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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宏逵:又不忍沉默

时间:2011-08-07 22:10:52 点击:

  核心提示:我主张众多的逻辑学者一起来重新审议鞠氏理论。既然我认定他的错误不出初等知识的范围,恕我不参与其事。假使允许我谈这件事的教训,也许能提起兴致。只是切勿指望我处处一本正经。你在《哲学动态》上的评论过分严肃,在我看来稍嫌美中不足。“真的,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的...

徐明:

  五年前,针对一部不成体统的史书《逻辑学百年》(以下简称《百年》),我写过杂感《不忍读,不忍沉默》。没想到拜读鞠实儿的系列论文后,我又不忍沉默了。

  真话不及假话动听。我想讲一句真话:鞠实儿立了一功。他的坏作品获奖,一而再、再而三地荣获大奖,难道不反映促成了此等美事的逻辑界头面人物自身逻辑水准的低下么?能闹出偌大的笑话的先生们,他们对我国逻辑现状所作的那些全无实事求是之意、满揣哗众取宠之心的评价,谁还信得过呢?让逻辑界同人自己思考、自行决断就是。反正我不信。幸亏我没入逻辑学会,他们纵然有本领在学会内部“清除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张家龙语**),我这一点点微弱的声音怕是清除不掉的。真正可虑的,是身处一片至为“和谐”的“清除”声中的会员朋友的思维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

  不是圣贤,闻过则喜极难。知错必改却是凡人做得到的。换了我是鞠实儿,一定公开认错,还要向教育部请求撤销2002年颁发的一等奖。

  鞠实儿的系列论文乃是一幅极不雅观的小型拼图,用拼不拢来的五块拼版拼拢来的:

 

两道鸿沟,赫然在目。你指出的鸿沟 I 隔断了鞠氏理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要言之,他所引入的(毫无认知意义的)否定号

 

的三值矩阵不可能从开放世界预设得出。杜珊证明的鸿沟 II 让人无法怀疑,位于上层建筑顶端的两个三值命题逻辑──被鞠氏很不诚实地冠以同一名称SLO──根本不等价,出现在他的获奖论文中的头一个SLO在语义上残缺不堪,连三段论律 (p

 

q)

(( q

r)

( p

r)) 也不是它的定理。鸿沟 III 的存在已经使鞠氏 2002年获奖的依据荡然无存,何况他的理论患有许多别的不治之症。

  我主张众多的逻辑学者一起来重新审议鞠氏理论。既然我认定他的错误不出初等知识的范围,恕我不参与其事。假使允许我谈这件事的教训,也许能提起兴致。只是切勿指望我处处一本正经。你在《哲学动态》上的评论过分严肃,在我看来稍嫌美中不足。“真的,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东西呢?”(X 语,出处保密,后文所引 X 语出处相同。)

  鲁迅一生都在感慨“现在说话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话同样难。你一评鞠氏的获奖作品,立刻有人厉色正告你,犯点错误“并不可怕”,指出错误才是“恶劣作风”;你最多只是“持不同逻见者”,他居然要把你当“四人帮”的模仿者“扫进历史垃圾堆”(均系张家龙语)。要你在这种环境里参加由他任总指挥的“百家争鸣”,你肯定不情愿。我劝你不必如此自尊。人生在世,有时不免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我屡屡被扫,少说不下四次。习惯成自然,所以,每逢能蒙恩躺在历史垃圾堆里瓮声瓮气嘟囔几句,已经无限知足。自然,只准腹诽,还是不习惯。

  嘟囔一句:犯错误可不可怕,一要分什么错,二要分什么人,不可一概而论。

  有若干类型的错误决不宜任它去犯,例如剽窃。只讲宽宏大度,必然姑息养奸。这是经验之谈。我有一份未发表的手稿《公理系统和形式系统》,下面摘录一段,烦你对照《公理学,元数学与哲学》这本小册子第26页上的前三段,看它抄得何等痛快:

同一个形式公理系统可以有好多好多模型......对上述“神秘”现象并不难找到毫不神秘的说明,那就是:公理概括了一整类论域的共同点。一些没有数学内容的公理靠什么来捕捉这些论域的共同点呢?靠公理的逻辑结构!举例说,“一直线上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点”这条结合公理具有以下逻辑结构:

对所有x,如果L(x)则存在 yz 使得 yz 并且P(y)并且P(z)并且R(y, x)R(z, x)

