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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方:逻辑经验主义死亡了吗

时间:2013-11-22 15:43:37 点击:

  核心提示:逻辑经验主义从它的证实原则引申出它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主张。语句有意义的标准是可证实性。观察命题是直接可证实的,而理论命题只有间接的证实。观察命题是单称命题,得到证实即为真。而理论命题的真假由它与观察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决定,因而只能确定部分的真理性、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

一、导言:波普杀害了逻辑经验主义吗

  在学术自传《没有终点的探索》中,波普首先引证了巴斯摩的一句话:“逻辑经验主义已经死亡,或者说,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死亡了。”[1](P56)波普接下来有点得意地问:谁负责?谁是凶手?他回答说:“恐怕我必须负责任。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唯一的意图是指出一些我看到的根本错误。”[2](P88)具体地说,波普认为他的《研究的逻辑》(德文版)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叫做逻辑经验主义)。本文要论证的是,首先,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被杀害;其次,即使逻辑经验主义被杀害了,主犯也不是波普。

  波普哲学的核心,是用证伪主义来取代实证主义。他把可证伪性用作科学划界的标准,这个标准他后来自己也放弃了。[3](P29-31)在波普看来,归纳既不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逻辑也不是理论检验的逻辑。真正的科学逻辑是证伪的逻辑。但是,证伪概念同样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波普本人的发明。在《意义与证实》一文中,石里克多次谈到证伪:“陈述一个语句的意义等于陈述该语句的使用规则,这也就等于陈述它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4]石里克谈到,一个语句必须符合逻辑语法的规则才有意义,“你不能证实或证伪一串单纯的字词。”[4](P154)

  逻辑经验主义从它的证实原则引申出它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主张。语句有意义的标准是可证实性。观察命题是直接可证实的,而理论命题只有间接的证实。观察命题是单称命题,得到证实即为真。而理论命题的真假由它与观察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决定,因而只能确定部分的真理性、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或概率。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致力于构造现代归纳逻辑。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命题被反驳即为假。但假并不是科学的目的,高概率或接近真理才是目的。它有理由忽略证伪问题,不是因为证伪不重要,而是因为证伪的逻辑相对来说明确得多,证伪的逻辑只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波普只是发展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主张可检验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只不过是前者强调可证实性,后者强调可证伪性。现在回顾历史,不难理解,最初许多人把波普看作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维也纳学派的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主张科学的合理性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发现与科学评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哲学对于科学具有独特性,科学是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如果同后来的发展相比,显然,波普更接近逻辑实证主义而更远离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更不用说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了。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了,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波普,而是因为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一个基本立场:证实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受到许多批评。这条原则是一个意义标准,也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还是清洗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有力武器。对这种原则的许多批判,有些是出于情绪上的反感,如形而上学家:有些是出于误解。其中一种误解是证实原则被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刘一斯(C. I. Lewis)。按石里克的引证,刘一斯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说它“对重要的哲学讨论施加了一些限定,这些限定有时使这种讨论完全不可能,有时使它局限到不可容忍的程度。”[4](P149) 一些人感到,如果接受经验意义标准,那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

  第一,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认识意义。当他们说形而上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并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而是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分。我们知道,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卡尔纳普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第七节标题是:“形而上学表达生活态度”。他说:“形而上学确实有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内容。形而上学的(假冒[pseudo])陈述并不用于描述事态,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就会是真陈述),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至少是一个假陈述)。它们用于表达人对生活的总态度。”[5](P78)此文写于1932年。卡尔纳普在1957年写了一个附言,其中说:“今天我们区分多种意义,具体地说,一方面有认识的(指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非认识的(表达的)意义成分,即情感的和动机的意义。在此文中, ‘意义’一词始终是指‘认识意义’。因此,形而上学语句无意义这个论题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没有认识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这里并不否认它们有表达性的意义这个明显的心理学事实;第7节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5](P80-81)因此,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断言形而上学无意义时,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科学。当然,卡尔纳普的有些话的确令形而上学家不高兴。他说:“艺术是这种基本态度的恰当表达,而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表达。” “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5](P79、80)

