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密码∶    · 新用户注册 · 取回密码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中国哲学>>中国现代哲学>>正文

张鸣:革命:摇晃的中国

时间:2011-09-10 13:35:34 点击: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土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只要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会发现,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的徐宝山,都接受了招安,然后卖力地为政府剿灭从前的同道,成绩斐然。因此,辛亥前的匪患,比之新政之前,整体上是在减弱。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没有成气候。只能算是“星星之火”。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是一九一○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接近成功,如果一旦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二百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可惜,立宪的主旋律,在一九○八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二十五岁),少不更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到底层历练过,但却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家,想不犯错很难,而且一犯,就是要命的错。错在抓权,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绝大多数士绅,其实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立宪,无非是想通过立宪,跟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结果分享不成,自己有的,反而要失掉,失给强势的西太后也就罢了,失给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让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就这样,主旋律哑了,其他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至少不一定在辛亥年的武汉取得成功。其一,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而是一个能干的汉人,起义未必能成事。那天晚上,炮一响瑞就挖开后花园钻了狗洞,溜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事后起义的士兵都说,群龙无首的他们,未必能撑得下去,那些没响应起义的团队,有了主心骨,没准会倒向那边。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军官和一半以上的团队,都没有响应起义。其二,如果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们没有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失败,而是按部就班地策动起义,起义也未见得会成功。此前半个月,武汉新军个别士兵就像武昌起义那样,也开枪闹了一场,但没什么人响应。但俄租界的爆炸,革命党人把武器、金钱连同旗帜和大印,甚至是党人花名册都丢给了清政府,而瑞又处置失当,既不是马上按图索骥大搜捕,也不是当众把花名册烧了,而是破获了几个据点,杀了三个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花名册上有谁,士兵们心里根本没底。当时的革命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党手续。于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说,瑞马上要按名册大搜捕,大开杀戒。所以,尽管群龙无首,但在等死亦死,起事亦死的情景中,人们当然会倾向起事。第三个偶然因素,是由于武汉这个地方,恰好钱多,枪也多。起义成功的士兵们,发现藩库和铜元局里居然有四千万元的巨款。在当年,一家六口,六元一个月就能活得很好,四千万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加上自张之洞以来,武汉购买的枪械,以及汉阳兵工厂的枪械堆积如山。有了钱和枪,革命军马上就扩军。革命前湖北只一镇(师)一协(旅),一万多兵力,当时在武汉的不足万人,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左右。革命军招兵,每月关饷十元,立刻就招满了五个协,相当于两个半师,原来的起义士兵,此时都做了军官。从前孙中山不喜欢在武汉发动起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武汉是个四战之地,就算起义成功,在四面围攻下,也容易失败。但是,一听说革命党有了五个协,周围的省份立刻就有自身难保的感觉(周边的几个省,都只有一协新军),即使中央政府,也得耗费时日,调集超过五个协的军队,才敢进剿。这就给了革命一个机会,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机会,在没有大的战事的半个月里,好些省份都动了起来,纷纷独立。等到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率领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那边南京则被革命党克复,清朝大势已去。其实,革命军的五个协不足为惧,因为都是新兵,好多人连枪都没摸过,头上还留着辫子,那些由士兵转成的军官,也没有指挥打仗的经验。但是,当时全国的新军包括北洋军,都没有经过战争,对于打仗,只会计算兵力和武器,五个协横空出世,没法让人不害怕。

当然,真正让起义成功,而且遍地开花的关键性因素,还是立宪派的配合。武昌起义第二天,局势完全没有明朗之时,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来了,不仅来了,而且欣然“从逆”。作为一个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士绅,这样的选择,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不仅他麾下的汉口商团投奔了新政府,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他还派人说服了在武汉的西方领事,同意把革命党和清朝列为同等的交战双方。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的弟弟,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大臣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游说海军保持中立,后来在萨镇冰走后,海军居然整个舰队反正,令前来镇压的北洋军很是丧气。不久,在湖南的起义中,议长谭延闿,一个高官后人、湖南破天荒的科门高第也“从逆”了。再后来,名绅张謇、汤寿潜,江苏巡抚程德全,上海的商会几乎全都上了造反的“贼船”,除了陕西等少数几个地方之外,各地的独立,都有立宪派或者当地士绅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地方,所谓的独立干脆就是士绅包办的(尽管这些事例往往被后来的史学家批评为革命不彻底,但在当时,革命党人其实也很欢迎这样的独立)。立宪派对于满人亲贵的收权行为实在太恼火,革命党的宣传,此时大大听得入耳了。让他们放火自然也难,但有人放火,他们是敢于煽风添柴的。

被满人亲贵深深伤透心的袁世凯,当然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力挽狂澜,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他可不是崇尚理学的曾国藩。事实上,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挽救不了,不仅天下乱了,人心也乱了。当时,一些人热切地急于在中国的国门上挂上共和招牌,就如名记者黄远生说的那样,好像民主共和的招牌只要一挂出来,就会像魔棒一点,让中国变一个模样。但另外一些人却依然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立宪是必要的,但还是要有皇帝为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仅有一部分的士绅,还有外国人。对待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西方列强其实也没有思想准备。日本人一度倾向于干涉,但一方面没有准备好,一方面由于其他列强都不同意,因此没有下手。在华的外国人,多半倾向革命,觉得中国实现共和不错,但在华的外交官可不这么看。在华势力最大的日本和英国外交官,开始是致力于保全清朝皇室,让他们作为一个虚位的元首存在。其实,袁世凯也一直是这样打算的,并非是后人眼里的“曹操”。在南北谈判中,好长时间都在坚持君主立宪,而其中的君,是满人皇室。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摄政王退了位,皇族内阁也被取消,但是,犯了大错的清朝皇室,还是无法维持,至少没有办法作为国家元首来维持。维持满人皇帝做元首,独立各省不仅革命党不能容忍,连立宪派也不能同意。作为统治者的满人,在革命当口的表现也实在不怎么样,各地驻防旗营,除了西安,基本上没有抵抗,尽管装备精良,但他们却没有用精良的武器哪怕放上一枪。各地满人官僚,除了个别有自尽的外,其余都学了瑞,走为上。满人政治,自打清朝中叶以来,多少年都是一潭死水,不温不火也不作为,经过二百六十年的养尊处优,满人整体上的确腐化了。加上最后几年的倒行逆施,实在让人难以同情。即使中国人需要,但现成的满人皇帝,却做不下去。

