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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之辩——基于新近材料的 “海德格尔事件”核心问题研究

时间:2020-09-28 06:23:00 点击:

新近出版的《海德格尔兄弟通信集》为“海德格尔事件”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资料,为澄清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一个关键契机,受此推动本文将对“海德格尔事件”的核心问题展开追问:海德格尔在校长任职动机问题上的自我辩护是谎言还是事实?胡戈•奥特在其研究中批评海德格尔的辩护乃是撒谎,这一判断以种种变式影响着今天的《黑皮笔记》研究;但依据更多材料和更严谨的分析,可以看出奥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存在严重漏洞,扭曲了事实,而多年来一直被质疑的海德格尔自我辩护反倒符合事实。这一发现不仅揭示出了重新全面解读“海德格尔事件”的必要性,而且推动着我们去沉思相关论战一再爆发的深层原因,这将有助于我们走上真正的疑难澄清之路。

张柯,哲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贵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海德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评判研究”(项目号:14XZX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原载于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刊物所有。

1966年,《明镜》周刊在采访中询问海德格尔,那些关于他校长任职期间的“谣言”是否是“出于恶意”,海德格尔回答道:“就我对来源的了解而言,我愿意这么看;但是这种诽谤有着更深的一些动机。我对校长一职的接受或许只是诱因,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据。因此估计今后一有诱因出现,论战还会一而再地爆发。”

海德格尔的这一预见显然已成为事实。德国学者Silvio Vietta在其2015年的研究中指出,二战结束后,围绕着“海德格尔事件”(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担任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学界至少已先后爆发了五轮论战。第五轮论战由2014年起出版的《黑皮笔记》引发,因为这些笔记中包含着虽然数量很少但却无法忽视的所谓“反犹主义”的表述。在相关研究中,最为触目的是特拉夫尼(Peter Trawny)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海德格尔事件”并非这位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偶然失足,而是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其哲学中,海德格尔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是对一种“犹太世界阴谋之神话”的深度参与,因为“一切使得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的东西”,都起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思想,亦即起源于这样一种历史性叙事——“‘第一开端’在希腊人那里而‘另一开端’在德国人这里”。特拉夫尼的这种立论也很快引起了激烈批评,批评者指责特拉夫尼对《黑皮笔记》居绝对优势的哲学维度全然不顾(《黑皮笔记》前三卷中涉及犹太的文字全部加起来不足两页半,而三卷书的整体篇幅有1250页之多),“而去追求他(特拉夫尼)的纯粹意识形态的—政治上的议题”,其论点“无论在语文学意义上还是哲学意义上都站不住脚”,是“挑衅性的”和“荒谬的”,有故作异声、沽名钓誉之嫌。

然而,这第五轮论战尚未了结,一批更新也更重要的材料又公布出来:2016年10月,经由海德格尔家族授权,令人期待已久的海德格尔与其弟弗里茨的通信选集提前出版(二人现存全部通信将在数年后出版),再次在学界引起震动。由于出版商事先已经把通信集交给若干学者提前审读,所以这部通信集就和这些学者的评论文章合并出版为一本书。此书披露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弟弟弗里茨是海德格尔一生最信任之人,或者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海德格尔真正拥有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他弟弟”),而如何评估这些信息,学者们又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Marion Heinz认为这些通信表明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主义的关涉超乎想象,甚至宣称由此可见《存在与时间》就是海德格尔纳粹主义思想的一种前奏;而著名学者Jean Grondin在读完这些通信后却愈发坚信海德格尔哲学的价值不容玷污。

这部通信集虽然引起了新的争辩,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拓展,我们将会愈发看清,这一通信集的出版乃是“海德格尔研究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将有可能使我们彻底澄清此前几轮论战都纠缠不清的问题。鉴于问题的庞大繁复与晦涩复杂,我将通过一系列文章来逐层予以阐明。本文的任务在于澄清“海德格尔事件”的核心问题,此即,海德格尔在校长任职动机问题上的自我辩护是真是假,是事实还是谎言?这个问题的核心性体现在,海德格尔的校长任职是“海德格尔事件”中的核心事件,而它的动机问题更是关乎我们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棘手问题的评判,对它的如实还原和确切评估因而就必然是一切相关考察工作的始基。

一、海德格尔的自我辩护

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21日被推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主动提出辞职,同年4月正式宣布。纳粹统治下的这一校长任期构成了海德格尔一生最大的污点,按他自己后来向弟子和朋友们的私下表态,这是令其受尽折磨的“肉中刺”,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他在这件事上“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他为此“深感羞愧”。

尽管海德格尔从来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表示忏悔(当珀格勒把海德格尔私下表达的懊悔之意公之于众时,海德格尔“感到非常受伤”,甚至想要为此而中断与珀格勒的交往),但这种私下的懊悔至少意味着,海德格尔认为他与纳粹主义的短暂合流不是他思想的必然走向,这也构成了他的多次自我辩护的基调。

1945年德国投降后不久,海德格尔写了一篇名为《1933/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想法》的文章(以下简称《事实与想法》),回顾交代了他的校长任职的缘由、初衷以及挫折。这篇文章在其生前从未发表。在去世前不久,海德格尔把此文交给其子赫尔曼,嘱咐其在适当时候发表该文。在这篇文献中,海德格尔首要地解释了他为何接受校长一职:“1933年4月我被弗莱堡大学代表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前任校长默伦多夫是因为部长的指令而不得不在短暂任期后就放弃职务。他本人希望我来接受校长职位,同样,更早之前担任校长的绍尔也试图说服我为了大学的利益而接受这个职位。在选举日的上午我还在犹豫,并想退出竞选。我同发号施令的政府部门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往来;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权力汇集之处,我就我所看到的那种必要性和使命而说的话,是否会被倾听,我对此并没有把握。但同样没把握的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学会自发地一道同行,去更为源始地发现和塑造它自己的本质。”