  第二,为防止产生刘一斯那样的误解,石里克一方面强调可证实性不是已经证实,而是可能的证实;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经验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是指与自然律相容”,一切不违背自然律的事情都是经验上可能的。而“一个事实如果能够被描述,即如果用来描述那个事实的语句服从我们为语言规定的语法规则,那么它就是逻辑可能的。”然后,石里克指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证实性,可证实性就是逻辑层次上的可能性。”[4](P153、154、155)经验可能性有程度的不同,而逻辑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没有程度的区别。因此,语句要么有意义,要么无意义,没有程度问题。如果一个语句中的名词指称可能的存在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也许可观察也许不可观察),谓词指称可能的性质和关系,而且语句的构造符合语法,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所有的科学假说,不论多么抽象,不论它谈论的事物多么微小或者多么遥远,都是有意义的。石里克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月球背面是什么样子”,“死后还有生存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证实原则并不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做过多的限制。

  证实原则作为一个意义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凡是科学的问题,都是有可能回答的。凡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都是可检验的。这条原则仍然在科学的发展中起作用。一些历史上专属于哲学领域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仅举两例。由于对策论(game theory)和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利他主义等伦理学问题上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费尔(Ernst Fehr)研究小组的实验研究。[6]另一个事例是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李伯特(B.Libert)等人关于短程决策中的自由意志的研究。[7]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短程决策中,从神经系统的潜在行动倾向(readiness potential)到肌肉运动开始的时间为550微秒。从潜在行动倾向开始到行动者意识到这种行动倾向需要350微秒,这时行动者可以有自由意志决定行动还是终止行动。但到肌肉运动发动前50微秒,已经不可能改变行动了,因此自由意志的时间是150微秒。这只是关于短程决策的研究,也许还有待继续深入,但它指示了一个方向,它有着从发现生物电到太阳能电池和核电一样的前景,单纯的摇椅思辨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结果的。

  石里克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是论证实原则不是一个唯我论的原则,而是反对唯物论的有力工具,从而使逻辑经验主义可以回答主观唯心主义的指责。他的论证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石里克主张经验是无主体的经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经验。这一点是一个事实性的论证。从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看,同样的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产生同样的经验。第二步是论证我的感觉经验取决于我的身体,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不具有必然性。

  唯我论的论题可以细化为:

  我只能感觉到我的疼痛。 (Q)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一个经验命题,那么它陈述一个事实,即陈述了我们获得知觉的方式:当我的身体受到刺激时我产生感觉,当我的身体受伤时我感觉到疼痛。由于我们的身体的特殊构成,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只有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才感觉到疼痛。由于这是一个经验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之前,在论文的第三部分,石里克严格区分了逻辑可能性与经验可能性。这就是说,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偶然的事实,事情可能是别的样子,即当别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这样一种机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由一个人的刺激信号接收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无线发射系统发送到一定距离内的每个人。因此,当别人睁着眼睛出现在奥巴马面前时我看见了奥巴马。如果人类进化中偶然获得了这种机制并且有利于生存,那么我们现在的知觉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个意义上,Q可以解释为:

  只有当身体M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 (P)

  由此可以推出: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也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 (R)

  这里的“能”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由于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这个事实是一个经验事实,就如同拿破仑碰巧矮小一样。因此,这里并没有自我中心的困境。

  石里克论证的第三步指出:当唯我论者拒绝把Q解释为P的时候,他们违背了我们的语言的用法规则,因此使Q成为一句空话。

  唯我论者主张,我感觉到的疼痛只能是我的疼痛,不可能是别人的疼痛。在这里,唯我论者一方面把“我不可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中的“不可能”规定为逻辑不可能。这样这句话就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断定。它只是对“疼痛”下了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是不恰当的。在一个语句中,只有当“我的”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如“你的”、“他的”等,“我的”这一用法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有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唯我论就消失了。唯我论者不允许用别的词来替换它。因此,在唯我论的语言中,“我的”并无意义。如果“我的”并无意义,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唯我论想要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论题。

  三、一种方法: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简洁地概括为,采用基本的逻辑手段达到概念意义的清晰性、语句形式的正确性和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分析哲学发展已经超过100年,但是,分析的方法自维也纳学派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逻辑经验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罗素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断定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认识意义,是空话(nonsense);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假冒问题(pseudo-question)。他们也指出了产生空话和假冒问题的根源,即语言的误用或滥用。形而上学是如何误用语言的?罗素在《论指称》一文中说明摹状词是语句的语法主语,但并不是逻辑主语。把语法主语误当作逻辑主语,产生了一系列的无意义的争论和空洞的假说,甚至导致逻辑矛盾。而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则清晰地阐明,nothing一词,在语法上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动词宾语,但在逻辑上,它既不能做主语也不能做宾语。卡尔纳普以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话语为例,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说明形而上学的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卡尔纳普的意图不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学说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命题或问题并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自我知识。

