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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熊|中国现象学研究四十年

时间:2019-07-22 21:38:14 点击: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现象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对现象学进行初步介绍和对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作述评的阶段;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

二、翻译现象学的经典著作,编译现象学家的选集,对现象学进行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后期的情况。

三、翻译出版现象学家的文集乃至全集,深入地展开对现象学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把现象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比较,并寻求在此基础上建立融入中国学者自己原创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本文不是对近四十年来中国现象学的研究做总结,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回顾,以便增添视角,在抽象的理论上添加一些感性色彩。

我从事现象学的研究缘于1980年夏季在保定河北大学参加的一期“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班”。该研究班的主办方是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华北西北分会,负责人是中央党校教授葛力。生源来自于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教师则是从各大院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来的专家,如:杜任之、熊伟、江天骥、徐崇温、贾泽林、罗克汀与葛力等。“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班”属于短期培训班,初衷是挽救由10年文革所造成的现代外国哲学的断代。

说上断代,意味在文革之前有过一些研究。确实,有关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已经有过一些译著和专著。拿存在主义来说,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主要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在文革之前就有过节译出版。我在保定听熊伟讲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他结合中国的“庖丁解牛”的典故讲“手头现存物”和“应手性”,讲得深入浅出,得心应手,感慨他深谙海德格尔,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

但是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情况就不同了。正如耿宁(Iso Kern)和倪梁康在“现象学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当时是否有人在德国本土研究过并在汉语领域译介过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开创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与现象学运动在汉语领域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关注。” [2]我们是通过存在主义才知道现象学的,通过海德格尔知道他的老师是胡塞尔,但是对于胡塞尔的原著,在那段时间没有见到过任何中译本。[3]文革结束之后,第一篇在期刊公开出版的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当数罗克汀的“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

他在这篇文章中论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表面上顺应自然科学发展的潮流,打着依据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旗号,标榜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所谓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结论。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运动。

另一种是把哲学与自然科学从根本上对立起来,宣布哲学高于自然科学,哲学是一种没有任何错误的绝对知识,而经验自然科学则只是一种含有错误的相对知识。以胡塞尔为代表人物的现象学运动,正是用这一种形式来对抗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是对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罗克汀在保定的研究班上讲现象学主要是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展开的。罗克汀很有激情,批评力度很大。研究班上的一位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张伟学员站起来,请罗克汀讲得慢一些,先让我们听明白什么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然后再讲为什么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这多少反映了当时很多学员的感受和愿望。

保定研究班结束之时,决定编写《现代外国哲学》,葛力任主编。有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正如葛力在编后记中指出:“结业时,部分同志通过讨论和组织,愿意将心得体会、研究成果,分章写出,评述现代外国哲学各主要流派的思想内容,构成一本纲要。这个纲要就是现在公布于世的《现代外国哲学》。”[4] 编委会上落到我身上的任务是写现象学。现代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是一则是当时没有其他人愿意承担,二则当时我手头有一些英译的胡塞尔的著作和论文集,以及一些二手的现象学研究著作,我在研究班学习期间在练习本上翻译过其中部分章节,跟一些学员讨论过其中的一些观点。于是几经推诿,勉为其难了。就这样,我从此与现象学接上了不解之缘。

当时,从事现象学研究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范明生,另一个是李幼蒸。范明生为刘放桐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写了“现象学”一章,为涂纪亮主编的《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写了“美国现象学运动和马文法伯的自然主义现象学”一章,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有关现象学的文章和译文。后来,他专注于古希腊哲学研究,就不把心思放在现象学方面了。李幼蒸当数1978年以来第一个从德文原著出发研究胡塞尔现象学并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的学者。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发表于1980年2月,其中有李幼蒸写的一篇述评胡塞尔的文章。李幼蒸自己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研处曾在各地哲学系、所对该书各篇文章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结果科研处宣布调查结果《胡塞尔》一文被评为首选。李幼蒸于2011年11月1日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讲演中还特意对我当年对他这篇论文的充分肯定表示感谢。事情已经过去近四十年,我难以回忆当时的细节。可能是由于我当时应邀为《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续集)》写述评英国牛津学派哲学家斯特劳逊的文章,需要熟悉一下前一集中的文章和写作方式,再加上我当时正酝酿为葛力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写“现象学”一文,就特别认真地阅读过李幼蒸的那篇有关胡塞尔的文章。我感到那时对胡塞尔几乎没有先行研究可参考,而李幼蒸的那篇文章从胡塞尔的德文原著入手,讲明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要义,资料详实,具有开创意义,所以特别赞赏。