这种“必要性和使命”,按海德格尔自己的解释,是他在1929年教授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就已公开阐述过的:今天的大学已经沦为单纯的技术组织,仅仅维持着学科之间的碎片化的多样性,仅仅通过各个专业的实用目的而保有某种意义,诸科学的根脉已经在其本质基础中枯萎了。因此有必要改革大学,重塑高等教育,具体做法即,重新沉思“真理之本质”,沉思科学和大学的本质基础,由此而使大学更新。

海德格尔之所以还感到犹豫,是因为他看到了这样一种危险,“我的[改革大学的]尝试会被新旧两方——尽管它们之间是互相对立的——以相同的方式所抗议,因而变得不复可能”,也就是说,他所要践行的这种“必要性和使命”,不会被任何一方认真倾听。但海德格尔最终还是在许多同事的催促下决定接受职务,“这特别是考虑到绍尔指出的、让人信服的可能性——假如我拒绝的话,可能会外在地指定某人担任校长”。

最终,按海德格尔的总结,整体上促成他接手校长职务的,就是以下三点:

1.我当时在已掌控权力的那一运动中看到了民族内在聚集和内在更新的可能性,看到了一条去发现民族的历史性—西方性使命的道路。我相信,自行更新的大学可以共同担负起使命,在民族的内在聚集中给予尺度,一道发生影响。

2.我于是在校长职务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亦即将一切有能力的力量——不顾及其归属于何种党派也不考虑党派教义——带到这种沉思和更新的进程面前,加强并且确保这些力量的影响。

3.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应对那些不合适人员的侵入,去对付党派机构和党派教条之咄咄逼人的霸权。换言之,正是对革新高校教育和民族精神事业之“必要性和使命”的持续多年的思考(内因I),以及他当时对纳粹主义之“希望”与“可能性”的误判和由之而生的“政治迷梦”(内因II),加上同事们的不断催促敦请(外因I)和对专家治校传统的确保(外因II),共同促使海德格尔接受了校长职务。1945年的这一辩护与他在1966年的自我辩护(《明镜访谈》)是基本一致的,但却更为详尽。

二、奥特对海德格尔之辩护的批评

《事实与想法》首次发表于1983年,旋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讼。经济史学家奥特(Hugo Ott)在随后几年内发表数篇文章质疑《事实与想法》的史实性,认为这是一篇海德格尔为求自保而不惜扭曲事实的文献。奥特的核心论据是,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的决定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弗莱堡大学的一个纳粹小圈子在1933年4月初就已商定好的方案。

1933年4月初,巴登州文化部高校处新任负责人菲尔勒(Eugen Fehrle)造访弗莱堡,与弗莱堡大学的各方面人士进行了交流,谈话对象不仅包括时任校长绍尔(Josef Sauer)和已被选为校长但尚未履职的默伦多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也包括高校系统中一个拥护纳粹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的领袖是古典语文学家阿吕(Wolfgang Aly),弗莱堡大学资格最老的纳粹党员。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久,阿吕在1933年4月9日给菲尔勒写了一封信,正是基于这封信,奥特认为海德格尔在《事实与想法》中对其校长任职动机的解释严重背离了事实,进而使其质疑海德格尔在政治问题上的整个的自我辩护。这封信因而可以说是研究“海德格尔事件”的一个关键文献。奥特能够在浩瀚档案中发现此文献,贡献甚大,但他对这一材料的解读与评估却存在严重偏差,而且其在论述中也未完整引用此信内容。有鉴于此,为了就此展开深入辨析,我们应先将这封信的正文完整翻译出来:

我们新近会谈中谈及的第一要点是对国家社会主义高校教师的联合与团结,在对这一点的执行中,我们查明,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已经与普鲁士文化部展开了磋商。他拥有我们完全的信任,我们因而请求您暂且将其视为我们在弗莱堡大学的代言人(Vertrauensmann)。

海德格尔同事先生不是党员,并且认为目前入党是不实际的,这样做是为了能与其他那些立场尚不清楚甚或持敌对立场的同事们自由相处。然而他也表示,倘若基于其他原因需要其入党,他也乐意照做。倘若您可以与海德格尔同事(这位同事完全遵照着我们的兴趣点)取得直接联系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在最近的时间内他随时都可听候您的安排,除了4月25日之外,因为那天在法兰克福将召开一次会议,他将作为我们弗莱堡大学的适宜的发言人出席该会议。

与此相关地,我想列举这样一些要点,它们看上去理应得到一种特别的、加速的处理。

1.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州议会中(无论州议会的重要性是大还是小),高校应由来自本地区三所高校中的一个有经验的成员来代表。

2. 弗莱堡大学的同志名单正在整理制作中,会尽快呈送给您。我们断定,要为此做出一个结清性的判断,并非十分容易。

3. 为了赢得时间,我们现在请求像普鲁士高校那样把寒假延长到5月2日。事情特别涉及到校长职位这一棘手问题,因为默伦多夫教授乃是极其明显的社会民主党人。此外还要考虑到,由于对犹太人教师的停职,教学计划的补充也不会是轻易之事。

