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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中国现代直觉论的思想渊源与得失

时间:2017-09-08 21:02:53 点击:

核心提示:中国现代哲学家虽然重视辩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归纳方法,甚或其他的种种方法,但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其内心深处却似乎更钟情于直觉的方法。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悟”或“体悟”“体验”等,与现代意义上的直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而复杂的内在联系。...

就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现状来说,无论是宏观上的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还是微观上的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过或大或小影响的流派,均有数量不等的研究专著出版,研究内容也已深入和系统化了。但是,也存在一些遗憾,其中之一就是对“直觉论”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关论著少得可怜,这与它在中国现代哲学领域曾经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而持续的影响是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专门提出,加以申论。

只要稍加注意,人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哲学家虽然重视辩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归纳方法,甚或其他的种种方法,但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其内心深处却似乎更钟情于直觉的方法。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悟”或“体悟”“体验”等,与现代意义上的直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而复杂的内在联系。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1893-1988)为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现代价值,曾经高举起“直觉论”的大旗,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走的就是直觉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路径。他对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化,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走的是直觉论的路向。他还进一步指出,直觉论要高于西方的理智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①正因为他的大力提倡,直觉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学人紧随其后,以“直觉”或“本能”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冯友兰(1895-1990)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末尾就清楚地指出,逻辑分析方法(他称之为“正的方法”)只能带领人们走到哲学殿堂的门口,而要达到哲学的顶点或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于“负的方法”;熊十力(1885-1968)也明确而坚决地排斥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建构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法就是直觉的方法;贺麟(1902-1992)等人则试图将直觉方法与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结合起来建构哲学方法论系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等更是进一步认为,唯有直觉的方法纔能引导人们进入道德理想的境界。

不过,这裹需要说明的是,直觉方法在中国现代哲学家那里是有不同称谓的。例如,梁漱溟钟情于直觉或直觉方法,后来则改用“理性”替代,但他所说的“理性”与他早期的直觉相似,而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是两回事;冯友兰则将与逻辑分析方法(“正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称之为“负的方法”;熊十力将自己的哲学探究方法称为“真的自己的觉悟”,其主要途径就是类似于直觉或直觉的方法。又如,方东美(1899-1977)早年对法国哲学家博格森(H.Bergson,1859-1941)的直觉思想有过浓厚的兴趣,他后来的哲学研究惯用的途径是与自然科学途径不同的所谓“人文途径”;唐君毅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直觉方法是他所谓的“超越的反省法”;牟宗三等哲学家更是直接用“智的直觉”来申说自己的哲学思想。总之,虽然这些哲学家对直觉方法的称谓不同,但心目中的指向却大致相同,即都指向了与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的直觉或直觉方法。

就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而言,时至今日,逻辑分析法、归纳法、辩证法等仍居于支配性主导地位。客观而言,它们既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同时也带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或不足。由于它们都带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语言、概念或词语,对研究对象做外在的、形式的、零打碎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越系统、越深入,也就越具有形式化的特点;于是,也就离实际存在的事物越远,离人们的内心生活世界越远。也是在这样的方法作用下,对象与研究对象的主体被打成两橛。尽管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体的某些属性,但人们却不可能通过它们真实而全面地达到或直接进入被研究的对象。尤其是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精神信仰时,研究者感觉自己如同盲人摸象。所以,自19世纪中期以后,以心理学、生物学、人文学等学科为背景的哲学家试图抛弃上述研究方法,而积极地提倡直觉方法,认为只有此种方法纔能引领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的内部,对研究对象做全面、深入、系统而直接的体悟或认取。特别是那些想进入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并进一步藉以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的研究者,更是必须要诉诸直觉或直觉方法。也可以说,直觉本身在此已不只是一种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就中国现代哲学而论,由于受到西方的生命哲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些哲学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以理智的、分析的方法为主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方法显然与此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就是直觉方法。在他的影响下,此后的熊十力、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积极提倡此种直觉或直觉方法,其他如张君劝(1887-1969)、钱穆(1895-1990)等人也十分重视直觉或直觉方法。当然,与其他哲学方法论一样,直觉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与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相结合,纔能在思想的、哲学的和其他学科研究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对中国现代哲学直觉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生命哲学的研究,促进道德学科的发展,在人生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绩,而且还有助于推进中、西、印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因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直觉理论来源,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要素,也有西方康德(I.Kant,1724-1804)尤其是博格森等人直觉思想的影响,还有印度唯识学的影响。例如,梁漱溟的直觉方法或思想就是博格森、唯识学与儒家思想方法的融合;熊十力的直觉方法也是儒家思想方法与唯识学方法的自觉综合。所以,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直觉论的过程中,需要厘清直觉思想的来龙去脉,从中比较中、西、印直觉论的异同。然而,要想真正弄清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中关于直觉的种种论述,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做一番对比。通过对比,既能清楚地看出中西哲学思想传统路向的不同,也能理解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中直觉或直觉方法的来源、特征及其局限性。