  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忽视语言有多种功能。石里克讨论了疑问句和命令句,他说到,如果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语法规则,“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想要引入关于那些词语的新定义,或者我们不在意使用没有意义的词并乐于说空话。”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绝对没有不分场合地指责这种态度;在有些场合——例如在《艾丽丝奇遇记》里——这也许是唯一合适的态度,比起任何逻辑论述都要可爱得多了。”[4](P155)语言有表达知识的功能,也有表达情感的功能,海德格尔没有区分这两种功能,不仅误解being和nothing的逻辑形式,而且把一种单纯的语言表达手段当作事实陈述来对待。我们发现,只要超出德语(或英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海德格尔并没有讨论一个哲学问题,甚至不能说他讨论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只是欧洲语言特有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并不具有哲学问题应该具有的普遍性。欧洲语言语法的一个特点,是S与P之间的那个“是”。作为主词与谓词之间的联系词,古代汉语没有系词(偶尔有例外),日语也是一样,但西语一定要有。在英语或德语中,be或sein不仅是系词,而且也是表示时态、语气、语态等不可缺少的成分,并因语法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多变化,还根据主词的单数复数之别而有不同的形式。总之,西方人要说话,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西方人对万事万物的描述,没有这个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自然造成一种想法:这个东西比具体的事物更重要、更基本。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Being的意义问题,只有知道了Being的意义,才能够理解事物。可惜的是他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却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在汉语中是无法提出来的。在后期,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Why is there anything but rather nothing。汉语说,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看见什么。但英国人会回答说,I see nothing。于是问题来了:这个nothing是不是某种东西呢?它与某种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也是西方语言的形式特点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它不可能是中国的,也不可能是世界的。

  卡尔纳普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几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玩文字游戏的味道。其中一段现在的英文翻译是:What should be examined are beings only, and besides that—nothing; being alone, and further—nothing; solely beings, and beyond that—nothing. What about this nothing?[8](P97) 本来开始说的应该研究的东西是beings,此外没有什么要研究的了。但文字游戏玩过后,nothing变成了要研究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海德格尔玩一下,他说:Science wants to know nothing of the nothing。[8](P98)你瞧,关于这个nothing,科学还要知道并且可知道它的nothing,而形而上学关于nothing只知道something。① 这样,科学可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了,它比形而上学可以高明得多。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形而上学是自我反驳的。

  四、一个学科体系: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了一门哲学学科。一个研究领域要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它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特有的问题,它有一套专属的概念系统,它运用这些概念对专门问题提出解答。把许多领域拼凑起来并不能形成一个学科。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之初,它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科学逻辑,它的核心问题是把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并且以科学的评价为核心。它建立了一个特有概念系统:理论、假说、定律、证据、检验、证实、证伪、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理论语言、观察语言、理论名词、观察名词、科学发现、科学辩护、说明、预测、科学变化、连续性等等。在这个学科里,出现了实在论、反实在论、工具主义、证实主义、证伪主义、可误论(可错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等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学派。

  科学哲学的建立维护了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经验主义所反对的是把形而上学看作科学,但并不取消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合法的。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似乎一度成为时尚。在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向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技术学(STS)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对科学技术做实证研究,从总体上说已经不再是哲学。

  我们以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强纲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因果性原则:根据导致某种信念或知识的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这种信念或知识产生的原因,而不加上我们自己关于“知识”和“真理”标准的任何外在判断。它所寻求的科学知识的因果性说明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人格化的自然观和自然化的世界观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经济、技术、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非科学的文化形态(政治、宗教等思想体系)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因果联系。第四,科学家所受科学训练的背景知识与他们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这些研究都属于社会学而不属于哲学。第二个原则是无偏性原则: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等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加以说明。第三个原则是对称性原则:这些说明应该按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即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寻求对立双方的社会根源。第四个原则是自反性原则(reflexive):说明的模式必须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布洛尔的SSK中,实在、真理、合理性等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完全失去了作用。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各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9](P34)既然所有的人都面对同样的实在,而人与人之间的科学信念有极大的差别,那么信念的原因就不是实在而是别的东西,即社会因素。

