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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文诉求

时间:2015-03-30 23:31:00 点击:

核心提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根本上源于我们文化创造力的丧失;文化创造力的丧失,表现在当代艺术中即社会批判的阙如。或者说,我们在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层面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位于中间地带的在法律许可下活动的社会团体,如致力于社会服务的独立的民间社团或基金会在我国就太少。如果要改变今天我们社...

题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人文精神?在《人文艺术》第6辑出版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人文学者查常平博士在成都邀请几位文化人针对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文诉求展开对话。

对话介入:

查=查常平(《人文艺术》主编 批评家)

洁=洁尘(作家)

邓=邓乐(公共艺术家)

董=董志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对话时间:2007年1月18日于成都天台酒店茶楼

(录音整理:刘丽)

中国与西方:消费时代的背景差异

查:在编辑出版《人文艺术》第6辑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到消费主义的时代更需要人文的诉求。这几年,特别是从2003年非典过后,大陆的人文学术类书籍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我认为一方面与大陆今天的消费主义社会思潮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社会整个的人性诉求有关。

洁:像你一直这么多年坚持编辑出版《人文艺术》,这期据说应在2004年出版却拖至2006年,我想你在其中寻求出版伙伴中一定有许多困难。在此向你表示敬意。你在这方面的执着大家有目共睹。当你告诉我第六期已出版时,我甚至感到很惊讶!你还在做?!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却坚持下来了。我在媒体做过很多年,也在出版社做过几年,所以对于出版这块还是比较了解。相比于20世纪80、90年代,学术出版现在占整个出版物的份额的情况,不仅是下滑而是急剧萎缩,当然绝对数量增加了。因为整个时代进入娱乐时代了,本来,人文学术类在一般的普通人文读物中都属高尖端的东西。娱乐化现象是全球性的。有一种说法,进入二千年以后,人类发展的前一千年是农业时代,后一千年是工业时代,到了三千年是全面混合,从诉求的角度来看倾向于游戏化、娱乐化。这种局面,并非能够靠哪些人的努力或某种方式可以得到扭转。人类发展到这个阶段就趋向平面化整体化,从人文角度看挺无奈。

查:我有一点不同的感受。上周我到英国开会,伦敦时间十三日早上10点,我到泰德现代艺术馆去;那里已经有人排长队等候参观。我离开时约下午一点,其艺术书店人潮涌流。我碰见一对从伦敦外地赶来的医生夫妇,我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德国艺术家做了slide展览,就是观众可以参与进去,从五楼滑到一楼,从中体验空间隐秘的感受。从现场可知,有很多人也包括老年人共同参与这个展览。我当时觉得这种场景与国内太不一样,当天还不是周末而是平常的星期五,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看现代艺术展呢?

邓:在西方,大众消费当代艺术很正常,因为他们是沿着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前进的,是自然而然的生长和消费。而在中国,先锋艺术只是少数群体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圈内游戏,客观的现实是中国先锋艺术的文化错位呈现,缺失大众知识背景和整体价值观,所以开幕式也是闭幕式,很正常。这也包括中国的楼盘,从格林童话里描下来的梦房子,(我这里不能说“建筑”,说建筑是亵渎建筑师),在中国的城市没存活几年现在已开始拆了。去年上半年,我随中国雕塑家代表团去英国约克郡参加一个世界冶铁艺术活动,活动在一个前工业时代的铁矿区一片旧厂房内举办,昔日烈火熊熊、机车轰鸣、烟雾缭绕的冶铁工业区,现在已非常安静,完全改造成了一个纯旅游区。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聚在那里讨论着古老的冶铁技术与当代艺术的问题,现场行为是七位参赛选手用锅、瓢、杯壶甚至易拉罐做成的冶炼小高炉冶钢铁。比赛既充满科学性,又调侃好玩。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担当评委,看谁的小高炉先出铁,谁就获胜。这是一种娱乐性非常浓的视觉、行为和文化消费方式。这里还建有工业博物馆性质的娱乐场,英国人带着孩子在具有历史知识、非常好玩又很有趣味的博物馆里一起游戏玩耍,大人也变成了顽童。我当时才亲身体验到西方社会从现代主义发展过来所形成的后现代消费概念,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消费时代的本质意义。常平所说的泰德现代艺术馆,也是伦敦一座旧火力发电厂改造而成。人们在这里消费最为流行的视觉艺术审美、思想和行为方式,获得创造精神的启迪。这种消费基础的文化背景,是在一座巨大的工业废墟——曾经为社会贡献出丰富的物质财富——里获得的。当然,英国还有像萨奇画廊这类超文化的后人类主义艺术展示场所。

