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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透露着中国精神的英国哲学家

时间:2019-07-22 21:30:17 点击:

维特根斯坦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一百三十年前,维特根斯坦诞生。其哲学生命已延续百年,至今旺盛如初。而他骨子里的那种淡泊名利、忘我深思的性情,是不是有点中国传统哲人的影子呢?

原文:《维特根斯坦与中国》

作者 |南开大学 李国山

图片 |网络

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带到中国

维特根斯坦没来过中国。但他的老师兼朋友罗素来了,而且一待就是十个月。或可说,罗素此行也带上了他,因为他此时怀揣着一件受维特根斯坦委托却没能办下来的事情:出版《逻辑哲学论》。此前,他已为这本小书撰写了长篇导言,并四处求人,但好事多磨。不过,既然应承了下来,就一帮到底。他1920年9月来中国之前委托了一位女士继续为这本书寻觅知音。而当《逻辑哲学论》最终于1921年秋季问世时,他已结束中国之行。

《逻辑哲学论》

罗素在华期间,两人有书信往来。在1920年9月20日的信中,维特根斯坦这样写道:“我要到一个叫特拉腾巴赫的小村庄做小学教师啦。在山里,离维也纳四小时路程。一名特拉腾巴赫的小学教员给身在北京的教授写信,该是头一遭吧。你怎么样?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哲学吗?要是的话,我真想去听听,完了还可以跟你辩论。”罗素在回信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情况,并附上一张拍摄于他居住的四合院的照片。或许,这张照片给了他关于遥远中国的一点点直观印象。

罗素

说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带到了中国,还有另一层含义:通过罗素,中国学界第一时间接触到了维特根斯坦哲学。下面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22年,《逻辑哲学论》德英对照本由劳特里奇出版公司推出,其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竟然是张申府先生1927年的中译本,而其他的主要西文译本多在1950年以后才问世!中国学者对这部著作的敏锐嗅觉显然得益于罗素以及他撰写的导言。或许让维特根斯坦大感意外的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竟能早早地赢得中国学者的青睐。

张申府先生采用的译名是古雅的《名理论》,后经陈启伟先生校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了新版本。加上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的四个《逻辑哲学论》译本,该书中译本已有五种。此外,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哲学研究》目前也已有了五个不同的中译本。值得一提的是,由赖特选编的《文化和价值》及马尔康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附赖特的“传略”》两本小书于1980年代被译成中文,让更多读者了解到了他的为人和思想。

张申府

轰轰烈烈的语言批评

在1948年4月30日给马尔康姆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在病中读《西游记》,我发现读起来津津有味,这让我感到惊讶,且是我未曾想到的。”这不仅让我们倍感亲切,而且令我们浮想联翩: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一次次降妖伏怪,到底给维特根斯坦带去了怎样的阅读体验呢?是不是可将维特根斯坦比作孙大圣,而他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语言批判已然荡涤了传统哲学的宫殿,让一切妖魔鬼怪无处藏身?

维特根斯坦是推进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他终其一生都极力倡导透过语言探究哲学问题。我们知道,语言乃文明人须臾不可离的东西:我们借语言表情达意,实现交流。可语言又时不时地成为掩藏的手段,妨碍交流。

基于此,他响亮地提出:“哲学无非就是语言批判”,以表明哲学的任务便是揭示语言何以能清楚地表达思想、映照世界,又何以会误导人们的思考、制造混乱。他后来换了一个说法:我们赖语言为生,做着各种语言游戏,而哲学探究的目标就是弄清游戏规则,避免误用语言,确保日常交流的顺畅无阻。事实上,他终生倡导并力行的就是一套治疗型哲学,旨在帮助人们从一个个引人误解的哲学诱惑中解脱出来,迷途知返,回归常态。

像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一样,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富有影响的犹太思想家。有人说,爱因斯坦改变了人们关于自然的看法,马克思改变了人们关于社会的看法,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们关于人自身的看法。或许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人们关于语言的看法: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享有它的便利,却又面临着被它蒙蔽的危险;语言是把双刃剑,必须善加使用,以免反受其害。

马克思

在不同文化间寻求家族相似性

从语言入手探讨存在、认识及价值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而维特根斯坦正是一名身手不凡的弄潮儿。那么,这种探究同我们中国有怎样的关联呢?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关于命题意义的图像论,并指出:“为了理解命题的本质,我们可以看一看象形文字,它图示着它所描述的事实。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字母文字,并未失去图示的本质。”虽不能确定维特根斯坦这样说时是不是想到了汉字,但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使用的方块字的确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可以说,借语言的象形特点来思考世界、社会与人生问题,乃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鲜明特色。因此,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论断或许很能给我们的语言哲学探讨带来有益的启示。

除了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的话题以外,我们还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评论中看出他对于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的汉语的关注。他在一则笔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倾向于把中国人说的话当作表达不清楚的声音,懂汉语的人却会发现他听到的是语言。同样,我时常无法辨识一个人的人性。”

这段话意味深长。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汉语一直被视作最难懂的语言,甚至成了难解之事的代名词。发音和字符的异样只是最表层的,其次是背后的文化差异,最深层的要数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不同了。相互的理解与沟通,必得从语言的互通为前提。不懂汉语,东西方的隔阂难以消除。而维特根斯坦持有类似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所以,他尊重文化差异,并倡导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家族相似性,以实现彼此的交流与融通。

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于身在汉语世界中的我们而言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一方面,中国学者须深入研究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有责任从汉语出发,展开富有特色的语言哲学研究,以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延续百年的哲学生命

如前所述,汉语学术界第一时间便接触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近百年来,一代代学人沿着张申府、洪谦、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的足迹,不断译介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

冯友兰

尤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维特根斯坦成了最受关注的西方哲学家之一,研究成果丰富且愈发深入。2015年成立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为我国第一个以西方哲学家命名的二级学会,隔年一届的年会吸引了众多学者参加。除了哲学界的同行之外,还有不少语言学、逻辑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涵盖语言哲学、心灵哲学、数学哲学、认知科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而且至今热度不减。

从专业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哲学无疑是晦涩难懂的。但他又是驾驭语言的高手。他主张,哲学应以诗文撰写。他善用比喻和名言警句。因此,他的哲学著述虽经转译,却仍对中国读有很强的吸引力。他关于世界可说与不可说的“梯子比喻”、关于心灵可知与不可知的“甲虫比喻”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而“可说的,便能说清楚”表达得何等的自信!“不可说的,不说也罢”表达的是怎样的洒脱!“身体是灵魂的最好图画”又怎能不让人惊叹、引人深思?!

最后,不能不提及维特根斯坦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吸引我们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在常人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相当清苦,何谈美好呢?他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当得知身患重症,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却淡然地说:我也不想多活啦。只是他不愿死在医院里,却又没有自己的家。幸好,主治大夫的太太诚恳地邀请他住到自己家中,容他寿终正寝。

维特根斯坦生活在他的哲学中,并从中收获快乐。他本可以做个香车豪宅、饱食终日的富二代,可他却千金散尽,甘守清贫。而且,他虽以哲学闻名,却富有科学与艺术素养,见解独到。如今,他的思想已渗透进人类的每一个智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百三十年前,维特根斯坦诞生。其哲学生命已延续百年,至今旺盛如初。而他骨子里的那种淡泊名利、忘我深思的性情,是不是有点中国传统哲人的影子呢?前两年,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先生亲口说,他要在北大开设维特根斯坦与孔子的比较课程。应该已经开了吧?估计不火都不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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