4. 我们打算与大学生协会取得联系,以便和他们展开理性的和可信赖的合作。很遗憾的是,我本人目前不能参与到上述工作中,因为犬子在达沃斯身患疾病,我马上要到他那里去而且今晚就要动身。但我回来后会立即告知您的。

对于这份文献,奥特将其定性为“报告”和“公文”,《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的编者同样将其称作“公文”,但从整个内容来看,《海德格尔年鉴》第四卷的定位(视其为一封信),应是更为确切的。

奥特在其研究中只引用了这封信的前两段话,他就此评论道,“海德格尔因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势、受绍尔和默伦多夫这些德高望重之人的重托而走向校长职位的。毋宁说存在着一种大学内部的准备——在布景后面是一个纳粹干部小圈子在指挥,在舞台上则是按照剧本在上演!”换言之,在奥特看来,弗莱堡大学的这个纳粹小圈子已经决定推选海德格尔为下任校长了,后面的进程都是按照“剧本”上演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所谓受同事之敦请才接受校长职务的讲法,根本不可信。

为了证明“按剧本上演”的这一判断,奥特接着指出,默伦多夫在正式就职后的第三天召开了一次校委会,当地的纳粹报纸《阿雷曼人》旋即发表文章指责这位社会民主党人不足以领导这所高校,警告其不要阻碍高校新秩序的建立。这“绝非偶然事件”,奥特分析道,而是按计划上演的既定动作:由于《阿雷曼人》的半官方背景,它的这一攻击很快显示出效果,在随后数天内情形急转直下,以至于默伦多夫在4月20日召开一次特别校委会,在会上宣布校长和校委会集体辞职,并决定在第二天重新选举校长。

奥特的这一论述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海德格尔之成为校长完全是其身后的弗莱堡大学纳粹小圈子策划和推动的。奥特想要由此引出这一结论:《事实与想法》(1945)以及《明镜访谈》(1966)都背离了事实,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自我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按奥特自己的措辞,他所有研究的最终结论是:“海德格尔努力地想把校长任职事件大事化小,并试图通过表明他后来的一种对纳粹的抵抗姿态来使人们遗忘掉这一事件,但这一努力必须被认为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努力并不相称于他的哲学思想的伟大。”

奥特的这些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发表之后,很快在国际学界引起震动,奥特不仅由此一举成名,而且其研究结论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曾经在法国学界引起轰动的维克托·法里亚斯的研究不仅大量取用了奥特的考证成果,而且其浅薄的研究方式也招致多方批评,无法与奥特的成就相提并论),可以说,在今天学者们对《黑皮笔记》“反犹思想”的争论中,仍然处处存有奥特研究的深刻影响:因为奥特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自我辩护是在撒谎,海德格尔思想的“阴暗面”因而是一个超乎想象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今天以特拉夫尼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黑皮笔记》中所谓“反犹思想”的辨析,说到底也只是在努力地以新的解读更加坐实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有学者早就断定奥特的研究是“海德格尔研究”的划时代事件,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三、对奥特之批评的批评

但上述所有评价需要一个根本前提,即:奥特的研究和其结论是真实确切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本文却要指出,基于今天披露的更多资料和更为细致的解读,可以看出奥特的结论并非牢靠确切,其论述逻辑存在严重问题:他常常会为了论证一种受某种前见所支配的既定观点而刻意裁剪材料,如此就导致其研究结论令人生疑。

为论证海德格尔成为校长纯粹是纳粹小圈子策划运作的结果,奥特首先只引用了阿吕信件的前两段话而略去了后面的内容,其意图显然在于试图使这一引文达成这一效果:弗莱堡的纳粹小圈子已经选定海德格尔作为下任校长。但认真读来,正如赫尔曼(Hermann Heidegger)所批评的那样,这封信的内容本身并不支持奥特的解读,它并未表明阿吕已经选定了海德格尔作为未来校长。从整体来看,阿吕的这封信的重点事实上在于后面几段话,而且在提及默伦多夫时,阿吕首要意图是为了解释为何要申请延长寒假到5月2日:默伦多夫是社会民主党人,校长职位因而是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时间。倘若已经明确要更换校长并且已选定海德格尔为校长,那么在这里就不会这样解释其原因。

但对于这后面几段话,奥特却不予引用,或是因为它们不能支撑他所要达成的结论。即便只看前两段话,阿吕之所以写信提及海德格尔,事实上也是有清楚交代的,即这是为了贯彻执行他们此前与菲尔勒会谈的“第一要点”,即对弗莱堡大学内部的亲纳粹分子进行“团结和联合”。所谓“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已经与普鲁士文化部展开了磋商”,是指海德格尔在“德国高校教师文化政治工作协会”(KADH)这样一个亲纳粹的高校官方组织中的活动,也正是通过“查明”这一事实,海德格尔被阿吕的纳粹小圈子纳入其统战对象中。

现有充分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本人对投机分子阿吕颇为反感,因此阿吕信中所说的海德格尔表态是否是海德格尔的真实想法,是否只是海德格尔的一种机变说辞,仍然可疑。而且阿吕的这种推荐,从文本本身来看,只是推荐在学界有重大影响力的海德格尔作为这个小圈子在弗莱堡大学的代言人,并未表明他们已选定海德格尔作为下任校长,这也就意味着,奥特的论证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不可靠的引申解读之上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评论并非认为海德格尔担任校长一事背后没有纳粹主义人士的影响,也不是否认海德格尔曾深陷到纳粹主义中这一事实,而只是意在指出:无论奥特的立场是否已经先行满足了“政治正确”,但学术研究的第一原则都始终是用证据说话,只要奥特的工作没有遵照这一原则,他的研究成果,无论其具有多么大的影响,被推崇为多么大的成就,都仍然是可疑的。