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有皇帝的人们,包括外国政府和他们的使节,又开始讨论别的方案。方案之一,是从明朝皇族嫡系中找人来做皇帝。然而,这个方案一经提出,荒诞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所谓朱明嫡系已经无从谈起,不知道会有多少野心家会找出多少个朱明三太子、四太子的后人出来,根本无从辨别真伪,而且任何一个朱明后人上台,都不会有人服气。民间传说此番革命,就是反清复明,也许少数会党人士会认账,但革命党则根本没这个意思。这个方案不行,第二个方案又出来了,说是把在曲阜的孔圣人后代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第一脉络清晰,衍圣公就是孔门嫡系,第二德高望重,至少人家祖宗让人服气。但是,这样做麻烦也多,首先孔圣人从来都是素王,历代都没有人做过真皇帝,现在出来,有违圣人传统。其次,衍圣公似乎也没这个意思出来趟浑水,做一个空头皇帝。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尤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觉得既然革命了,君主立宪已死,试一试最先进的制度,未尝不可。当年对西方的崇拜,主要是制度的迷信,这个迷信,有着严复介绍进来风靡天下的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相当的牢固。

所以,在人们的制度迷信,或者说幻觉中,袁世凯做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最先进的制度,在中国挂牌了。挂牌之后大家才发现,其实没了皇帝的中国,还真的不好治理。虽然总体上革命大体平和,战事只发生在少数地区,但革命后的秩序,却不那么好了。没有皇帝,就没有王法,居然成为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基本认识。至于那些会党、土匪、盐枭更是趁机猖狂,大肆活动。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新制度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民众最需要的。即使像袁世凯那样的强人,在内忧外患之下,在秩序建设上也举步维艰。最后居然出了称帝的下策,给了反对他的势力一个最好的借口。他的观察没有什么错,的确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共和没有基础。但是,革命已经发生了,共和已经建立了,如果退回去,就证明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不适合中国。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君不见,在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说建构的制度递进模式里,君主立宪是小康,而民主共和才是大同。但是,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却并没有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使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也许,革命之后,中国西学东渐和西俗东来的过程,被加速了。中国社会,旧的伦理因为君主的消失而陷于崩解,但新的伦理和新的信仰,却因为启蒙的缺失没有建立起来。奇怪的是,原本在清朝新政时期遍地开花的启蒙运动,到了革命之后,反而消沉,白话报和俗话报一个个销声匿迹,原本遍布沿海地方乡镇的阅报亭也不见了,甚至,连盛行一时的文明戏,也让位给了京戏的复兴。启蒙实际上被很多东西压倒,救亡仅仅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制度变革,但也带来了制度的焦虑和变革的焦虑。革命没有带来预期的变化,但却只能在进一步的革命中解决困境,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越来越激进,似乎激进才能解决问题。新制度没有应有的光环,但却只能在更先进的制度变革中寻找答案。君主没有了,但比君主还有威权的领袖,却普遍地受到知识界和民众的欢迎,卡利斯马型的魅力领袖,成为人们普遍的追寻目标。与此相应,自由主义者则变成了中国命运最尴尬的群体,里外不是人。国共两党,只要有可能,都在拼命营造领袖个人崇拜的氛围。皇帝不可再现,但神王却出世了。

辛亥革命,将近一百年来都是一种符号,一种推翻两千年帝制,建设民主共和的符号。这种符号,赋予了这场革命绝对的正当性,即使后来的研究,也只能顺着歌颂的路子进行。最可能的反思,就是所谓的革命不彻底性,而这种所谓的反思,在我看来,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后遗症。革命的发生,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命运的无奈,谁叫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时候,中国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呢?而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这个政权的统治集团,又已经严重退化。中国顺利转型的砝码,都压在这个政权不犯错误上,事实上是一个不可能的幻觉。只要他们犯了错误,皇室的位置保不住,君主立宪也就没戏了。一个有着漫长帝制历史的东方大国,原本必须要有的、作为虚位君主的稳定象征一旦没有了,建立新制度下的新秩序,就难上加难了。没有君主,呼唤出来的替代,就只能是比君主更霸道的领袖和救世主,有了这种领袖,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可是一旦领袖出了问题,国家和社会就出了大问题。

自打一八六○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中国的历史就离不开世界史了。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别扭和格,都是一个古老帝国被嵌入西方世界体系的别扭和格。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从此,东方诞生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古老的帝国,却阴魂难散。西方的历史,左右着中国,但又左右不了。革命之后,中国没法按自己的逻辑走,也没法按西方的逻辑走,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已经不是一个西方了。此后,无论怎样学,怎样走,中国只能貌似地学习西方,貌似地走自己的路,做成一个非驴非马之局。

一个事件,过去了一百年,是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这个事件,不应该再是抽象的符号了。




 来源:共识网
相关文章
共有评论 0相关评论
发表我的评论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看不清楚,换张图片
0条评论    共1页   当前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