洁:我认为中国正属于娱乐的前端,因为前几十年泛意识形态的东西太过了,这些年中国人全面进入了娱乐时代,有点矫枉过正。欧美等国社会发展比较循序渐进,整个社会形态更完整,包括它的商品社会更成熟,形成了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娱乐的大众化,同时又有对人文精神更高的诉求。现在国内这方面的环境土壤要贫瘠得多,我认为再过十多廿十年随着各方面的发展日趋成熟,会有相应的内容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群各自的需要。

查:是的,在今天西方,人的需要的分层更明显。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差别在于:任何人在其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团体归属,由此获得需要的满足。因此,现代社会对少数派媒体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任何个人的公共权利的捍卫。

消费与意义:生活体验中的人文意义

董:确实,正如洁尘所说,在消费时代人文诉求是个无奈的话题。刚才常平讲的国外国内的情况,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确实存在分层的需求和一个发展的阶段。在谈论该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自己作为人文学者的一些困惑,我们搞人文、艺术的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像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中讲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指引人类道路的灯塔。到目前为止,这种表述代表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基本定位。这一说法中包含的,是知识分子等同于上帝的地位,或者起码是以神使自喻。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能保证你就是灯塔、就能给人带来一条光明的路?你是否是救世主?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会产生这种疑问,看到人们整天忙忙碌碌于俗务、像迷失的羔羊需要指路,那是理所当然的,自然需要我们来拯救天下。问题是如果我们反观,比如现在我们旁边坐了几个人在打牌,我们在这讨论人文精神,按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比他们高尚。不过,这种判断的标准从哪里来?他们过得挺自由自在的,如果你非要说他们不对,那你这个判断的依据又从何来?这里,牵涉到我们这个消费时代为什么来得这么迅猛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工业、技术提供了一个条件,但可能性不一定等于现实性,它之所以变成了现实,有更深层的原因。黑格尔说过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有很深刻的内容。为什么消费成为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东西?它就一定是负面的吗?我认为这里面有值得反思的,什么是更人性的?所谓人文追求的核心,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价值。从我自己的思考中,我认为:所谓人生的意义是一种建构,因为生命本身是一个荒诞的东西,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要成为一条生命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另外一个精子与一个卵子结合就是另外一条生命。而生命肯定只是一个过程,从出生就一直向着死亡而去,这永远无法回避,所以人生的这一段是一个很荒诞的东西,人的欲求是长生不老,但又必须死亡。那么,人怎么活下去就需要意义。现在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所谈的人文精神是所有文明创造的精华,认为这个才能给人带来价值、幸福。但是,我有时反省,那些整天打麻将的人他们也觉得很快乐,正如我们在一起聊聊艺术、人文很快乐。我们以前肯定会想我们的快乐是真快乐,他们的快乐是低层次的、动物性的、庸俗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你能反驳他的快乐吗?不能!我们搞美学的人知道,审美首先是个人体验,快乐是个体验,幸福是个体验。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认为现在人们迷失在一个大众娱乐世界中,迷失在消费的声色闪耀中。反过来,我们以前讲的人文关怀是否太窄了呢?一个人如果关心他的生命、热爱他的生命,他就给予了自己在这荒诞的生命中获得意义的东西。我认为,意义不只是我们所讲的那一种。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意义?消费中可不可以生长出意义?这个意义能不能支撑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按着以前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洁:你所说的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常平,你是否可界定一下人文诉求这个概念。刚才董志强提的这个问题很特别。意义生长,是在哪个地方生长出意义?我们对于人文的理解是否太窄了?你所说的诉求,究竟是一种消费时代的学术诉求还是消费时代的人文诉求?