此外,奥特这里的论证刻意不提这样一些事实——1932年底被选为下任校长的社会民主党人默伦多夫,在1933年1月纳粹执政后就已经有意不就职,虽然他最终还是勇敢地在4月中旬就职,却又因为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在4月20日辞职,但正是他在辞职时推荐了海德格尔接任校长职务。奥特为推出他的结论,毫不顾及上述事实,他的结论——海德格尔成为校长纯粹是大学内部的纳粹小圈子策划运作的结果——因而可以说强行导出的,或者说是先行设定好的。

奥特的这种“概念先行”且“结论预定”的论证逻辑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呈现,例如,奥特在解释他为何对海德格尔的马堡生涯着墨不多时写道,在他看来,这段生涯(1923-1928)尽管重要,但只是海德格尔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海德格尔在马堡始终都不开心,其在此期间念念不忘的只是如何回到弗莱堡继承胡塞尔的教席,这种迫切期望尤其体现在《存在与时间》给胡塞尔的献辞中。然而,即便对海德格尔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舒曼(Karl Schuhmann)也已证明,“献辞”与接任胡塞尔教席一事的联系根本是子虚乌有。奥特的这种牵强的、被某种“前见”所左右的解释难免会使人对其科研精神产生疑虑,而且的确会使人质疑他的哲学理解力:一方面,奥特的这一判断只是抓住了海德格尔在特定语境下的一次表态并且僵持不放,却不顾及海德格尔在更多时候对马堡时光的推崇,另一方面,奥特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堡时期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意义,否则不会将其定性为“只是一段插曲”。在这个问题上,他理应更多参考行内人士的看法。在哲学家们看来,马堡时期是海德格尔一生最富创造力的一个时期,是其确立思想基本格局的关键阶段,伽达默尔甚至将其提升到思想史的高度:“随着海德格尔来到马堡,哲学思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性时代。”当然,也许奥特是故意要这样来理解,因为如此才能支撑他的“既定的”、归结于海德格尔人格的结论:海德格尔念念不忘的只是返回弗莱堡继承教席这种大事。此外,为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判断,奥特不提供任何依据地写道,海德格尔在获得弗莱堡的教席聘任之前就已经在弗莱堡市的策林根区购买地皮兴建住所了。这一说法激怒了身为当事人之一的赫尔曼(海德格尔之子),他指责奥特蓄意颠倒事实,因为海德格尔是先接到教席聘任才回弗莱堡购地建房的。从情理上来讲,购地建房绝非小事,后者的说法显然更令人信服。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其专著的第一章第二节“持续的基督降临”中,奥特引用了1932、1939/40、1950年的三处海德格尔文本对基督降临(Advent)和“遥远支配”(ferne Verfügung)的谈论,指出海德格尔事实上是在表述其政治抱负,且这种抱负一直持存着。但这种分析非常牵强,未经深入阐释,就径直把海德格尔对“另一开端”的哲学思考强行解读为某种政治表态(今天的特拉夫尼所谓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其实只不过是对奥特观点的一种加强版论述),充分暴露出奥特在哲学理解上的限度和论证逻辑上的缺陷。

德国学者蒂特延(Hartmut Tietjen)曾撰文指出,他从1988年起开始研究“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课题,调研了相关原始材料,发现奥特、法里亚斯等人的相关研究都存在着材料选择上的问题,即大量支持海德格尔之自我辩护的档案材料被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海德格尔之子、历史学家赫尔曼则于1997年发表《经济史学家与真理》,对奥特研究展开了迟到的但却猛烈的抨击,认为奥特身为经济史学家根本无法胜任“海德格尔事件”这一对哲学理解力提出极高要求且极为复杂的问题,指出奥特的研究受制于一种严重的前见(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奥特对一生多半时间憎恶天主教的海德格尔甚为不满),而且还统计纠正了其中大大小小约80个错误。

奥特的断言——海德格尔当选校长纯粹是纳粹小圈子背后策划的结果——尤其受到了赫尔曼的驳斥。赫尔曼指出,默伦多夫等人敦请催促海德格尔接任校长职务,乃是他作为海德格尔之子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默伦多夫与海德格尔两家隔街而居,1933年4月中旬,他多次来劝说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此外来劝说的还有绍尔,以及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近邻沙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他们三人都不是纳粹党员。赫尔曼之所以清楚记得默伦多夫的屡次来访,是因为“每次都是我听到门铃响后去开门并带他上楼到我父亲书房中去的”。

作为历史学家,奥特在另一处文本中(《在通向海德格尔生平的途中》一书是其不同时期研究的汇编和加工,这些研究的发表顺序与它们在书中的顺序并不对应),也不得不鉴于史实而承认,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也受到了默伦多夫和绍尔等人的敦请催促(此时他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内在冲突),但却不予论证地断定其不是首要因素,首要因素仍被他断定是那个纳粹小圈子的幕后操作。但这样一来,奥特研究的内在漏洞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了,因为倘若海德格尔是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纳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敦请催促才接受了校长职务,那么《事实与想法》之所以只提及默伦多夫等人,就有可能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默伦多夫的反复敦请是主要因素,却并不能据此断定《事实与想法》是在撒谎。

