学家环球航行时发现的一些生物现象,寻求生物起源新答案的欲望也就由此在他的心中被点燃了起来。不过,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进化机制上还有待完善,但它所认定的生物进化历程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个人如何出生的谜底也就揭开了,那就是由人类祖先开始的逐代繁殖和由最低等生物开始的逐步进化。繁殖和进化都是宇宙的复制,只是繁殖是宇宙的个别复制,即自体受精中一个生物的独自复制,或异体受精中雌雄两个生物的共同复制,进化是宇宙的整体复制,即所有宇宙成员的共同复制,而这复制就正是那隐藏在层层神秘面纱背后、对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乃至各种天体实施管制的所谓“宇宙规律”。

宇宙怎样地创造了我们,我们也就应当怎样地去生活。宇宙创造我们的方式是繁殖和进化两种复制,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就应当以此为内容。这也就是说,宇宙在把我们创造出来时就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路,只是它要求我们根据身后的路是怎样地通到脚下,去判断脚下的路又将怎样地向前延伸。在这里,如果我们愿意把宇宙认作神的话,那我们就是神的羔羊。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它下达的命令行事,朝着它指引的方向行进。试想,我们作为神的创造物,怎么能不听候它的吩咐呢?就如同作为我们的创造物,汽车怎么能不运输,冰箱怎么能不制冷?

然而,也许有人会继续追问,宇宙为什么要进行繁殖和进化这两种复制呢?我们似乎没有资格向宇宙索求这个答案,因为那是宇宙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作为宇宙的创造物,只需做好它要求我们做的事就足够了,不是吗?试想,假如汽车问你为什么驾乘它行游四方,冰箱问你为什么使用它冷冻食物,那你该作何反应?难道你不会责怪它们多管闲事吗?不过,既然我们有这个求知欲,那就说明有索求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求知欲也是宇宙赋予的呀。我们知道,事物的变化从其发生原因的角度看不外两种:一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变,即因事物外部作用而发生的变化;另一种是所谓的自变,即因事物内部作用而发生的变化。事物他变前后必然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而事物自变前后虽然会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却必然是等值的,就如同数学上的“0”可以自变为“(+1)+(–1)”那样,这就是事物的他变和自变原理。宇宙是所有存在的总和,因此它不可能发生他变,而只能发生自变。这样,如果我们非要为宇宙的复制找一个原因出来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为了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我们可能会觉得宇宙如此作为有些无聊,但这显然已超出我们能够管和需要管的范围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意义只可能存在于手段之中,目的本身是没有意义可言的;换句话说,一种行为只有在用以达到某种目的时才会产生意义。

现在,就让我们庄重并谦卑地来领受宇宙赋予我们的使命吧。宇宙赋予我们的第一项使命就是繁殖,即在性欲驱使下通过与异性结合产生同种新个体。这件事不仅我们人类在做,其他生物也在做,有的甚至比我们人类做得还好。生物的繁殖经历了从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发展,有性繁殖经历了从自体受精向异体受精的发展,异体受精经历了从体外受精向体内受精的发展,体内受精又经历了从卵生向胎生的发展。

对于低等生物来说,由于子代一脱离亲代就能够独立生活,因此亲代将子代生育出来就意味着这一使命的圆满完成。但对于高等生物来说,尤其是鸟类以上的动物,子代在脱离亲代后还不能独立生活,因此亲代在生育子代后,还会在母(父)性的驱使下,去精心地养育自己的子代,直到其能够独立生活为止。在人类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包括抚养和教育,抚养的主要目标是子女拥有健康的身体,教育的主要目标则是子女拥有健全的人格,至于知识的获得则由专门的教育机构负责。父母只有在子女既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拥有健全的人格的情况下,才算尽到的养育的责任,也才算最终完成了繁殖的使命。

宇宙赋予我们的第二项使命就是进化,即在求知欲驱使下通过认识宇宙产生更高等的生物。这件事只有我们人类能做,因为一种生物在产生更高等的生物后,就丧失了继续进化的能力,换句话说,进化的使命永远都是由所有生物中最高等的生物来承担的,而我们人类就是目前最高等的生物。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笼统到精确、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人类最初采用的认识形式是哲学,之后科学才从哲学中孕生并分离出来。科学和哲学都以宇宙为认识对象,所不同的是,科学认识是分门别类的,哲学认识是整体统一的,因而哲学认识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之上。科学和哲学的分工合作,使得既全面、又精确地认识宇宙成为可能。随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身体结构将不断地发生变化,比人类更高等的生物也就在逐步生成。科学家和哲学家就是走在这进化历程最前端的人。