查:日本评论家栗山明在2004年写过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的角度认为《人文艺术》书在当代社会属于少数派媒体。在日本,学术类的书发行也不会超过三千册。它使我联想到:人文诉求第一是狭义的,指艺术、宗教、哲学(形上)三者给人生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东西。这构成我创办《人文艺术》的初衷。在我们这个时代,比如我有时在网上去回应我所发的文章,常感无言以对,谈话多数时候不在一个层面,或不能理解或被误解。当然,它也让我反省自己语言的表达方式。人文确实属于高端的,有一个逐渐呈现的过程。许多作家接受了这个高端的东西后,从不同的层面在展现它。

邓:常平身处在艰难的环境,坚持编辑出版《人文艺术》,我很感动。大众消费社会的基础,其实是由精英文化作支撑的。现在倡导的公共艺术、大众消费,是思想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提出的社会方向。其前提条件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积淀的丰富物质基础。自从上帝死了、人回到人本身以后,社会普遍在追求人性中更为本质化的东西。像常平在泰德美术馆所看到的现象,在今天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艺术在经过了服务崇高和神圣的光环后,也在回归本质的一面,满足人的更多需求,艺术家也需要满足自身灵魂和精神的神性自由,和体验髙端的关怀怜惜之心。在英国、德国,有一部分艺术家很严肃,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思考人类未来!提出一些超越种族、体制、国界的人类发展问题。今天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很多人在乐观的消费,另一些人在艰难地做一些很严肃的事。像在座的就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你们本身也在消费,另一方面又比其他人思考更大更宏观的问题,“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个体的人,他有条件消费就消费了,但作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在神性的年代更多地思考人性,平面化整体化的时代仍然存在严重的矛盾,更容易被少数人假以大众消费的名义搞另一种权力垄断。所以,知识精英应为社会保持一种清醒。我是做视觉艺术的,今天视觉也是处在前所未有的扩张时代。以前的视觉比较单一,现在通过数字媒体把视觉扩展了,我们也每时每刻在消费这些东西,走到社会每个空间角落都充满着视觉消费。

这期《人文艺术》里,庞茂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拟出了自己作品发展的方向,属于有思考有责任的艺术家。他虽然没有创造什么,但却把古典主义视觉用到了现代艺术的思考里。这种思考方向,目前还有很多读者在关心支持他。古典在一般人的眼中属于过去了的东西,庞茂琨将古典溶于当代的感受或一种观念,这就赋予了它一种新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能发现消费时代背后潜藏的危机和无奈。

洁:我认为人文实际渗透在生活中每一个神经末梢、每一个细节上,作为艺术家、作家或知

识分子,他的创作是一个呈现提炼的过程。比如打牌,作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把它提炼出来就是一件作品,具有人文性。批评家、学者在这过程中,又提炼出一种意义或观看的角度。人文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对象被艺术家提炼后具有观看性,这是一种面貌;作为学者用自己的观点角度又一次观看、梳理、凝固它,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并不是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所呈现的生活才带有人文性、才有意义。其实,与普通人一样,所有体验和快乐都带有人文性。人文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性,它让人感到幸福快乐,也是我们共同追求的。

查: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人性?人性如果仅仅相对于动物性而言,那么,它最终就难以摆脱动物性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纯粹以人性为内容的艺术、哲学,最后不可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原因。人有不同层面的需要。

焦虑与失落:临摹的消费时代

董:我部分赞同你的观点。我同意关于人文需要分层次的表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意义,只是意义不同,今天的消费,以人类文化几千年所积淀的文明为基础。若将今天的普遍的消费观上溯200年前,看那时顶层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对未来的人类幸福生活的描述,很多部分今天已成为现实,而且恰恰就是今天的大众消费现象。但是,身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又发现不对了。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荒诞成为艺术主流的最根本原因。什么是荒诞?就是你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然后按着这个蓝图去盖一座房子。本来建出来的应该是个乐园,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所设计的去做。但是,最后建造出来的却不是乐园,甚至是令你厌恶的东西。生命本身也是这样,艺术、哲学、宗教这是人文最核心的东西,它渗透在整个生活中,但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层次。因为,人有超越的一面,但不同的人超越的层次不一样,不同的人所需要的价值、意义层面也不同。也许,普通百姓从消费本身就能完全得到满足,获得支撑他们生命的价值、意义的存在。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完全不能满足,所以需要其他的诉求,比如,通过写作、研究得到满足。知识分子永远都不会满足现实,因为既定的现实总是不完美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都有完美的影子或幻象,他们对现实提出质疑或问题,其目的是想让现实变得更完美。社会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是因为现实永远需要修正。社会需要一个更高远的从未来的诉求关照现实。但是,知识分子并不能因此而小看那些普通百姓的生命价值、意义存在,不要以为自己离上帝最近,离真理最近,自己所追求所认定的就是绝对真理。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体验方式,没有高低之分。比如审美的绝对性,我认为美的或丑的是对我而言的,并不能因此否定别人的美丑感受。这是因为人在不同的世界中他所寻求的意义层面就不同。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通过批判现实是为了人的生活幸福快乐。如果有人已经认为他生活得幸福快乐了,而你非要说他生活得不好,这就是偏差。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应该算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某种程度的呈现。世界很丰富,历史长河所提供的文化也非常精彩。若要求每一个体只能有一种方式,那是不现实的,也是对文化、文明的浪费。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人文诉求并非减少了。从相对的统计数据看可能是减少了,但从绝对统计数据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以前人们没有娱乐、没有消费,现在有了,并且成为一种触目的时尚,相对而言似乎人文追求边缘化了。现在是一个平面的社会,以前知识分子处于高人一等的位置减弱了。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各安其位,这就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