在未经充分论证和严格论证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被径直排除掉。反过来说,奥特要证明他的观点,就必须以充分论据证明阿吕的纳粹小圈子是海德格尔登上校长职位的幕后推手。然而,奥特为了导出他的结论,不仅径直排除掉了前一种可能性,而且也在后一种工作中更加严重地暴露出其研究工作的缺陷。

根据他所发现的阿吕写给菲尔勒的信件,奥特断定在海德格尔背后、在弗莱堡大学内部存在着一个纳粹干部小圈子,但这个“小圈子”究竟由哪些人构成,诚如赫尔曼所批评的那样,奥特始终没有给出明确交代,始终只是泛泛而谈。唯一被他点名道姓作为论据来运用的,是弗莱堡大学的年轻教授沙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而这一论据的提出又要归功于奥特对《绍尔日记》的发现。

《绍尔日记》是弗莱堡大学教授绍尔持续多年写就的日记,是奥特进行“海德格尔生平研究”的又一核心文献。其原件在战后不知被何人所销毁,现仅存抄本。正是在《绍尔日记》中,奥特发现,沙德瓦尔特在当时作为纳粹主义的信徒为海德格尔当选校长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奔走。

在1933年4月14日的日记中,即将卸任校长职务的绍尔写道:“然后沙德瓦尔特就来了,并且一直待了两个半小时。他谈到了我们大学的一体化问题,并且谈到,人们是不是应该推选海德格尔为校长。我反驳道,考虑到真正的行政上和职务上的事情(这在今天比先前变得困难得多了),海德格尔是不适宜的。……我强调指出,默伦多夫始终还在这里并且他或许具有最佳才能。”

上述引文是奥特所引用的版本。奥特显然是想以此来论证,海德格尔之取得校长职位是纳粹小圈子幕后操纵的结果。但是,沙德瓦尔特是否归属于阿吕所领导的纳粹干部小圈子,极其可疑:首先,沙德瓦尔特本人并非纳粹党员,而只是一个推崇海德格尔且在当时支持纳粹主义的年轻同事;其次,阿吕虽然是弗莱堡大学资格最老的纳粹党员,但其学术地位低下(据传其教授资格论文造假),在学界没有什么影响力,早早地加入纳粹党只是他谋求个人利益的一种投机行为。沙德瓦尔特虽然非常年轻,但已经是正教授,在学界早已声名鹊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奥特在上述日记引文中用省略号特意略去了对其论证极为不利甚至可颠覆其论证的一句话:“沙德瓦尔特想要避免看到的局面,可能是布里或阿吕的当选。”

这并非我们第一次看到奥特为引出其预定结论是如何肆意“裁剪”原始材料的,但这次的性质显得尤为恶劣,因为被其删略的绍尔的那句话恰恰意味着:(1)沙德瓦尔特不可能归属于阿吕所领导的纳粹干部小圈子,(2)当时显然存在着阿吕接任校长的意向和可能性(海德格尔在其回忆中多次谈及这一点,历史学家Jürgen Malitz在其研究中也指明了这一点,尽管其解读有所偏差)。因此,所谓“阿吕的小圈子已选定海德格尔为校长人选”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奥特想要达成的结论(海德格尔之取得校长职位是阿吕领导的纳粹小圈子幕后操纵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这一点也非笔者之孤见,此前也有一批学者以不同方式看出了同样的问题。例如Holger Zaborowski在其专著中就批评了奥特的研究,指出从历史事实出发是无法得出奥特的结论的,持同样批判立场的还有Bern Grün的研究。

由此还应指出,奥特提出的另一证据——《阿雷曼人》对默伦多夫的“炮轰”——也难以支撑奥特的结论,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带有官方性质的纳粹报纸(此时该报的主编是纳粹官员弗莱堡新任市长Franz Kerber)会受阿吕的这个大学内部的小圈子所主导;即便这次“炮轰”是由阿吕等人所策划的,也无法证明其意图不是为了给阿吕登上校长宝座扫清障碍。而且下述事实也应一并得到深思:“海德格尔并不欣赏阿吕,在海德格尔校长任职期间,阿吕没有获得任何施展拳脚的机会”;即使在海德格尔的纳粹校长任期内,纳粹资深党员阿吕的副教授职位申请也始终未得批准。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就任校长后,年仅33岁的沙德瓦尔特立即获得重用,被遴选为校委会委员,同时被推荐为哲学院副院长,10月15日又被海德格尔直接任命为哲学院院长。被纳粹深恶痛绝的默伦多夫也同样得到了海德格尔的重用,被选为校委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医学院院长,而且海德格尔最后辞职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他拒绝服从上级要求撤去默氏院长职务的命令。对于这些事实,奥特都故意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奥特的整个研究策略(他的研究工作极其依赖于绍尔在其日记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都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穆勒(Max Müller)作为当事人之一,曾在晚年接受访谈时指出:虽然绍尔是令人尊敬的天主教神学家,但若像奥特那样将其树立为一个对立于“坏海德格尔”的典范榜样并以此为据来批评海德格尔,则有违实情,因为绍尔始终都是君主主义者,从未接受魏玛政治,在海德格尔任期内,他作为副校长始终积极效力,他也曾一再向年轻的天主教徒们建议:你们必须加入冲锋队,你们必须加入党卫队。

由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多少理解为何会有这一古怪现象:奥特在其研究中对海德格尔身边的各种人士(包括一些此前极少有人关注的人物)都展开了穷根究底的探问,但对于沙德瓦尔特这个如此关键的人物,奥特却极为吝惜笔墨,在其将近四百页的专著中只有两处地方浮光掠影地提及之。原因也许就在于,对沙德瓦尔特的深究会违背乃至颠覆奥特所预定的研究结论。