  布洛尔虽然也使用真理概念,从他的四条基本原则看,他无意探讨真理的本质、标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他的第二条原则说,真信念和假信念都是他做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公正无偏地对待真、假信念。在他看来,科学史上的真理只不过是那些与我们共有的信念,而且他还警告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求知利益(interests),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求知利益去取代古人的求知利益。他通过普里斯特利发现氧这一案例来说明,将“哲学的”真理观念引入科学中是不合法的。他否认真信念比“假”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

  SSK不再关心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这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科学哲学受多少损失。基耶尔(R. 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10] 基耶尔虽然不怎么认同布洛尔的论证,但他还是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基耶尔用“工具合理性”来说明科学的成功,而巴恩斯(Barry Barnes)用“自然合理性”[11]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

  在取消了实在和真理的概念、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科学的逻辑之后,哲学在布洛尔看来就成了科学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布洛尔认为,哲学家最突出的特点,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哲学家对合理性和真理的要求,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都是鼓励那些自然倾向。“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切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12](P80)一些哲学家批评SSK具有相对主义的反实在论的倾向,但Lewens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实在论是相容的。[13]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SSK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因此它与任何哲学主张都是相容的。

  作为哲学研究者,所有的人都关心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逻辑经验主义使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SSK和STS则取消了哲学。在我看来,哲学之为哲学,不只是由于它的方法,而更是由于它也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包括知识、实在、信仰、伦理、正义、审美等等。而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表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哲学话语是二阶话语。不过,对这一点的论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已经被杀害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知识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科学哲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用2005年和2007年这两年国外部分有关科学哲学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

  2005年,《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认识》(Erkenntnis)、《探索》(Inquiry)、《国际科学哲学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心灵》(Mind)、《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综合》(Synthese)7种期刊共38期(本)(统计时个别期刊,如《科学哲学》,至2006年7月统计时仍未到齐),共发表论文244篇(不包括书评、讨论等非论文文章)。论文主题分布如下:② 科学说明、科学还原问题21篇;科学推理、归纳逻辑、概率逻辑问题59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问题54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1篇;科学史、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46篇;后现代主义2篇;其他21篇。

  2007年《认识》、《哲学研究》、《国际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总论》(Journal of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综合》、《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8种期刊共51期,其中关于科学哲学的论文总数为308篇。论文的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预测和科学还原问题28篇;科学推理、科学方法的辩护及概率逻辑问题70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交叉问题96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4篇;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问题6篇;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34篇;其他30篇。

  以上数据表明,理论评价、科学说明、科学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问题仍然是英美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解决或探讨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意义、指称、归纳与概率逻辑、形式逻辑等基本概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领域特别是时兴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在科学哲学界影响甚少,也很少受到关注。在主流科学哲学期刊上,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见。

  可见,直到今天,许多哲学家即使抛弃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具体观点,却仍在继承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事业。

注释:

  ① Metaphysics wants to know something of the nothing, whereas science wants to know nothing of it.

  ② 我们对主题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和大致的。科学哲学的各个主题和各个问题,都有相互的联系,有的论文所讨论的内容,可能同时与多个主题相联系。以上分类,只供参考。

【参考文献】

  [1]John Passmore. Logical Positivism [A].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 ed. by Paul Edwards, vol. V.

  [2]Karl Popper. Who Killed Logical Positivism [A].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C].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1982.

  [3]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4]Moriz Schlick. Meaning and Verification [A]. Reading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 ed. by Herbert Feigl and Wilfrid Sellar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5]Rudolf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A] . Logical Positivism [C] . ed. by A. J. Ayer, Westpoint, CT.: Greenwood, 1978.

  [6]Mark S. Peacock.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Altruism: Ernst Fehr`s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Human Conduct [J] .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O.1, 2007, (37).

  [7]Alfred R. Mele. Recent Work on Free Will and Science [J]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NO.2, 2008, (45).

  [8]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Metaphysics [A].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C]. ed. by D. F. Krel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9]Barnes, B. and Bloor, D..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M. Hollis and S. Lukes (ed.).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C]. MIT Press, 1982.

  [10]R. Giere. Explaining Science [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1]Barnes, B.. Natural Rationality: A neglected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76, (37).

  [12]Bloor, 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3]Lewens, Tim. Realism and The Strong Program [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5, (56).







 来源:《学术研究》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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