查:每个人的存在绝对有限,他的时间、精力、知识有限,这是他不能完全掌握真理本身的原因,是他不能把自己认为美的东西当作绝对美强加于他人的原因。不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至美、至真存在的理由。我想: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揭示这种美、真乃至善本身,而且对一切把个人的审美观、真理观当作它们本身的企图展开批判,不断提醒人要有有限的意识。

洁:我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焦虑感和失落感。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平面化、全民资源共享化的时代,它把知识分子以前对信息的独占及其话语权瓜分了。网络上,谁都可以发言,你也感受到在这种交流中有时因不在一个层面上,交流处于无奈甚至失语的状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不再独占其位。知识分子对当下的这种焦虑,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从绝对数据统计,80年代是一个人文盛宴的时代,那时的出版、信息都没有今天发达;现在的出版肯定比20年前进步发达了很多,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今天我们可以同步看到全世界在研究人文方面的最高成果。

董:我很赞同你的观点。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反省,觉得人们怎么都被那些低级的东西吸引去了,我这里形上的东西怎么没有人来关照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是一个孤独的世界,因为他在探索真理。如果对这点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陷落在失落中。沙特为什么要写《呕吐》?为什么有呕吐感?是与西方整个大工业化中知识分子地位的衰落有关联。在费希特时代,是一人说话所有大众都会跟着走就像布道一样。而今天你精心布道人们却会不屑一顾,因为彼此的世界是处于平行或分层的世界。以前,我们会设定:我们所诉求的是有关未来的永恒的发展,所以是高尚的,而其他是局限当下的,所以是庸俗的。今天当我们从对个体生命的平等、尊重和神圣性的角度而言,就没有权力这样评判了,这是一个原因;其二,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所描绘的未来,就是一个真正的比现实更美好的未来。在《人文艺术》第一辑发表的《知识分子之现代阐释》一文中,我论到为什么学问无价?这个无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表示它的无限的价值,它代表着精神的需求和人类的未来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它真正没有价值。比如,农民可以通过粮食的产量衡量其价值,工人可以通过所出的产品衡量其价值,但知识分子通过发表的文章提出的意义或发现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现实的一个标准去衡量的;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真理或真正的意义,是否真能带给人类幸福和快乐,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确保。所以,我认为真理永远是一个追求的理想,它没有保障。历史上确实也有太多经历,一个主义、一个理念就把人类带进了一场灾难。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职业分开,职业可能是搞雕塑、写作或教书的,但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以外追求一种自认为有价值、超越的东西,对现实有一种普遍的关怀。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沦丧了,大学教授打麻将。其实这很正常,大学教授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娱乐、消费。这与知识分子是否沦丧是两码事。