我们没有把这个逻辑结构明白表示出来,但是用方才提到的那条结合公理作了它的“化身”。这个逻辑结构不传达任何具体的信息,它只表达 L 代表的那类对象、P 代表的那类对象、R代表的那类关系之间的某种联系:每个 L 类对象都有两个不同的 P 类对象与之发生 R 类关系。这样的联系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属性”,既被通常意义上的直线、点、点属于直线的关系所具有,又被球面上的大圆、对径点、对径点属于大圆的关系所具有,还被别的东西所具有。正因为如此,在适当的解释下,普通欧氏空间、球面和其他某些论域就统统成了那条结合公理的模型。

该小册子的作者那时不善消踪灭迹,除去把“好多”换成“许多”、“化身”换成“替身”之外,近乎有文必录,到了我来一个问号他来一个、我来一个惊叹号他来一个、我举什么例子他举什么的地步。逐页摘录烦死人,只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张家龙语);“其余”多的是,请查该小册子第2、20、30、32-33 ……页。我当年不将实情公之于众,犯了一个相当可怕的错误;咎由自取,不能推到替该作者求情的老老少少身上。好在还活着,还有弥补过失的法子──在必要时公布原稿。原稿不佳,可以警世罢了。

  普通人写几个别字,不稀奇,不要紧。以天价兜售自己作品的大书法家呢?自称1978年首次提出“形式逻辑要现代化”这一总口号的“专家”(张家龙语),按理无权在1977年出版的肖尔兹《简明逻辑史》的脚注里大写逻辑别字,因为他不再是普通人,他叫“专家”。咱们来看几条脚注,妙不可言哩。

  (1)第11页:“在肖尔兹写书时,数理逻辑的公理化还不够严格,因此肖尔兹也说不出来逻辑应该如何严格公理化”。康按:肖尔兹的书于1931年问世,在此前的两年间哥德尔先后证明谓词演算的完全性和大逻辑PM的不完全性。数理逻辑充分严格的公理化是他这两大证明的先决条件,所以,初学者也能推想一定已经完成了。不用说,专家知道是由希尔伯特学派最后完成的,时为1928

  (2)第35页:“现在把欧几里德几何和算术都归入初等数学”。康按:如所周知,逻辑学家口里的“初等”与“一阶”同义。本义的皮阿诺算术有二阶的归纳公理,欧几里德几何有弱二阶的阿基米德公理与二阶的完备性公理,因此是非初等的。克赖塞一有机会就讲解这类常识,不惮其烦。大约我们的“专家”从不读他的文章。

  (3)第60页:“数理逻辑的一个特点是用符号语言……但是用符号不能表示‘歌德存在’,这正好说明了应用符号语言是有一定限制的。肖尔兹用康德所说的话对此作了唯心主义的曲解”。康按:译者的一个(至今不变的)特点是紧随潮流变换政治-哲学语言。仿那时的潮流,他对唯心主义者张口便骂,全然不顾人家在谈什么。肖尔兹在正文中谈了“存在”能否作谓词的问题。他跟早期数理逻辑学者一样,附和康德的著名论点,认为“存在”不能充当谓词(只能充当量词),不然会引起很多困难乃至悖论。他何尝曲解了什么?倒是译者自己全然不知“歌德存在”依惯例表示成存在量化句

 

x(x = g),此处 g 是一个体常号,解释成个体域内的成员歌德的专名。如此“专家”,怎么得了。

  (4)第61页:“内涵逻辑是指用内涵观点来解释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理论。例如在‘所有 SP’形式的判断中,把它解释成‘是 S 这个谓词蕴涵着是 P 这个谓词’”。康按:“蕴涵”历来指句子之间的某种关系,这里突然指谓词之间的某种关系。况且“是 S”和“是 P”仍然可以看作外延性谓词,解释成“是 S (P) 类的一个成员”。译者根本说不清什么是内涵逻辑,这几句话是硬憋出来的。

  (5)第58页:“肖尔兹并不了解理由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充足理由,把所谓充足理由律作为形式逻辑的规律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康按:这是毛泽东老人一家之言,看来译者那时坚信照最高指示办事万无一失。很不敬,容我问一句:译者本人研究过充足理由原理么?假使真研究过,他会明白基于阶级性的相对主义理由观照样跳不出那条原理的手掌心。充足理由原理经常在形形色色的语义学背后起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凡语义原理总能在适当语言中形式化,这与它们是否应当归入逻辑不相干。

  我在苛求译者,咎不在我。译者要把1978年的他改扮成一位专家,其实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生手和半通,不仅缺乏创作能力,连《简明逻辑史》的译文也要靠沈有鼎逐字逐句地校正才弄得像模像样──不然的话,同一本书的正文与脚注怎么会判若天渊?八年后译成的《逻辑学的发展》怎么会倒退一大截,错得古怪离奇?