翻阅古希腊文化史、科学史著作,人们会发现,虽然“几何”最早是由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6)从埃及引进的,但它成为一门关于经验的科学却是在古希腊学者手中完成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大多也是几何学家,如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柏拉图(,约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欧几里得(,前330—前275)等。正是这样的学术或科学背景,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尤其是他们的哲学方法论——在讨论哲学问题时首先注重几何学方法。

就几何学的本性来说,它就是一门论证的艺术。它固然看重结论,但更重视得出结论的过程或推导、论证的过程。如果细读《柏拉图对话集》,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有这样五个特色:(1)强调的是论证的过程而不是结论,而且这样的过程如果是完整而详尽的话,那么也就逻辑地包含着结论,所以结论也就不是很重要了。(2)讨论的问题要明确而清楚,重视的是“一”而不是“多”。这裹所说的“一”与“多”的理念,也是源自几何学的方法。因为,几何学所说的“点”或“圆”等永远是理想的“点”或“圆”,它们就是“一”;而经验世界中的“点”或“圆”永远就是“多”,它们分有的是几何学上的点或圆,如此等等。(3)由于重视的是推导过程或论证过程,而从不涉及终极性答案,所以,大部分对话的结论都是模糊不清的、开放性的,从不提供终极性的真理性的结论。(4)对话的推导过程是明白的、清楚的,并且是充分的,人们极想获得的结论就蕴涵在思想的论辩或推导的过程中。(5)思想必须跟着论证走,而不是相反。所以,尽管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如罗素(B.A.W.Russell,1872-1970)等人的思想屡有变化,前后不一致,但对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视与贯彻却始终如一。《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五个特色反映出,将几何学论证方法应用到哲学领域,必然是借助于清楚、明确、系统的语言来表述、分析或论证,这使得思想的明确、清晰成为古希腊哲学的最大特色。

当然,古希腊哲学中也不乏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清晰、明确的思想与神秘思想可以同时并存于古希腊哲学系统中,从而使他们尽其所能,极力追求明确、清晰的思想,凡是能够讲清楚的,决不含糊。

由于首先能够得到清晰、明确的论证或表述的是自然万物,所以,自然科学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关于社会发展、演变的思想,虽然远不像自然万物那样能做到明确和精密,但人的理性的成熟和发展,却也构造出不少揭示社会性质和结构运行等方面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于是,社会科学紧随着自然科学不断成长和成熟。20世纪以来,学者们积极提倡以数学模式来精确处理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便是显著的例证。人文学科也同样是在理性的关注下慢慢地培育发展起来,先后滋生繁衍出了美学、心理学、人格学、情感学等等学科。同理,在西方,即便是信仰对象的上帝,也可以是认知的上帝、知识的上帝。中世纪的神甫们为了给信仰奠定学理性基础,努力把古希腊的“知”与希伯来的“信”统合起来,试图借助学术的力量进一步发扬出信仰真理的力量,这尤其以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约1225-1274)为代表。他从事物的运动、因果关系、可能性与必然性、完善性和目的性等方面对上帝的存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理性论证。虽然他提出的论证在哲学理论上充满着种种困难,有的论证在今天看来甚至是荒谬的,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即他在积极地运用理性思辨来为上帝的存在寻找理性知识的根据。这也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所做的贡献——使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信仰在于引导人类的生命,理性则为信仰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②成熟而健康的信仰不是任意妄为,而是以理性知识为基础的。

通过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西方文化走的是一条充分理性化的道路,哲学家和其他研究领域内的思想家都在积极地提倡和努力运用理性来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尽管西方也有着不同于理性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思想家,如博格森对于直觉的不遗余力的提倡;但博格森的困境在于,他在阐述直觉及其方法论的时候,也不得不利用清晰的语言来告诉人们,直觉及其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与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之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上的差异。当博格森如此思考的时候,他显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也紧紧地贴在理性思考的边缘不断地行走。

在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传统思想,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路子。