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认识宇宙后,还会在授知欲的驱使下直接或间接(通过教师和编辑)地向学生和读者传授自己产生的宇宙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接受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宇宙知识,他们的大脑就在我们的身体中得到了迅速复制,我们的大脑也就因此而具有了他们的思想。学生和读者在短时间内接受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宇宙知识后,就会继续在求知欲的驱使下对宇宙进行认识,直到更高等物种最终诞生为止。由此可见,宇宙交付的进化使命是我们通过多代人的认识和教育而以接力的方式逐步完成的。

在宇宙赋予我们的上述两项使命中,繁殖和进化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为繁殖是宇宙的个别复制,进化是宇宙的整体复制,而进化只有通过繁殖才能最终实现。繁殖和进化的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后者高于前者的地位。正缘于此,所有头脑清醒的父母都对其子女在学业上寄予较在传宗接代上更高的期望,他们会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债台高筑,也要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所有志向远大的人都倾向于在学问上投入较在婚恋家庭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只有那些自认事业没有成功可能的人,才退而求其次地以追逐异性为乐趣,以培养子女为己任。

当然,除了繁殖和进化这两项使命外,宇宙还赋予我们生存的使命,即在求生欲驱使下通过避开危害保护生命,在食欲驱使下通过摄取食物滋养生命,因为我们要履行好复制的使命,首先还要保养好身体这个模本。我们绝少发现,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会生育出健康的子女,一个神经衰弱的人会在学问上有什么大的成就。这就是说,宇宙赋予我们的复制使命有三项:生存、繁殖和进化,其中,生存是基础性使命,是我们作为物体所应当履行的;繁殖是手段性使命,是我们作为生物所应当履行的;进化是目的性使命,是我们作为人类所应当履行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仅仅生存,那他就只是一个物体;如果在生存的基础上仅仅繁殖,那他就是一个生物;如果在生存的基础上繁殖,在繁殖的条件下进化,那他才称得上是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求的“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就是所谓“人生意义”之所在。这种人生观显然也是一种使命观,不过它所说的使命既不是儒家那种宇宙赋予的社会使命,也不是康德那种理性确立的道德使命,而是宇宙赋予的复制使命,即生存、繁殖和进化。

第四节 死亡

说到此,也许有人会满腹狐疑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宇宙既然让我们出生,为什么又要让我们死亡呢?它为什么不让我们永远地活着呢?是因为我们对它赋予的使命不够尽心尽力?显然不是,因为无论我们把生存、繁殖和进化三项使命履行得多么出色,它还是不容商量地要结束我们的生命。

是啊,我们不管过上多么富裕的生活,生养多么多的子女,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终究难逃一死。生命的过程就好象是在吹肥皂泡,不管它被吹得有多么地硕大和斑斓,但结局却总是瞬间破灭。死亡这道生命不可逾越的门槛,使得很多人得出生命没有意义的结论,并在死亡之前无可奈何地选择即时行乐的生活。下面这则寓言,就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这部分人的人生观。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茫茫的沙漠上,身后留下的一串串足迹正渐渐地被风沙掩埋。突然,他发现一群饥肠辘辘的恶狼正慢慢地从后面威逼过来,准备群起而噬之。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而恶狼在后面紧追不舍。恶狼越追越近,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了一口井,他不知道那井是深是浅,有水没水,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可没想到,井中等待他的是一群昂首吐信的毒蛇,它们正眼巴巴地看着美食的降临。危急中,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天从人愿,他抓住了一根从井壁横生出来的荆条!于是乎,虽然上有恶狼,下有毒蛇,但他总算暂时安全了。可一阵异响传入耳中,他睁眼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一群老鼠正在啃噬那荆条的根。这时,他看到有一滴蜜糖挂在荆条的枝头。他索性把恶狼、毒蛇和老鼠全都抛在脑后,闭上双眼,伸出舌头,专心致志地去舔吮那滴蜜糖……

难道我们果真就被死亡逼到了如此悲怜的地步?难道哲学家对此也束手无策?面对死亡问题,一些哲学家的确选择了放弃。但这与其说他们是在逃避责任,还不如说他们是力不从心更为确切。孔子在子路提出“敢问死”的疑问时,就给予了“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回答。