  鞠实儿是一等奖获得者,他的获奖作品是一大堆常识性错误,所以,按上面那两条判据中的任何一条,他的错误都要算可怕的。(顺告:他获得1996年教育部二等奖的作品《非巴斯卡归纳概率逻辑研究》已读完。满纸荒唐,惨不忍睹。)

  从鞠实儿的事引出一个教训:决不能再允许把学术批评与意在作弄百姓的政治批判混为一谈,“扫进历史垃圾堆”。正相反,学术批评是现实垃圾处理厂的一种净化剂,不可须臾离。有了这样的认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是明摆着的:学洋人,邀几位有鉴别能力的逻辑学家(为公正,最好请数学界的),让你们这些推敲过系列论文的人站到黑板前,逐条陈述你们否定他的论文的理由,不信就推给大家看。以逻辑之清晰,以鞠氏理论之肤浅,不要一天功夫即可真相大白。在外国,科学团体和书编辑部向来这么做。整篇文章被宣布撤销的事不乏先例,因为事后发现那是抄来的或者错得无可救治。

  在中国逻辑界,鞠实儿不是典型,也不是孤例。从他的事引出另一个教训,或许是更有普遍意义的教训:认识我们自己。在中国逻辑总格局根本改观之前,“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X 语)。谈到认识自己,立刻碰到该用什么标准衡量自己的问题。我解答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平时感触甚多的倒是它的反面:不该用什么标准。

  普天之下科学产品的鉴定与评价都没有依国情而定的特设标准,唯独我国有,我国的逻辑尤其有。文革前,在逻辑界,主特设标准十分纯粹,只看坚不坚持政治挂帅、忠不忠于苏制的或国产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条标准造成文科逻辑教学的过度政治化,更导致一场长达十年的举世无双的“逻辑大讨论”。整个讨论始终围绕怎么才算贯彻了主特设标准这一中心议题在进行,热闹非凡,成天争论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形式逻辑应该是什么,从不研究古今形式逻辑究竟有什么。只因为30年代也讲过辩证法不能容许形式逻辑存在的毛泽东他老人家最终表了一个反态,形式逻辑的合法性才得到确认。如今有人坚称,他们的那场讨论“在中国现代逻辑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引起了“逻辑学术思想的一大变革”(关珠语,后文所引关语一并见《百年》);更有甚者,它还“为发展现代逻辑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张家龙语)。好个“变革”,好个“基础”,不就是到底承认了“无产阶级的”形式逻辑也“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么?好像也不比奴隶主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更进了一层!

  往事休提,提起来感到耻辱。

  文革的狂潮过去之后,一切都要现代化,用三段论式Barbara一套就套出“形式逻辑要现代化”。在这个新口号下,原来的主特设标准开始让位给另一条,为生动起见,不如叫它“未庄数第一”。“未庄”或大或小,因地制宜,大可一国,中可一市一省,小可一校。以世界之大,比喻作未庄并不算不伦。试问:要不是有这么一条特设标准,抬得出什么理由替鞠实儿向教育部申请一等奖?要知道,他的获奖论文即使全对,在国外至多算是研究生习作。

  我们这个民族有蔑视特设标准的传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谚语广为流传便是明证。很有可能,特设标准的兴旺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反动,当然,是一种没出息的反动,无非聊以自慰、缓解一下紧迫感。这类特设标准一反再反总反不掉,说穿了,是因为一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学界名流“垂名青史”的梦唤不醒。鲁迅早已解释过这为什么只是梦,他说:“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上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引自《热风》)。你看,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虽说时不时算出糊涂帐,毕竟不得不按国际行规记些整数:弗雷格、罗素、康托尔、布劳威、希尔伯特、哥德尔 ……,不好意思给他自己记一笔。一部特设标准代表作《百年》却大不一样,可以到处出现他的大名,因为那里依特设标准记了几百个“中国整数”,尽管依通用标准是小数──不尽然,还有些负整数。据我的经验,提倡写小数史的人大抵无意对小数一视同仁。果然,在《百年》那密密麻麻的小数构成的巨幅背景图的关键部位,嵌着若干大号字样,是“金岳霖颂”,是“学会理事长颂”,是“主编颂”,是“分会理事长颂”。