古典学教授沙德瓦尔特1929年来到弗莱堡大学执教,很快成为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朋友。对希腊文化的高度推崇是二人友谊的共同纽带,1930/31年冬季学期二人曾合作主持了研究《巴门尼德篇》的研讨班。现有充分证据(特别是刚刚出版的海德格尔兄弟的通信)可以表明,海德格尔是在1931年底突然转变为纳粹主义拥护者的,但目前还无从得知沙德瓦尔特是从何时成为纳粹主义信徒的,眼下可以确认的是,沙德瓦尔特在1933年初已经是纳粹主义信徒,他力求在弗莱堡大学推行“一体化”政策,并且极力推动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前述赫尔曼的证词与绍尔的日记都共同指向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关键证据。作为当事人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里特(Gerhard Ritter)在晚年的一份标注为“机密”的“口述历史”文件中指出,1933年积极推动默伦多夫辞职并由海德格尔接任校长一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沙德瓦尔特。

我们因此可以把问题最终澄清为:海德格尔之接受校长职务并不是一个纳粹干部小圈子在幕后操纵策划的结果,也不是“按剧本上演”的一个预谋已久的事件。除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迷误和政治迷梦这一主观因素,外在地推动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的,就是两种力量,其一是反感纳粹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默伦多夫,其二是支持纳粹主义并且推崇海德格尔的年轻教授沙德瓦尔特。而这两个人都是海德格尔的朋友兼邻居。出于不同意图,默伦多夫和沙德瓦尔特在四月中旬密集造访海德格尔,因为此时情形已极为紧张,必须赶快作出决定。默伦多夫此前虽已有意辞职,但其意还不坚决,还多有犹豫,但他在正式就职之后所遭遇的来自巴登州教育部和纳粹党政的巨大压力则迫使其必须“自愿”辞职(海德格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屡次谈及,默伦多夫是被州教育部长免职的)。就此而论,海德格尔接受校长职务,的确有其突然性,海德格尔的自我辩护并不能被视为说谎。此外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在1933年5月4日给弟弟弗里茨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我通过接受校长一职而被十分突然地置入到新的任务中去了,并且必须首先让自己的工作完全地退到背景中去。但是人们现在却不再可以只想到自己,而应仅仅想到德意志民族整体及其命运,这一命运现在正处于危险中。”

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1945年的《事实与想法》和1966年的《明镜访谈》中也的确有所隐瞒,此即,他绝口不提沙德瓦尔特这方面的因素。但这种“隐瞒不说”是否意味着说谎?从下述种种可能性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

一种可能是,海德格尔认为沙德瓦尔特和默伦多夫的“劝进”虽出于不同背景和不同意图,但从整体看可归为同一类举动,亦即都是来自同事好友的、是为了大学之利益且对海德格尔本人友善的敦请催促。

所谓“为了大学之利益”,按照海德格尔1945年与“清查委员会”委员兰坡(Adolf Lampe)的私人谈话记录,首先就是为了“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比如纳粹资深党员阿吕当选校长)”。在1950年4月8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也有相同的解释:“在选举日当天上午我还到大学向默伦多夫和绍尔声明,我不能也不想接受这个职务。此二人对我说,我不可以再回头了,因为为了选举尽可能一致通过,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要不然的话上头就会任命一个差劲的‘纳粹老战士’来当这个校长。”

由此可见,在维护大学利益和反对阿吕接管大学一事上,海德格尔与沙德瓦尔特以及默伦多夫的立场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海德格尔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同一种类型的活动。这一点也反映在1966年的《明镜访谈》中:“默伦多夫在去职当天就来到我家,说道:‘海德格尔,现在您必须得接任校长了。’我推辞说我缺乏任何行政经验。然而绍尔也来逼我去竞选校长,其理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我若不去就会有一个干部被任命为校长。一些较年轻的同事——数年来我和他们畅谈过大学之塑造的问题——都来催促我去接任校长。”毫无疑问,沙德瓦尔特就属于所说的“较年轻的同事”。

海德格尔在1933年4月12日对密友布洛赫曼的私人表态也是一个关键证据,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大学之改革事关伟大精神传统的传承和帝国精神世界的重塑,不应犯下只让纳粹党员接手这种任务的错误。此外,海德格尔在就任校长后的奇特举动,对支持纳粹主义的沙德瓦尔特和反感纳粹主义的默伦多夫都同时委以重任,也可以佐证这种可能性,即他在整体上把他们的外在推动看作同一类活动。

另一种可能是,海德格尔不提沙德瓦尔特,或也有保护友人之意。

与海德格尔保持了终生友谊的沙德瓦尔特在1933年的表现(支持纳粹主义并且大力推动海德格尔当选校长),在其1934年离开弗莱堡后从未有人公开提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奥特通过《绍尔日记》才发现和公布了其早年支持纳粹的事迹。

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沙德瓦尔特之所以曾经深陷到纳粹主义中,极有可能是和海德格尔一样,是在古希腊理想的召唤中,就着纳粹主义做了不切实际的思想迷梦并把这种迷梦投射到政治现实中,也就是说,沙德瓦尔特并非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纳粹分子,而是与海德格尔一道在思想上错误地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意义,将其误判为一种伟大的历史事件,一种对民族命运的拯救,“一种针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对反运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一事情了:1934年春天,沙德瓦尔特在有轨电车上遇见刚刚辞职的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问道:“海德格尔先生,您现在从叙拉古(Syrakus)回来了吗?”将海德格尔的“校长任职”与柏拉图的“哲学王”努力相提并论,这绝非一个满脑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所能说的话。而这次相遇的背景是:海德格尔在1934年2月已经决意辞去校长职务,沙德瓦尔特则随之决定辞去院长职务转赴莱比锡执教,在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曾经的迷梦都已被政治现实所击破。