邓:安希孟在本辑《中国古代哲学与世界主义》一文中,疏理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像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在中国社会中曾经具有怎样的思想状态。其实今天回头来看,在民族文化的转型期,他们的主要思维是理想主义的,有很多空想主义的成份在里面,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很多思想、主义和流派,传统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最后在中国胜利的是现实的、实践的。虽然看似政治胜利了,但实际是一种现实实用的胜利。在中国当代思想界里,我们没有真正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包括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等,都是拿来主义,从别人那里借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一些问题,像常平经常思考一些很宏大的问题,都在这个背景下。说中国进入了消费时代,实际还是在摹仿消费,而非真正的时代消费。因为,实际上今天广大的农村很多人没有脱贫,仍然还生活在艰苦挣扎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城市市民并没有像国外真正进入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消费时代,我们的整体社会还处在原始积累的阶段,我们应该很清醒很客观的看到这种状态,并作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查:我们以消费活动为人的全部活动的意义所在,把艺术家的成功只是看为商业上的成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与艺术的问题的症结。

邓:中国现代艺术,85新潮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艺术全面拿来时代的开始,这在中国有它的独特背景。封闭的开放和神权的解构,造就了一个活跃的艺术非常时期。当交汇平衡就需要融合,目前正处在化的初始期。曾经一个时代我们把领袖神化了、平常人奴化了,现在把超女神化了、居者奴化了,这些都需要解构,那么解构到怎样的状况才适合中国的发展呢?

现代的消费确实有很多娱乐了,但在这种娱乐的背后作为代价有很多隐蔽的付出。比如,我们的资源很有限,生产力很落后,城市的扩张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贪污浪费以及民工人权的保障等等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焦虑是真切的。今天我们相对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拿来的基础上。进入消费时代的西方社会,是历史的必然,是自然生长的结果。今天我们临摹别人的尖端技术、图式、主义和消费观,凡是我们以为好的都拿过来利用,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物质消费中的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快乐之中,物质消费也有疲劳和资源匮乏的时候,精神信仰缺失正是物质社会的缺失。这些问题就需要精英分子来思考。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它的哲学框架、文化背景及文明该怎样传承、链接?现在并非是一个真实的全球化时代,后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即使美国,也是在国家主义基础上即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提出全球化。我也赞同洁尘对中国的艺术、经济、政治的部分看法,比如:我们希望处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享有公民权力。这是社会的理想追求,但这种理想的经济基础和哲学思想建立在哪种框架里?背后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疏理,这才有益于民族思想文化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我认为:任何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核心,神权和英雄时代可以结束,而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脊梁。特别是在中国的当代社会转型的建构中,尤为突出和重要,但我也不赞成将知识精英异化成神。西方社会始终有一个全社会遵守的核心——法律,社会所有的活动都在法律的制约下扩张和发展。法律建全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良性发展的社会。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若是回到儒教以建立一个道德秩序来约束社会,实践证明行不通,道德和法律又发生冲突,这是很大的社会矛盾。如果我们不建立自己的哲学和价值体系,只是跟随外国走,其问题非常严重。在艺术上我们没有主义。有人提出多元主义,这只是一种调侃,有多元文化,但没有主义。所以,真正的精英分子是会焦虑的。

开放与移植:文化的消费

董:我很同意你说现在是一个临摹的消费时代。我以前提出过“概念前置”,我们为什么没有“主义”?我们今天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一些概念,而这些是西方一批艺术家经过对现实的思考后产生的,形成了一个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移植概念。现在有焦虑是好事,因为该移植的都移植了,才发现都是别人的东西。焦虑会产生让我们去反思的动力,艺术包括学术为什么没有为社会提供一个真正的框架?我曾参加过一次关于“失语”的讨论会,当时讨论到要怎么抵制外来文化宏扬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失语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创造性。其实移植拼凑古代的东西,一样的失语,因为那是古人的声音。关键是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自己的声音从哪来?就是从现实中来,从创造性来。以前读书时高尔泰先生告诫我们,你不要慌着写文章,你是学生,好好的读书。从中外名著一本一本去读,读完以后你才知道有没有话可说,你要写文章就要说别人没说过的东西,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价值,别人才会读,因为你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为什么会整体的失语包括今天的艺术、哲学?因为一直在移植,没有真正从我们当下的土壤中去创造。

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移植是有前提的。比如哲学、艺术、宗教里有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如果没有普遍性,移植就没有依据。反之,如果它们有其普遍性,那么移植就是必需的。我们目前网络上许多人讨论的文化入侵,仅以日本为例就可以说明其荒谬。日本的传统比我们保存得好,同时其文化移植的幅度比我们大。西方的经典在日本基本都翻译了,而我们翻译得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日本在大量文化输入的情况下传统照样保存下来?