1982年我通过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学习了一年德语,1983年10月赴瑞士留学。临行前我在北京拜访王玖兴(1916一2003)先生。王玖兴先生以研究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著称于中国学界。他翻译了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与贺麟先生合作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说,王玖兴先生是中国学界研究广义上的“现象学”的最早的开创者之一。王玖兴1948年春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后赴瑞士弗里堡大学留学,进修哲学和心理学,1955年夏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57年6月回国。王玖兴教授在他家的客厅里接待我。我印象中客厅很小,除了放一张四方的餐桌和几把椅子外,房间里叠放了许多书,几乎就没有什么余地了。他对我很热情,为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教的他当年的中国学友的(可惜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另一封是给庞景仁的女儿杨女士的(她丈夫是台湾人,姓杨,按西方的习惯都称她为杨女士)。王玖兴还跟我提到鲍亨斯基(M. Bochenski, 1902-1995)。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和新托马斯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曾任瑞士弗里堡大学的校长。他说,如有困难,可找他们设法帮助。

我到达苏黎世后不久,就去见了王玖兴的那位学友。他是苏黎世大学动物系终身教授,时任系主任,住在豪华的别墅里,是受人肃然起敬的成功人士。我夸他为华人的骄傲,他谦称不敢当,说真正值得赞扬的应是王玖兴。他谈起与王玖兴的友情,说对他怀有一份歉意,因为1957年初在瑞士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想回国,但有些不放心,委托王玖兴先回去看看,而他回国不久就赶上反右运动,从返回的信息看觉得情况不妙,就留在瑞士,结果有了他与王玖兴现在的这些差别。好在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国人不笨,一定会赶上来。

我于1983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系进修。我找了吕勃(Hermann Lübbe)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吕勃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对现象学也有涉及。我第一次与吕勃见面,他就送给我5本他的著作。其中一本有关现象学,名为《历史中的意识》。我那时翻译了该书中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塞尔和欧洲的危机”,另一篇名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 [5]。我那时可能受他的影响,对海德格尔和存在主义持负面看法,而对胡塞尔则持一定程度上正面的看法。主要论点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简称《危机》)中没有直接提到存在主义这个名称,但包含对存在主义的间接批判。胡塞尔以“反理性主义”、“怀疑论”、“经验人类学”这些词眼间接批判存在主义。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由于漠不关心人生意义问题而导致欧洲科学的危机,而存在主义由于背弃理性主义而加深了这种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探讨人的恐惧、忧虑、死亡等非理性的问题,企图以此开辟一条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道路。胡塞尔认为这偏离了欧洲自从古希腊以来就持有的哲学理念,即理性地研究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立足于个体此在状况和个体情感的存在主义是用经验人类学来取代追求普遍真理的哲学,否定了普遍真理和理念目标,这将导致认知的相对主义和价值的虚无主义,导致失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识准则和伦理规范,抹杀科学知识和意见之间的差别,使人无所适从,重蹈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覆辙。纵然,包括科学和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都起源于生活世界,应用于生活世界和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发展,但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追求普遍真理的理念不能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通向理想目标。