  我讲得如此直白,不害怕惹恼我的老师们的在天之灵。不会的,他们都宁愿作高标准的牺牲品。金老第一次约我去谈逻辑(归纳逻辑),开场便坦率地说“我不是逻辑学家”,令我大窘。名副其实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在给王浩的信里不无遗憾地自认“一事无成”,就是说,被后生辈捧得很高的悖论研究、墨经研究,在他看来不过尔尔。王宪钧更是常讲这类话,甚至说过“我才不怕速朽”。他还针对自诩为中国唯一跟上世界水平的某君表示异议道:“莫名其妙。我们那一代跟国外的距离就不小,现在还要大得多。”这几位老先生都不想提倡特设标准以求青史留名,保持了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清醒与高尚。中国逻辑界的悲哀就在于总归有那么一些生怕挤不进历史的小而又小的猫要冒充大猫,然后把大猫形容成大动物,不惜践踏关系逻辑的基本定律。

  医治特设标准顽症的上好药方便是比较。《百年》的作者查一下大部头逻辑教科书的文献目录就不难编一份近百年中国与西方逻辑大事对照年表,其中1936年中方一栏为金岳霖的《逻辑》,而西方一栏则至少包括

  丘奇:《判定问题的一则注记》;
  图灵:《论可计算数》;
  罗塞尔:《哥德尔与丘奇的若干定理的推广》;
  干岑:《纯粹数论的一致性》;
  塔斯基:《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
  哥德尔:《论证明长度》;
  雅希科夫斯基:《直觉主义逻辑系统研究》。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金老仍旧在教授罗素逻辑的入门知识的时候,西方逻辑已经步入哥德尔时代;特言之,证明论开始超越原来的希尔伯特纲领,直觉主义逻辑研究开始超越有穷矩阵方法而转向有穷模型性。我们未庄与外间世界竟然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1936年如此,1936年后反复回归同样尴尬的局面。

  我实在不喜欢听中国人谈他自己怎么达到或多么接近国际水平。谈到这一类问题,我更信洋人,只要他不抱种族偏见。20年前我跟吴允曾开过一个玩笑,大意如下:“可比性是对称关系。倘若哈佛人肯说‘哈佛是美国的北大’,我会同意北大人说‘北大是中国的哈佛’,否则实难苟同。您可曾听见哈佛人这么抬举北大么?”我们的吴公先是一愕,随即笑而不语,我也会心地笑而不语。

  越说越像假洋鬼子了。由衷地说,我无意以洋人为标准。洋人也常常做不重要、不足道、不内行、不及格的逻辑工作,而且为数不少,我是坚决不主张效仿的。要鉴别,要选择,要独立思考。然而,对鞠实儿这样的“专家”,这一切暂时还提不上日程。他是很敢贬低先行者的,动不动就宣称他又发现了某某的常识性错误。可惜的是,这正是他没有常识的缘故。这样的“专家”多了,中国逻辑不得了。

  认识自己本不轻松。一旦摒弃特设标准,多半越发痛苦。这时,种种知识上能力上的缺陷被自己看得一清二楚:英文不通,别种外语一概不懂;只会抄书或只会模仿;作不出普通教科书上的习题,哪怕并非难题;想研究希腊逻辑的某一派,却读不了希腊文原著和拉丁文注释本,因为还是文盲;对直觉主义数学很感兴趣,但是连古典分析也已忘得精光;突然看到有个新的研究方向,名为“性质论”,似乎给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提供了最质朴的处理法,偏偏它要求有蒙太古语法的预备知识;久违了模型论,脑子里只留下紧致性定理、累文汉-司寇伦定理,然而要攻的课题需要大量应用最新的模型论原理和技巧;…… 天哪,怎么办?天哪,您自己说怎么办?体弱要补,有病要治,谁也违抗不了的铁的法则。

  鞠实儿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在教训逻辑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X 语)。不怕冒犯教授们的尊严,照我看,教授同样无例外地需要补课,各人要补的东西不同而已。就某些教授来说,恐怕只好从零开始,不从零开始入不了门,继续瞎教瞎写必定误人子弟。都说科学无情,不,科学甚至是残酷的。

  我跟逻辑界老友阔别多年。他们只知道我为谋生译过几本书,不知道余下的时间干什么。在《哥德尔》一书后记中,我提到“自动封闭后日趋深重的知识危机”。不确,自动封闭前知识危机何尝不深重?所以,一有空闲,只得老老实实补课,补一切需要补的课。苦是苦,却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叫我不是天才?