董:如果存在普遍性真理的话,也不能总是等别人去发现。我们今天还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时代,就必然存在国与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德国今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有一个观点:人权大于主权。从理论上讲人权应该大于主权,是应该超越国家的。这是一个理想,可以朝这方向努力。但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大于人权。在世界目前都敞开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和国家要闭关自己搞是不行的,与世界接轨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就在于:一方面,我们要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传统专制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作为一个中国人与自己民族的关系。这是很难把握的尺度,有时是在普遍主义的虚假旗号下违背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反过来,有时又会站在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拒绝真理。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前的处境中很尴尬。移植来的东西或许有它的某种普遍性,但普遍性永远不可能是现实性。从哲学和艺术来讲,西方这20世纪的主义或流派没有哪一个是普遍的,它只代表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视角,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新的东西。为什么它成为一个典范,是因为它是开放的,你跟着它后面走只是在它敞开的世界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同样,西方的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等,这些也不是普遍真理,但它有一个敞开的视角,是以前人类社会没敞开过的。它的敞开给我们带来新的看见。我们应该学习,但却不可盲目崇拜。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自己提供一个可以敞开的视角贡献给全人类,这样一个民族才可能坦荡,才可能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若对人类没有这种贡献,就永远不能与世界接轨、永远没有平等对话的权利。

邓: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总是困惑着我,以前也与常平讨论过。提到日本,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的传统文化脉络也是东方文化。它为什么在发展中能够保留纯正的传统文化又可以与西方的前卫接轨,在思想和物质都对世界有贡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经验;我们又与日本很多地方不同,日本国家小,资源匮乏,有危机感,有紧迫感,它需要强盛,需要扩张。扩张给它前途和希望。正因为危机和紧迫,二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没有垮掉,所以它很快站起来。我们的国家有很多问题,关键出在价值观和思路上,我们搞城市建设非得把老城拆了来建新城,吸收西方文化就唾弃自己的传统,并且革命彻底。

梦想与现实:无奈的花钱

邓:现在一说消费,就觉得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奢侈和浪费是正常的。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应该是创造性、保护性、可持续性的增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里,中国又处在一个被打的状态下、马上又开放,一开放很多东西进来就着急,就学、就仿,很多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个消费时代又来了,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它麻痹了中国人,中国的经济技术是不能与西方消费时代的经济技术相比较的。

洁:中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裂之后进入消费时代的。这呈现出一种妖魔化的奇形怪状的现象。

查:我工作了十多年,该读的学位也读了,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正常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再生产。有时买书都感到捉襟见肘,我不知道大部分人是否能够靠工资收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不是那样,我们的社会一定有严重的问题!

邓:梁启超、康有为的空想主义思想正在被利用和膨胀。现在到处修建欧陆花园、县政府的房子仿美国总统府修成白宫,都想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的生活视角中来。我们实际处在一个梦想的时代。中国人把梦想当成了现实在消费。所以,常平作为知识分子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不能说知识分子与打麻将的人都是一个层面,绝不能这样认识。知识分子在消费中,应该思考和清楚认识到这种消费会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包括今天的美学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现在炒得很热的拿来主义,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应该退到应有的位置上。一个弱势群体总希望富人把门大打开,可以将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富人总是把围墙筑得很高。我们发现去西方国家的人有很多,进入它的国家消费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一个学生在英国留学每年费用几十万,几年下来费用近百万,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财产。你还要在那里消费它的产品、思想及语言,这要付出很多的。你梦想的东西越强烈,要得到的东西就越虚幻。我们不奢望谁来建构一种思想来拯救中国,目前实践的理论在中国当代也很适用,以前李泽厚也曾说他要建立一个美学体系非常困难,他只能尽己之力把西方的美学翻译过来,希望国人消化后能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建树自己的当代美学体系。怎么形成一个新的形态?在我们客观的生存环境、文化意识中把我们的作品呈现给外国人,让别人承认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链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问题。

董:我同意你所讲的。我们所进入的消费时代是虚假的,那么,这些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移植过来的,我们跟着西方的话语走。问题是:西方确实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从直观上讲,消费时代是老百姓主动的消费。而反观中国百姓的收入,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被房子消费掉了。他不是主动的消费而是被迫的消费,是非常痛苦的消费。消费时代应该是很愉快地花钱,而我们却是无奈的花钱。为什么会这样?是被炒作出来的。为什么人心浮燥,从某种意义讲这是社会造成的。逼你整天去赚钱,高额贷款买房、买车,使你整天心不踏实。它把人的欲望调得很高,但现实又不能满足这种欲望。