我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期间为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写“胡塞尔”一章,曾把我上述想法写进这一章有关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最有一节的草稿中去。但感到自己对存在主义研究不多,担心以上观点有偏颇,就寄给俞宣孟修改。俞宣孟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是有关海德格尔的,造诣很深。我热心与他讨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类哲学问题。果然,他觉得我的说法不妥。他认为,应肯定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哲学相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积极意义。他强调,海德格尔把此在的在世结构放在优先于意识的意向结构的位置上,以立基于此在的存在哲学取代胡塞尔的立基于先验自我的意识哲学,论证理论知识是为人的生存和实践服务的,论证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生存问题,论证为揭示真理和价值需要此在面向存在本身的“悟道”和“解蔽”,以及需要以生存论的解释学补充意向分析的现象学,这些都值得肯定。我觉得俞宣孟的这些说法没有错,我也认识到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现象学所面临的困境。但我依然有所纠结,我感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本身也有问题。这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理论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事实与规范的关系等等。后来,哈贝马斯等新一代德国哲学家大都排斥海德格尔,而肯定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积极意义,如哈贝马斯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学说吸纳到他的交往行为理性的学说中去。有鉴于此,我在为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写的“现象学”一章的第六节“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中又加进了上述胡塞尔在《危机》批评海德格尔的那些观点。[6]

我是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系认识耿宁先生的。当时他应邀为该系讲授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一位中文专业的瑞士学生告诉我:耿宁先生是《胡塞尔全集》第13、14、15卷“论主体际性的现象学”的编辑,《胡塞尔与康德》的作者,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献馆工作,是著名的现象学专家;他听说我在中国写过有关现象学的文章,对现象学感兴趣,可以见见我。于是我就去了他讲课的教室找他。记得他当时在讲《大乘起信论》,依据中文文本逐字逐句解释,我大为惊讶。我没想到他的中文这样好,对佛学钻研得如此深。我第一次感到现象学对于理解“一心二门”等佛学义理有很大帮助。

1985年10月我转到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系留学。我转学那里,一则因为王玖兴的影响,二则因为孔恩(Guido Küng)教授为我申请到了在那里读学位的奖学金。孔恩在美国圣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有关分析哲学对共相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后去波兰跟随茵加尔顿( Roman Ingarden)研究现象学,是《茵加尔顿全集》的主编,是一位兼通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学者。孔恩热心世界各国哲学交流的工作,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属下世界哲学会议的司库。今年4月世界哲学会议的现任主席莫兰(Dermot Moran) 访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以“意向性”和“人格性”为专题举行有关现象学的报告会。席间他还与我谈起孔恩,说他现在眼睛视力已经很不好,但仍然关心明年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事情。有趣的是,孔恩(G. Küng)是孔汉思(Hans Küng)的堂兄弟。我是在孔恩办公室里最初看到孔汉思有关神学和宗教对话等著作的,但当时并不关心这类话题。后来,孔汉思到中国来推动全球伦理宣言的工作,我参加过相关的讨论会,并翻译了他的著作《世界伦理新探 ——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

我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期间,经常求助于庞景仁教授的女儿杨女士,因为她负责弗里堡大学留学生(留办)的工作。起初,令我奇怪,杨女士说流利的法语、德语和英语,却从来不说中文,而她丈夫和子女却会跟我们说中文。后来了解到,庞景仁先生194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马勒布朗士的神和朱熹的理》(法文),毕业后在瑞士弗里堡寻找工作,曾任瑞士伯利恒学院、弗里堡大学讲师,1946年回国时把女儿留在瑞士,弗里堡教区的主教收养了她。后来庞景仁在国内遇到种种不幸,曾被关进监狱,父女分别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曾想接庞景仁来瑞士度晚年,但因他在人民大学被评为第一批博导,需要带博士生,故没有成行,想不到1985年就逝世了。我是在1985年10月后与杨女士第一次见面的,可见她那时心情之难过。我于1985年10月至1988年7月住在名为圣贾斯汀院(Foyer of St. Justin)的学生宿舍里。1985年底我回上海过春节,因要腾出房间给其他学生,就把自己的书和其他一些用品装在箱子里放到宿舍阁楼上去寄放。我发现那里存放两箱年代已久的中文书,令我好奇的是其中有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文出版物。这些书籍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回中国后,我与一些哲学界的老教师谈起庞景仁的事。他们告诉我庞先生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参加过共产主义读书小组。联想到庞先生曾任瑞士伯利恒学院、弗里堡大学讲师,而圣贾斯汀院学生宿舍就是由伯利恒修院创办的,我猜想这两箱书可能是庞景仁留下的。可惜,我回瑞士后,就再也没有发现这两箱书。据问,宿舍阁楼老旧装修,扔掉了长期没人领回的东西。