  我鼓吹学习和补课,就会有人指着我说:他是激进现代派,一心想砸我们的饭碗啊。我要把话挑明:我还没有清高到连饭碗要紧都忘记,不至于那么激进。为数众多的文科逻辑教师,作为普通逻辑知识的普及者,自有其特殊的使命,不一定要大学大补数理逻辑,略知一二也许足够。为了普及得对、普及得好,净读千佛一面的中文教材不成,应当扩大读书范围,使逻辑修养提高一大步。我自己是过来人,教过哲学、中文、图书馆、经济等专业的逻辑课,深知其中的困难和乐趣。大难题之一是如何让逻辑对文科生真有用。经验告诉我,这种课不可太现代化。假使想适度现代化,也应当是取新东西的“神”而不是照描新东西的“形”。教书的大忌是不看对象、故作高深。一个人真落到“对牛弹琴”的那步田地,人与牛就该互换位置了。

  普通逻辑知识的普及者与当代逻辑的研究者各司其职,因而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关于什么是当代逻辑,全世界都不再有争议了,唯独我国有,而且直到今天还有。

  就在张家龙宣布我们与国际“初步接轨”的同时,另有一部分人宣布他们初步抵制住了向国际轨道转移的浊流。这倒是实话,但我很纳闷他们是靠什么抵制住的。据我初步分析,一靠“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二靠始终不渝地把(文科)逻辑教学与逻辑研究混为一谈,三靠“词遁”。《封神演义》讲金、木、水、火、土五遁,没讲词遁。大哉,词遁之为用!在现代的中国,古希腊人那样的诡辩完全见不到,学界盛行曲辩,不练好词遁基本功很难在学术论战中取胜。1964年我悟出这个道理,写过几篇分析词遁术的文章。终因涉嫌影射关锋等左派,投了稿又讨回来,连同未投的付诸一炬。如今还偶尔想起“词遁”二字,帮助我观察曲辩。例如,现在抵制转轨者仍精通“提法学”,经再三斟酌后同意将“形式逻辑”更名“普通逻辑”,但不是为了名副其实,反倒是为了不要太名副其实,照顾西方同行已经把“形式逻辑”等同于“数理逻辑”的习惯,利于中西交流(关珠语)。他们同意张记“形式逻辑现代化”口号,但不是由于传统逻辑过时。才不是的,传统逻辑“有批不倒、整不垮的内在力量”,它的“局限性和不足要通过改革,即通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来克服它的缺欠”(关珠语)。总之,名可亡而实不可亡,传统逻辑研究是搞定了。

  关珠特别给我下了判决书:在逻辑大讨论中有人主张“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这是“30年代全盘否定形式逻辑论调的翻版”;“这一主张由康宏逵于1961年在《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一文中提出”。罪臣康宏逵恳请局部收回判决。我没有参加过逻辑大讨论,非不能也,是不肯也。这是一。我希望被取代的是作为一当代学科的“传统”形式逻辑。这是二。除非又起用“未庄数第一”这条特设标准,而且把时间限定为开国后,不能说“这一主张”是我提出的。这是三。那年我26岁,能有多少学问?只因为早已入过另册──好奇的人可以看张钜青《批判康宏逵同志的逻辑特殊论》,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逻辑问题研究》──不怕再入一回,存心要跟逻辑大讨论捣捣乱。《文汇报》来约稿,我就说只想写这个题目,明知是离经叛道的。后来金老想在他主编的教科书里点名批判我,猜我受了苏联人影响,宣扬的是“修正主义观点”。这可实在冤枉,“资本主义观点”还差不多!实说了吧,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我认认真真回顾过国际逻辑界的公论,从罗素起,着重参考了三位大逻辑家的见解:乌卡谢维奇、丘奇、哥德尔。哥德尔的原话是

数理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形式逻辑的准确和完备的表述。它有很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处理着类、关系、符号组合等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等。另一方面,它是先于一切科学的一门科学,包含着位于一切科学底层的观念和原理。(《罗素的数理逻辑》)