在离开弗莱堡之后直至七十年代在图宾根大学荣休,沙德瓦尔特的人生风平浪静,学术生涯亨通显赫,被公认为德国20世纪最杰出的古典语文学家。海德格尔在1945年没有必要、在1966年也同样没有必要将其牵扯进来。只是在1950年4月8日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海德格尔才私下指出他当时之所以接受校长职务,除了个人的政治迷梦之外,也外在地受到了来自“所有方面”的催促敦请,海德格尔在信里特意将“所有”(alle)二字予以着重标识,其意无外乎承认他也受到了支持纳粹主义的同事的推动。

这种私下的承认和公开的“不提及”,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为对友人的善意保护。一个可以参考的事情是,作为当事人之一,历史学家里特在1962年5月22日接受Helmut Heiber博士的“口述历史”性质的访谈时,指出沙德瓦尔特是推动海德格尔成为纳粹校长的决定性人物,但这份资料在里特生前从未发表,里特将其封存起来,在封面上注明“机密”二字,要求对它的使用必须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从无论何种可能性来看,海德格尔在自我辩护中不愿提及沙德瓦尔特,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视为恶意的、纯粹自我维护的说谎。最终,我们的考察工作可以明确为这样一个结论:在校长任职动机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自我辩护恰恰是可信的;而奥特的工作,虽然在材料发掘上居功甚伟,但其论证存在严重缺陷,恰恰扭曲了事实。

四、总结与任务

1960年,一个名叫韩佩尔(Hans-Peter Hempel)的学生写信给海德格尔,说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敬佩和叹服海德格尔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厌恶海德格尔纳粹时期的政治表现。海德格尔在回信中耐心地写道:

只要您,比方说在某一天的早上读《根据律》,在晚上看希特勒政权晚期的报道或纪录片,只要您仅仅从今天出发来回顾地评判纳粹主义,并且只是着眼于1934年以后才逐渐变得清晰的东西来评判纳粹主义,那么,这个冲突依然不可解。

三十年代初,我们民族中的阶级差别对于所有凭着社会责任感生活的德国人来说,都已经无法忍受了,同样还有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严苛的经济压制。1932年德国有700万失业人口,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看到的只是危难和贫困。这些状况所造成的混乱,是今天这代人再也无法想象的,它自然也蔓延到大学里了;对于当时大学的状态,我在1929年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导言中已作了描绘。

在上述形势下,1933年4月,我未能躲开同事们的不断催促,参加了合乎章程的校长选举;不过,我是以极大的抵触来做这事的,因为我在直到那时的学者生涯中从未做过大学内部的一官半职,也从未当过无论哪个党派的成员。催促最甚的同事,是我的邻居和朋友默伦多夫教授,身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他在此前之久被纳粹教育部免掉了校长之职。我被全体大会一致——有一票弃权——选为校长。我有所希冀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希望纳粹主义能承认所有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并且把它们吸收进去;但也带着一种意愿,想要阻止那直接面临的威胁,即由那纯粹是党员干部的人霸占大学的领导职位。

这里的讲法与他在其他处的自我辩护是高度一致的,对于这种一致性,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海德格尔在战后为求自保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说谎机制;其二,之所以始终一致,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事实。

从今天披露的更多资料来看,海德格尔在自我辩护中有时也的确没有把事实完整道出。比如他在辩护中从来不提及沙德瓦尔特;比如他1969年自辩说他从未谈论过《我的奋斗》(A),但却不提他曾在1931年12月把此书寄赠给弟弟弗里茨并在信中称赞希特勒:“在我们所有人都还头晕目眩的时候,此人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可靠的、政治上的直觉,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在未来还将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力量落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上面。事所攸关的不再是小小的党派政治,而是事关欧洲和西方文化的拯救或没落”(B);比如他声明“我在1933年至1934年2月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并非极坏的德国人一样,是拥护希特勒、支持纳粹主义的;我从未否认过这一政治错误;但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一些完全不实的断言”(C),但却不提他1931年12月给弟弟的信表明他已经成为希特勒的拥趸并让弟弟大吃一惊(D)。但这些细节上的表面冲突并不能在整体上构成对海德格尔辩护之真实性的否定,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各种措辞的具体语境:之所以有A,是因为有篇不实的报道称海德格尔曾在一次心理学大会上公开谈及《我的奋斗》,对此的否认与私人通信中的讨论(B)严格说来并不构成冲突。C的语境是,希特勒在1933年1月上台执政,海德格尔和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在拥护希特勒并支持纳粹主义的同时犯下了政治错误,对此的承认与他在1931年底就开始支持希特勒(D)并不构成对立关系。

海德格尔从未否认过他曾经与纳粹主义合流这一政治错误,而我们也应深思他在上述回信中作出的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结论去规定开端处的事件。对于纳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1931-1934年间的德国人,是无法达成一个确切结论的。考虑到当时德国的实际困境,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人也就更容易被纳粹主义关于民族拯救的那一套理论所打动。牢牢把控着可靠结论并以之衡量一切的今人往往无法想象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们的复杂处境,即便是雅斯贝尔斯这种由于妻子是犹太人而对纳粹之恶极其敏感的人,在当时读到海德格尔校长就职讲话后的反应,也是大声叫好而非严厉批判。