我在弗里堡大学要先补一个从本科到硕士的学位(Licentiatus)后才能读博士学位,这给我增加许多压力,因要修许多课程,参加一门门考试。于是,我不得不放下正在翻译《危机》的工作,把已经翻译好的前两部分(胡塞尔在世时已经发表的部分)寄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收录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88)。我在孔恩教授指导下完成有关胡塞尔的硕士论文“论胡塞尔的本质还原、先验还原与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的关系”。帮助我论文德文文字修改和提出论证具体建议的是孔恩教授的助教黑夫利格(G. Häfliger)。现在回想起来,在背后策划我如何学习现象学的人还是耿宁先生,因为他提供我六本书,规划了我学习胡塞尔现象学的先后秩序:先读胡塞尔的《小观念》(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再读《逻辑和认识论导论》(Einleitung in die 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然后读《大观念》(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为什么要安排这一秩序呢?因为《小观念》最简明,是胡塞尔在1907年给学生介绍他的现象学的基本思想的5篇讲座稿。《逻辑和认识论导论》是1906/7的讲课稿,相对专门一些,但比《逻辑研究》容易读懂多了,是帮助理解《逻辑研究》的入门读物。《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是胡塞尔在1910/11年的讲课稿,篇幅比较小,但其中讨论了有关自然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的关系、身心关系、内在与超越的关系等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这对于理解《大观念》和《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非常重要。《危机》则是有关胡塞尔晚期思想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中有关生活世界的学说。记得我在1986年给《复旦学报》的一篇文章“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基本思想的问答”中谈了在弗里堡大学精读《小观念》的情况。[7]

我的博士论文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也是受到耿宁的影响。我在瑞士听耿宁的课,几乎全是有关佛学的;令我影响最深的是关于唯识论和禅宗(临济宗)的。当然,耿宁讲佛学经常结合现象学。我在耿宁家里找了很多中国哲学的书阅读,经反复比较,觉得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切近胡塞尔的现象学,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

我在瑞士认识杜小真,可能是在1989至1990年间。那时她应邀来弗里堡大学访问讲学,做了有关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的学术报告,她还去听过勒维纳斯(Emannuel Levinas)的课。勒维纳斯是犹太人,那时有个开大型超市的犹太富商提供经费邀请勒维纳斯从法国到瑞士弗里堡大学讲课。我记得杜小真非常勤奋,很晚了还在她住所附近的咖啡馆看书写文章。我说她有萨特的风度和习惯,她回答因为住处隔壁的孩子吵,咖啡馆反而安静些。此外,李幼蒸也应邀来过弗里堡大学做学术报告,具体的年份和报告题目记不清了。1989年,孔恩教授推荐我与刘小枫取得联系。他给我看了刘小枫的简历,上面有很多他已经发表过的著作的目录。刘小枫于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1993年毕业,博士论文有关舍勒的现象学和现代性批判,后来他主编《舍勒选集》(1995)、《舍勒作品系列(七卷本)》(2014)。光从这一点看,他也堪称现象学家。当然,他的兴趣相当广泛。我在瑞士与刘小枫只通过一次电话,后来回国后取得联系,合作较多。他推动基督教和全球伦理的研究,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张宪1991-1999年在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和神学系学习。他是罗克汀的1978届硕士研究生,以现象学为专业方向,早在80年代就开始发表有关现象学的文章,如在《现代外国哲学》(第7辑)上发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初探——兼《存在与时间》一书述评”。我在1983年出国前就认识张宪。我与张宪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张宪也是经由孔恩介绍并挂在孔恩名下在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现象学的,也曾在耿宁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并对基督教神学有兴趣。不幸,张宪患了脑瘤,于2011年过世,年仅57岁,甚为可惜。