细读中国传统思想典籍,尤其是儒家、道家、墨家的代表性著作,很难找到与几何学或代数学相关的踪迹;即便是在后来程、朱等人的思想中,也是如此。朱熹(1130-1200)等人虽然也反复强调“格物致知”等,但他们只是在极为宽泛而模糊的背景下来讨论此类话题,其论证、说理并没有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而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完整体系的《九章算术》,也缺乏学理方面所需要的明确、系统、充分的论证。这一点,在明末时已为徐光启(1562-1633)所意识到。他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口授下,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几卷。译完之后,写下一篇短文,比较了《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的异同:“其义略同,其法全阙,学者不能识其所繇。”③意思是说,在关于结论性的论说上,两者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九章算术》仅仅停留在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缺乏严密的推导过程,使后人对于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所据。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论述问题时只关注结论,很少留意论证的方法与过程,导致他们的思想兴趣多集中于用一种充满诗意或散文式的文体,申说人生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之类的问题和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家如此,中国现代哲学家也同样如此。他们普遍认为,哲学就是人本哲学、生命哲学或人格哲学,这样的哲学显然不能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或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只能返身内求于人的生命本身,直接进入生命本体之内,通过借助于直觉及其方法,以达到此目的。于是,他们都在自觉而积极地提倡直觉方法。不仅熊十力明确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各有不同的关注对象,应将它们区别开来;即便是早年在清华大学期间属于实在论哲学阵营的冯友兰、张岱年,也清楚地意识到,为了达到外在的实在或达致最高的人生境界,仅仅使用逻辑分析方法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此种情形,用博格森的话来表述就是,逻辑分析方法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围绕着物体在外面打转,这样的方法是绝对不能够使人们直接进入物体之内的。

在受博格森影响的那些坚持直觉方法的中国现代哲学家看来,逻辑分析方法的另一弊端在于,它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述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好的作品的语言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帮助读者进入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但语言在此也仅仅是起到帮助或工具的作用而已,一旦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读者就不再需要语言或文字了。如果此时仍执着于语言或文字,那就不免在自己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这就是说,得意必须忘象,得意必须忘言。

同样的道理,在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中用语言来描绘外在实在的做法也间隔了人们与外在事物的联系。原因在于,如果在这个世界中随便择取一件物品,都会发现,在它是圆或方的同时,它还是硬的或软的,还是有温度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件物品还具有众多的物理、化学方面的特性。但当人们选取任何一种语言来表述该物品时,却发生了往往不曾注意到的性质上的根本改造。例如,当人们用“重”这一词语来表述某一事物时,那个事物本身无疑是重的,但用来描述这一事物的词语“重”本身却没有重量;而且,当用“重”这一词语来描述事物时,人们已经完全忽略了事物所具有的其他性质。由于语词的运用必须是一个一个迭加的,是一维性的,而被描述的对象恰恰与此是相反的,是多维度的,是在某一时空内立体的存在,这一困境使人们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或手段来描述和表达事实上存在的对象。

运用语言描述外在事物尚且会出现上述困境,如果不得已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人类的生命,那将会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或困境当时还没有为中国现代哲学家们充分明确地意识到,但随着康德哲学关于智的直觉的理论、西方生命派哲学的代表博格森的直觉理论被译介引入,使得该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运用博格森的“直觉”来解读孔孟儒学思想,申说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理由,对该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界的持久发酵起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博格森的直觉思想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兴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背景有关。“一战”爆发后,欧洲学者率先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于是“科学破产”的说法在中国不胫而走。恰逢此时,批判自然科学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的博格森思想也处于强盛的势头,这就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其著述开始持续地被译成汉语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也使博格森的直觉思想成为中国现代直觉思想的主要源头之一。当然,博格森的直觉思想在中国流传并不是直接来自法国,他的著述先是被翻译成英语,在英语世界产生影响后,纔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因而是绕道美国后转入中国的。

博格森的直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与杜威(J.Dewey,1859-1952)、罗素有关。1919年9月20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裹开始了他著名的“五大讲演”。其中,第四个话题是“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他在相互参照之下,分别介绍了美国的詹姆斯(W.James,1842-1910)、法国的博格森、英国的罗素的生平与思想,尤其强调了博格森与詹姆斯两人的相近之处。之后,1920年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北京大学有过“五大讲演”。作为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当罗素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提倡逻辑分析方法的时候,博格森的直觉主义及其方法也正处于鼎盛时期。在罗素看来,逻辑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是一对冤家,要大力弘扬逻辑分析方法就必须将直觉方法置于死地。于是,他来华讲学前,在其文章、书籍中对博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都作过严厉的批评;在华演讲时,更没有忘记利用这一机会狠狠地批判博格森的直觉主义。

其实,在杜威、罗素来华讲学之前,已有中国学者撰文介绍过博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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