查:我们不仅消费着现在,而且掠夺了过去,并且向未来透支。为了今天的舒服,大部分中国人奉献出了自己的未来生命,成为房奴、车奴。

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杂烩的复杂时代,神权和公民、前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共存,前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希望,像两种水在流动经过互相的融汇就会慢慢趋向平衡。现在就是在融汇,西方在这过程中也有紧迫感。日本二战结束后,那时的社会形态也非常痛苦,像电影《望乡》里那个阿奇婆的经历,所表现的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时代,正因为苦难日本民族崛起了。我们的危机是我们的苦难感还不够,所进入的消费时代也是炒作。比如虚假的商业消费对电影的炒作,现在上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粗糙、奢糜、假构的场景很想迎合穷人的黄金梦,其实这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投机,是对商业构建正常秩序的解构,也是对知识阶层的智商亵渎,很多观众花钱观后只是对解构和亵渎思考的买单。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创造与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

查:按理说艺术家应该最具有独立性,但结果反而被商业操作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前几天在北京与几个艺术家一起聊天时发现:在艺术界高名潞提出“极多主义”,实际上有很多艺术家只有一件作品只是数量在增加,应当把极多主义改为“积多主义”。这种积多主义,只能导致创造力的枯竭,这样的艺术家10、20年只画了一幅画。前不久,叶永青在成都蓝色空间举办展览时,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这里几十件作品就是一张画”。他回答说:因为收藏家需要。如果一个艺术家仅仅因为收藏家的需要而存在的话,他已经是生产商而不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独立性,代表了一个时代先锋;当他丧失这种东西以后,其所在的民族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自然就会枯竭。

洁:这是画界普遍的事,如果一个画家创作了一个符号并被商业所接受,他就会紧紧抓住这个符号不放。现在有好些所谓成功的艺术家就是这样。这在艺术界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艺术家在被商业控制后创造力急剧萎缩,甚至不敢尝试其他东西了,因为别人可能会不认同而带来经济损失。在电影界也是这样,用一点中国古代一些外在的符号化的东西再加上些不相干的大杂烩,以为老外看了就以为是中国的、不断复制。对这种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存批判的态度,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因为现状是资本大于一切。

董:我一直主张要把职业和艺术、哲学分开,搞画的不一定是艺术家,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二者不是合一的。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他无可厚非,他用自己的劳力把产品提供给社会,接受商业化、追求商业化,这是他个人作为个体劳动者的权力。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呢?他就没有资格成为艺术家,若要达到艺术家的高度他就要超越商业,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生产者,而是一个探索者,一个超越经济的追求者。当然,我们觉得企业家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不允许美术工作者作为个体生产者追求利润呢?我认为应该宽容。中国现今大杂烩的形态,实际给创造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原生态的东西。我们艺术贩卖的是一个符号——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对于西方来讲是个刚被发现的处女地,对于有那么长历史文明的中国很多东西对他们而言都是很新鲜的,所以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符号与西方交流。当然,这对促进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但从人类和世界视野来看,它没有提供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它在贩卖现成的东西,真正的创造是从当下现实的土壤中有新的东西产生。现在国内很多作品与西方的先锋派是完全接轨的,但其症结在哪呢?它不是我们的土壤所生长的,而仅仅是移植。如果是我们当下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东西,那将不会是这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太浮燥,这需要有一批精英分子或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反思,这个工作肯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社会把这种需要极度贬低了,我想这也是常平想到的人文关怀。在西方虽然已经是高度消费社会了,但从事这种反思、批判现实、创造意义的一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仍然有很高的地位。我看过一位剑桥大学校长与国内名牌大学校长的对话节目,深有感触。剑桥校长说:学校里那些第一流的学者、科学家所拿的薪水若在外面任何一个公司肯定都比他拿得多,但他们仍愿意留在大学里而不愿到外面公司去。因为,他们喜爱研究工作,喜爱科学工作,同时他在社会上也很受人尊重,你作为一个老板可能比他的薪水高,但社会的认可价值并不不如此。在中国恰恰相反。实际上还有一点,他们已经进入真正的消费时代。他们大学所提供的薪水,已经足够让他在社会很有尊严地生活。我们的社会,不能提供知识分子有尊严生活的经济保障。之所以人心浮燥,艺术家去追求经济利益,大学教授忙于炒股,于此有关。我们社会的价值导向绝对有问题,钱多就是最好。