其他一些哲学家虽不甘沉默,但讨论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对死亡的态度上。他们中有的劝我们接受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无法抗拒的事件。王充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后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释乎?”(《论衡·道虚》)有的劝我们忽视死亡,因为死亡与我们无关。伊壁鸠鲁在《致美诺益库的信》中说:“所有烦恼中最可怕的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了。”(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638页)还有的劝我们超越死亡,因为虽然人的肉体会腐朽,但其精神却可以流传千古。中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在解释“死而不朽”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尽管这些哲学家的规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我们还是无法走出死亡的阴影,死亡的魔爪还会不时地去抓挠我们那渴望永生的心。

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向我们阐释了死亡的含义,并同时告诉我们应如何对待它。苏格拉底将死亡看作是精神与肉体的分离。他在被政府以“不敬国家,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时,所以能无畏地面对、甚至是欣然地迎接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相信,死亡能使他摆脱肉体的束缚,到纯粹的精神世界里去过神一样的生活。他说:“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湮灭,毫无知觉,或者如有人所说,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如果我们听到的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死亡更大的幸福呢,先生们?……如果这种解释是真的,那么我情愿死十次。……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30~32页)我们当然非常乐意接受苏格拉底的观点,但心中的疑惑仍旧挥之不去,因为他死后的境况无法得到验证。

庄子认为,人的生死就像日夜交替那样是宇宙的规律,因此对待生死应不悦不恶,安顿生命应与宇宙同化。他说:“死生,命也,其有昼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庄子·大宗师》)意思是说,人的死生是命定的,犹如昼夜恒常交替是宇宙规律。这是事物的本性,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大地把我的形体托载,并且用生存来劳苦我,用衰老来闲适我,用死亡来安息我。所以我把生存看作好的事,同样也就把死亡看作好的事。把船藏在山谷里,把山藏在深泽中,可以说是十分牢靠了吧,但半夜里还是有大力士把它们一同背走了,而沉睡的人却毫无察觉。把小东西藏在大东西里是适宜的,但仍不免于亡失。如果把天下付托给天下,那就不会亡失了,这就是万物固有的本质。所以圣人会自由地生活在万物不会亡失的境地而与大道共存。在这里,庄子只是告诉了我们把生命托付宇宙就会免于亡失,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在死后被宇宙“安息”到了哪里。

释迦牟尼认为,这个世间流转的经过是十二因缘,流转的主体是苦,这个主体的展开就是人的生、老、病、死。十二因缘包括过去二因、现在五果、现在三因和未来二果。过去二因:“无明”指对世事痴迷;“行”指因无明而造身、语、意三业。现在五果:“识”指因造业而投胎受生;“名色”指胎相初步形成;“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形成;“触”指六根认知开始;“受”指对外界苦、乐、爱、舍的感受。现在三因:“爱”指于乐爱合,于苦爱离;“取”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有”指因爱和取而引发纵我役物之行。未来二果:“生”指因有而再次投胎受生;“老死”指受生后必受老、病、死三患。照此看来,我们在这生死轮回之中不就等于身陷苦海而永无解脱之日了吗?释迦牟尼为我们找到了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的方法,即所谓的“四圣谛”。他对其弟子说:“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所以你们要记好:此是苦,应当知;此是集,应当断;此是灭,应当证;此是道,应当修;因为,此是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此是集,我已断,不复更断;此是灭,我已证,不复更证;此是道,我已修,不复更修。这个苦、集、灭、道,名为四圣谛,不能究竟了知这四圣谛,就不能解脱。”(星云大师著:《释迦牟尼佛传》,第93页)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十二因缘”和“四圣谛”听起来的确不无道理,但却有些超出我们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况且还有一种与宇宙规律相抗衡的味道,因而只能让我们要么奋不顾身地一路前行,要么将信将疑地徘徊不前。照此看来,这些哲学家并没有为我们开出根治“惧死症”的良药,而充其量也只是为我们注射了一针缓解死亡阵痛的麻醉剂而已。

那么,宇宙究竟为什么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呢?这个答案我们只能到宇宙那里去寻求。其实,我们似乎不必在这个问题上非要向宇宙讨个说法,因为创造了我们的宇宙当然也就有权随意地处置我们。宇宙在让我们出生时都无须经得我们的许可,怎么可能在让我们死亡时征求我们的意见呢?这就如同我们在将破旧的汽车和冰箱报废时,难道还须事先问一问它们是否愿意?我们需要明白的除了依照宇宙的旨意行事外,岂有他哉!不过,既然我们想知道这个答案,那就让我们来聆听一番宇宙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吧!