我认识倪梁康是在耿宁先生瑞士伯尔尼的家里。耿宁为研究中国佛学曾在南京大学访学,南京曾是支那内学院的所在地,欧阳竟无、熊十力等中国近代研究法相唯识宗的大师都出自那里。倪梁康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经耿宁推荐到德国弗赖堡大学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耿宁与倪梁康的关系我觉得用伯乐发现千里马再适合不过。在推动中国现象学发展方面倪梁康居功甚伟,除了他有关现象学方面的大量的论著和译著外,他于1994年10月在南京发起召开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研讨会,至今这样的现象学年会已经召开了二十余次,而且许多大学都争着要承办。在1994年的那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并策划出版了一份集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至今已经出版到第19辑。在这些现象学的会议上,全国众多高校研究现象学的学者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在这些会议上认识赵敦华、靳希平、杜小真、张祥龙、陈嘉映、孙周兴、洪汉鼎、邓晓芒、陈小文等学者,并从他们那里经常了解到现象学研究的新进展和获得灵感。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联络香港与台湾的现象学学者,曾轮流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召开现象学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与港台学者关子尹、张灿辉、刘国英、王庆节、汪文圣等人进行学术交流,收获颇丰。在此我还想提到吴汝钧,他是香港人,我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认识他,他是那里的特聘教授。他早年留学日本,在秉承京都学派研究佛学和现象学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建立“纯粹力动现象学”。他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所以很少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我发现在有关佛学的量论与现象学关系方面的许多论题他都已经探讨过,出版了很多相关的著作,他在这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值得我们重视。

近四十年来中国现象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对现象学进行初步介绍和对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作述评的阶段。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我以上提到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中有关述评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文章和《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有关介绍现象学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只是非常初步的研究成果,只是初出茅庐的尝试。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往事,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思想很活跃,改革开放前后对照强烈,涉及一些老前辈的人生故事,一些同事建议我把它们写下来,说是值得回味。

二、翻译现象学的经典著作,编译现象学家的选集,对现象学进行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后期的情况。在这一阶段,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出版了陈嘉映和王庆节合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出版了倪梁康译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等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孙周兴主编的《海德格尔选集》(二卷本)等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译的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等著作。在研究现象学的专著方面,举例来说,倪梁康出版了《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 1996年),靳希平出版了《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孙周兴出版了《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张祥龙出版了《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在这一时期,还对现象学进行比较研究,举例来说,张祥龙发表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张庆熊发表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倪梁康发表了很多有关现象学与佛教唯识论的论文。

三、翻译出版现象学家的文集乃至全集,深入地展开对现象学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把现象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比较,并寻求在此基础上建立融入中国学者自己原创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在2012年有两个涉及现象学翻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1、孙周兴主持编译的《海德格尔著作集》(30卷),2、倪梁康主持编译《胡塞尔文集》(31卷)。倪梁康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及现象学研究所,不仅组织力量对西学影响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对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各种最主要的意识哲学(包括心智哲学、心学、唯识学、心理哲学、心性论等)展开比较研究,以便推动新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成立了诠释学与比较哲学研究所,洪汉鼎、张祥龙、傅永军等学者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并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诠释它们各自的特色和意义所在,通过取长补短推动中国儒学的复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其中包括对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张庆熊编写了论著《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和主编了译文集《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有关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情况,倪梁康和方向红在“现象学在中国与中国现象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年04期)中已有相当全面的阐述,我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说明其发展态势。有关包括存在主义和诠释学在内的广义现象学传入中国的历史、途径、成就和相关争论等问题在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的专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已有很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如果说有什么补充的话,我只想谈谈有关现象学何以能够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一点看法。