对于海德格尔自我辩护的高度一致性,以奥特为代表的批评者们宁愿相信第一种解释,并且也为此“整理”出了大量论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认真推敲奥特的论证过程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奥特有意或无意地失察的一个核心要点是:海德格尔曾是纳粹主义者并不等同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地执掌校长权位。反过来说,海德格尔的自我辩护(同事的反复催促是他接受校长职务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不等同于海德格尔否认他曾经对纳粹主义寄予厚望。倘若有谁要如此等同,他就必然是把所有论证都安置在一种前见即对海德格尔人格的预先判定上面了,而不是基于真正的论证根据。

当我们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聚讼纷纭、极其复杂的“海德格尔事件”中理清头绪。以这种清醒的目光,我们就能看出奥特研究(以及他所影响的那类研究)的一个严重的、逻辑论证上的错误。

从其对海德格尔人格的预先判定出发,奥特研究的逻辑路线是:从海德格尔是纳粹主义者必然可以推出他(以及他背后的纳粹势力)要抢夺大学领导权,因此,指明海德格尔在校长任职动机上的辩护是在撒谎,就可以证明,海德格尔在故意隐瞒他是纳粹分子的事实。最终,对这种谎言的揭穿就可以使海德格尔的人格破产,同时使其思想变得可疑,而后人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工作(证明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同构性),则是要进一步地使其思想破产。

这一思路在逻辑论证上的错误因而就在于,它所要论证的,早已被它预设为前提了。奥特自己承认,他之所以对“海德格尔事件”产生研究兴趣,是因为他对海德格尔的“心性”(Mentalität)产生了怀疑,而之所以产生怀疑,是因为他发现海德格尔任校长期间曾向上级告发大学同事、著名化学家斯陶定厄(Hermann Staudinger)有叛国行径。但若把整个研究的开端根据都放置在对哲学家心性的怀疑上,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种严谨的、遵照哲学特性的研究,而且还应看到:见证人之一马克斯·穆勒也指出斯陶定厄事件不能完全归责于海德格尔,当时的问题本身就很复杂;并且海德格尔自己后来也曾向友人忏悔:他那时也未能免俗,也迷醉于权力,沉陷于党派纷争,做了许多蠢事。

从其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和脆弱的开端根据来看,奥特研究的巨大弊端就不能再被掩饰了,但问题在于,数十年来,为何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沉陷在这种论证逻辑中?此间之缘由与论战一再爆发的原因应该存有莫大关联。如此,我们就回到了本文开篇处的那一问题。

关于中伤以及论战一再爆发的“更深的动机”,海德格尔在战后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件草稿中写道:“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你惊异于,对我的‘去纳粹化’始终还没有结束。这很容易解释。对我的清除在根本上与纳粹主义毫无关系。人们在我的思想中觉察到某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甚或是阴森的东西,他们想要清除掉的东西;而人们同时又对这种东西感兴趣,这一事实只不过是为他们的清除工作提供了证据。”

通过这种解释,海德格尔把上述“动机”推进到相当深远的地方:海德格尔的错误只是一个诱因,其复杂晦涩的思想才是论战激发之源,换言之,海德格尔思想与西方思想传统表面上的不相容性和其对日常思维的批判性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争辩永不消停的深层根源。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阴森”,海德格尔的长期同事,多年来一直参加海德格尔学生答辩工作的历史学家里特,曾经如此抱怨道:“世界历史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先驱、预兆、预备阶段甚或见证者:他们所有人都仿佛先行预告了即将到来的大师;但若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是错认了他们本己的历史任务。这是历史还是幻想?”

里特所抱怨的东西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关乎海德格尔思想的本质因素,这种“阴森”标识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日常知性的巨大差异。但若我们考虑到,这种意义上的“阴森”事实上也以某种形式为黑格尔、谢林乃至亚里士多德所具有,则对“海德格尔事件”的根本解释,就还需要对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及其与思想传统之内在关联的深入理解和不懈追问,这将是我们考察工作接下来的任务。

但无论如何,经由本文的考察工作,我们至少已经获得了一个基础,进而可以由此解释那不可理喻的古怪现象:或是由于思想的理解之不能,或是由于对这种“阴森”东西的不满以及为了自利而刻意迎合这种不满,海德格尔的部分批评者才会往往不顾及其论证逻辑的明显漏洞而强行立论,比如奥特的上述研究,比如费耶的奇特结论(鉴于其纳粹行径,海德格尔应被视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配被称作哲学家”),又比如特拉夫尼的不可思议的立论——Silvio Vietta主张我们必须把海德格尔的反犹表述与种族主义的反犹思想区分开来,前者应被更确切地理解为一种针对“计算性思维”的犹太文化批判,特拉夫尼指责Vietta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反犹主义。

海德格尔的错误当然需要批判,但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符合学术精神、基于思想之理解的批判。而把“纳粹主义”之标签和“反犹主义”之定性作为一种武器来任意使用,却不正视其论证中的漏洞与缺陷,并且把反驳意见一概草率地定性为“海德格尔主义者”的无谓反抗,这本身只能说明武器操持者之理性原则和精神能力的缺乏。在这一点上,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的下述看法是值得深思的:“对海德格尔的争论乃是一种范例,它揭示了政治兴趣和精神能力的不相容性。但是人们必须想到,大象是少有的,象虱却有很多。这些象虱在它们赖以存活的那个庞然大物上急切而贪婪地奔跑着,但找到的仅仅是适合于它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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