人类啊,你们知道什么是生命和死亡吧?生命就是模本的复制,即向复制品的转化,对你们来说就是生存、繁殖和进化。死亡就是模本复制的停止,对你们来说就是生存、繁殖和进化的停止。死亡有正常和异常的分别,前者指模本已充分实现了复制的死亡,是我要求你们去做的,后者指模本还未充分实现复制的死亡,是我反对你们去做的。你们的一生要进行多次的复制,你们每进行一次,生命力就减弱一些,因而也就向死亡走近了一步。要知道,你们从迈出生命的第一步起,就注定是一次死亡之旅。假如你们把一杯水喝完而对空杯不感到惊讶的话,那你们对死亡也应当持同样的态度。

人类啊,你们可不要无端地厌恶死亡。你们厌恶死亡是因为它将摧毁你们的身体吗?我要告诉你们,假如你们已充分实现了复制,那你们对死亡的厌恶就是没有道理的。看一看你们生养的子女吧,他们的血管里不是流淌有你们的精血吗?再看一看你们教育的学生和读者吧,他们的大脑里不是运行有你们的思想吗?难道他们不是由你们转化而来?你们怎么能期望在转化为他们后还继续存留于世呢?那不就等于是期望旧房子在拆盖为新房子后还继续挺立?但假如你们的复制还未充分实现,那你们对死亡的厌恶就是有根据的了,因为此时的死亡将真地摧毁你们的身体,就像旧房子在拆盖为新房子前坍塌会瓦碎木折一样。

人类啊,你们也不要无端地惧怕死亡。你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你们的尸体将会被烈火焚烧、猛禽啄食、细菌腐化吗?我要告诉你们,假如你们已充分实现了复制,那你们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多余的,因为那尸体不过是些你们遗弃的无法转化的废物而已,就像是旧房子在拆盖为新房子后残留的尘土一样;但假如你们的复制还未充分实现,那你们对死亡的恐惧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因为那种死亡意味着你们的精血和思想将被毁灭,就像旧房子在拆盖为新房子前坍塌会将瓦木砸坏一样。要知道,惧怕死亡不是你们自生的意念,而是我的特意主张,是我控制你们的一种手段。但我让你们惧怕的不是正常死亡,而是异常死亡。试想,假如你们一出生就肆意地伤害、甚至毁灭自己的身体,那我赋予你们的复制使命还怎么能够得以履行?我要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履行好了我赋予的复制使命,那你们就不会再惧怕死亡;反过来讲,如果你们还惧怕死亡,那就说明你们还没有履行好我赋予的复制使命。

人类啊,在你们大约百年的生命中,你们只有前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全力保养自己的身体,之后你们就要开始转化它了;你们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可以高质量地转化自己的身体,之后它就要日渐衰弱了。你们要万分珍惜这两段有限的时间,因为不管你们的身体是否完善,转化总会如期而始;不管你们的子女和更高等物种是否生成,衰弱总会如期而至。

人类啊,你们知道自己会死亡,动植物会死亡,天体会死亡,可你们是否知道我也是会死亡的呀。我作为模本虽然比你们大得多,但我的生命也和你们一样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只是持续的时间长一些罢了。不过我既不会厌恶死亡,也不会惧怕它,因为我的复制品无处不在,无时不生,天体是我的复制品,动植物是我的复制品,你们人类同样也是我的复制品,而且更高等的复制品还会不断地进化出来。所有这些复制品都由我转化而来,都是我的一部分,都是不同形式的“我”。你们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厌恶和惧怕死亡呢?

人类啊,你们的生命有无意义并不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并不由你们的意愿来决定,因为你们不是由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呀。你们现在想必明白,正常死亡不是生命的消灭,而是生命交替的完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死而不朽,它非但不会毁掉你们生命的意义,反而还是构成你们生命意义的一部分。你们之所以会在死亡面前得出生命没有意义的结论,那是因为你们只看到了作为生命之流中一个片段的自我,而且还把这个自我错误地摆放在了宇宙中心的位置。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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