洁:财富成为了最高标准。

邓:中国贬低知识分子,另有一个内在的因素,我们现在很多知识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使中国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和拿来主义一样,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创造性的贡献,其地位可能重新产生一些变化。国外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是有独创性的,他所提出的艺术问题可以引导社会方向,所以社会地位高。我们很容易就拿来了,到别的国家看一眼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城市该怎么建了,不需规划师、建筑师,因为外国有不花钱的样本。一件城市雕塑方案艺术家经过数月的劳动,再经专家层层评选,最后是长官一票否决。所以,中国的权力在膨胀,在中国知识没有放在一个位置是另一原因。

查:香港不一样吧?无论待遇或地位大学教授在社会上最高,其次才是公务员。博士大都能够申请各种奖学金。

邓:香港是不一样,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框架架构是西方的,它有成熟的经济体制和法制体系。

董:我非常同意邓乐的观点。一方面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另一方面,从他的创造来讲他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从另一角度看,真正有创造力的内容是不多的。有一位学者讲,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国内动不动就把在大学里教哲学的稍有点名气的人称为哲学家,而在德国只有像海德格尔这样有原创性的人才被称为哲学家,其他人都被称为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们把大学教授和哲学家区分得非常清楚。哲学家,就是提供了一套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其他大学教授,是研究传播这些思想和知识的人。但一个哲学家的产生,是在一大批哲学教授中孕育而成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去养育哲学教授,而期待产生哲学家乃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要去操心他的生计问题,哪里有时间去进行精神的创造。我在大学工作这方面的体验很深刻。我们的社会目前没有给大学教授提供这个平台。中国社会目前的畸形就在于:我们把几亿农民算进来,大概大学教授的工资可以算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是,在都市中比较的话,一个大学教授读了硕士博士教了好多年的书,他教的学生本科毕业一出去所拿的薪水比自己还要高,他怎么可以平衡?自己并不是没有知识不会挣钱,所以一些教授转去挣钱了。

洁:今天常平提到的消费时代这个概念真是太复杂了,它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这几十年累积的问题,这个社会是很奇怪的,有很多盘根错节的东西。社会上的人看大学教授和你们在大学里看社会,不可能在一个语境中。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在于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冷静很重要,冷静让人独立思考并有独特的贡献。所以我很佩服常平,就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很难做出来,谈不上发行量,肯定是赔钱的事,已经做了六辑了,从1999年至今做了7年。可能很多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股倔劲吧,做自己坚持的事,保持自己的使命感和所追求的,这非常重要。如今的社会太多时候会感到无言以对。

董:是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空前复杂,自从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复杂性能与其相比。这也提供给我们反思的机遇,在这样一个大杂烩里有很多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还没有遭遇过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理当关注当下的现实;这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思考所得不到的现实土壤,是一笔财富,问题是能否沉下心来去体验研究这种生活,用智慧去看透这种生活,两者缺一不可。

洁:前段时间德国汉学家库滨说中国的作家创作的都是垃圾,因为没有反映中国现实的有力量的作品。的确是这样,我们很需要一批冷静的有独立思考的有创建的知识分子。

董:这很偏激但有一定道理。问题就在于:移植或者说模拟在我们的创作界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阅读过西方20世纪文学史,再读我们国家的先锋派作品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为什么没有创造出异于西方的先锋派呢?第一,没有去真正观察体验生活,只一味的概念移植。其次是从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垮了,崇洋媚外是根底上的问题。这表现在很多领域,比如在一些大学制定政策的人眼里,只要是洋博士就一定比国内的博士好。

查: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根本上源于我们文化创造力的丧失;文化创造力的丧失,表现在当代艺术中即社会批判的阙如。或者说,我们在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层面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位于中间地带的在法律许可下活动的社会团体,如致力于社会服务的独立的民间社团或基金会在我国就太少。如果要改变今天我们社会单一的物质消费取向,除非培育真正属于社会的多元价值观。这或许是消费主义时代人文诉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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