与哥德尔相反,与国际公论相反,那时流行的苏制意识形态教条把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隔绝开来,不准承认它的后一方面。想靠逢迎来保全逻辑的苏联学者雅诺夫斯卡娅稍稍流露不忠于该教条的意向,就在1950年全苏逻辑讨论之初被《哲学问题》书点名批判。我很不以她为然,不相信逻辑能靠逢迎来保全。

  前苏联逻辑界幸亏在1960年代中期向国际公论彻底投降了。假使我们也在同一时期彻底投降,中国逻辑会变多大样?今天,虽然苏联解体,俄国人在多数逻辑分支中位居前列。我们比他们底子薄很多,有40年时间追赶,总不致惨成现在这样吧。

1961年文章有续篇《传统形式逻辑已经过时了》。在其中,我很天真地断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数理逻辑在取代传统形式逻辑的过程中曾经遭受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这样的保守势力在我国逻辑界是不存在的”。与 X 相比,我何等幼稚。他永远能充分估计文化落后这个大因子的作用。知错必改,只好改口说“存在,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势力更加厉害”。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赞成数理逻辑学者发掘旧式逻辑中有用的遗产,不赞成旧式逻辑靠零零碎碎吸收数理逻辑成果来求得新生,就是说,不赞成改良主义的“形式逻辑现代化”。据我看,到头来这仍是死路一条,因为是全凭寄生苟延残喘。朱洗的《生物的进化》描写过一种动物:“最稀奇的,要算那种寄生于蟹体内的蟹奴,形体如菌丝,全部渗入蟹体,抵达一切器官中”;“这一寄生物既无节肢,又无头尾,简直不像一个动物”;蟹奴的幼体原有六肢,近乎虾蟹,只是“为适应寄生环境而改变其原形”。可以料定,名为“现代化”、实为寄生化的旧式逻辑迟早要蜕化成蟹奴。为什么不当下立志索性作一只蟹?

  中国哲学界一向守旧又一向易于知足。在这个部门,切不可低估传统逻辑对逻辑研究的不良影响。你看,鞠实儿尽管把“数学的转向”老挂在嘴上,却丝毫不明白数理逻辑的概念框架与传统逻辑的概念框架有原则区别。为了装点门面,他爱从数理逻辑课本里采集一些“形”;然而,积习很深,又全不经意地把传统逻辑课本灌输给他的“神”塞了进去。用旧思想理解新文字,岂能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的学者,应当更新观念,难听点,应当洗脑筋。如果他一面用心读读弗雷格,一面反思他自己,提出“开放类”的念头就会自动打消。弗雷格异常清晰地解释过类的定义为什么必须具有“完备性”(见《算术的基本定律》);又相当尖刻地批评过“变国王”、“变实数”这类糊涂观念(见《什么是函数?》),可以说提前一个世纪向他发了警报。事情就这么怪,满脑袋传统逻辑的“现代派”一旦抵档不住“创新”的诱惑,会迎着大错冲上去,一边还大叫“欧里卡!”。

  从鞠实儿的事又引出一条教训:逻辑研究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转上数理逻辑的轨道、不遗余力地提高数理逻辑的修养,但最好耐住性子慢慢来。“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X 语)。

  还有几句真话要讲。我批评张家龙的确是怀有“恶意”的,因为恨他狐假虎威,压制合法的不同意见,仿佛逻辑界谁是谁非、谁好谁坏真的由身居高位的一帮人说了算。但是,我的批评也是怀有善意的,因为盼他从此改弦易辙,多为逻辑做些好事,让我日后能在九泉下给宪钧师一个交代。至于我批评素不相识的关珠,则纯粹出于善意,只因为她在《百年》中的一些见解有害,虽然从她闪烁其辞的行文也推想得出她有苦衷。如果言重,请她原谅,能明白我也有苦衷。

  由于被我批评的人们言必称 X,我有意隐去 X 的真名,谨防被指责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封长信行将告终,该给 X 正名了。X 是列宁,所引 X 的话出自短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因人立言和因人废言都不可取。然而,就当前中国逻辑界的状况而言,他的话难道不中肯么?

  祝

教安

康宏逵  

2005年11月27日

*  这是作者2005年11月27日写给徐明的信,发表时添加了标题。——原文注

** 后文所引张语一并见:张家龙,“构建和谐学会,为全面实现我国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而奋斗”(在“逻辑·理性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电子期刊《逻辑与认知》(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2005年第3期。——原文注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4期(2006)第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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