从学理上看,狭义上的现象学是一种非常专门的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说,即便在德国这样的现象学发源地国家,现象学也只是在大学学术圈里少数专家组成的学派。问及德国哲学系的大学生,他们通常也会感到现象学非常深奥难懂。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很专门的学问能在中国传播开来呢?我觉得与中国近代人的思想处境有关。中国近代学人感到,中国哲学缺乏像康德那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于是他们寻找与之类似的东西,其中在佛学那里找到唯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企图弥补中国哲学之“短板”的一种尝试。后来,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企图直接把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儒学传统与康德哲学嫁接起来。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来发展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凡研究过康德和胡塞尔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两者思想上的关联之处。胡塞尔的现象学是通过对意识的意向活动进行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和动态的发生学描述研究康德所说的认知范畴的建构过程。这使得一些中国学者想到,可以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研究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量论”(认识论)和“因明”(逻辑学)。它们虽然不如近代西方的认识论和逻辑学那样完备,但是有一套自己的路子和包含许多闪光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可以建构具有中国(东方)特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果说狭义现象学吸引中国学者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补短板的话,那么广义现象学吸引中国学者的原因则与探求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有关。探求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强项。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良知”,“良知”是“知善知恶”之知,是“是非之心”。“自知”是“是非判断”的基础。没有自知无以判断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没有自知和自由的判断,无以确立道德的责任心。因此,在康德那里,道德形而上学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而“自由意志”又要以“自我意识”(“自知”)为前提。这样看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学说虽然一再受到诟病,但它对于确立道德的主体,对于确立道德责任心,依然十分重要。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就是王阳明要把良知确立为本体的原因。另一方面,人要明辨人生意义,就要“悟道”;而悟道要上观天象下察地理,纵观人类历史和反省自身。这不是仅仅停留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层次上,而是要从中体悟对人生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之所在。从此在到本真的存在,从每个人的良知的本心到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天地之心,在广义现象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可以沟通之处。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现象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问题。

展望将来,我想说,现在德国人很羡慕中国现象学的发展,他们说“德国哲学在中国”,“现象学在中国”。我不敢说中国现象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德国,但是中国现在对现象学感兴趣的人数肯定超过德国。在中国已经聚集起很强的研究现象学的专业队伍,如在广州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聚集了倪梁康、方向红、朱刚、张伟(任之)等老中青三代研究现象学的中坚力量。像中山大学那样的现象学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的大学中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院校正在筹建,并争着要承办全国性的现象学会议,[8]可见中国的现象学依然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脚注

[1] 刘放桐老师受《天津社会科学》委托,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写一组有关回顾近四十年来中国对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文章。为此,刘老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商讨议题、分工和写作方式。我分配到的任务是写中国现象学研究四十年回顾。讨论时,我表示有为难之处,坦言自己不是写这方面文章的适合人选,做的工作不多,了解情况不全,错漏难免。况且,有关这方面历史回顾的文章已经不少了,如倪梁康写过,他确实是最有资格写这方面文章的人选。其他的一些写其他方面回顾文章的同事也有与我相类似的顾虑。后来商议决定,可以从个人视角出发做回顾,而不是做总结,以便汇聚众多参与者的视角,增添看问题的方式。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所谈的只是个人的经历和体会。

[2] Iso Kern,倪梁康:“现象学在中国”,《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第72页。

[3] 对于现象学可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从广义上说,布伦塔诺、胡塞尔、海德格尔、舎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勒维纳斯等都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正如施皮格尔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所述评的。这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现象学涵盖了存在主义和解释学。但从这些人物的哲学思想看,他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存在主义哲学家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而解释学与现象学存在某些交汇之处。因此,从狭义上说,只有当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哲学思想作为重点加以研究并联系到现象学方法的思想渊源、运用和影响后,才谈得上对现象学和现象学运动本身的关注。

[4] 葛力:《现代外国哲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8页。

[5] H.吕勃:“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张庆熊译,《世界哲学》,  1996 年,第3期  。

[6] 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331页。

[7] 张庆熊:“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基本思想的问答”,《复旦学报》1986年,第6期,第11页。

[8] 举例来说,西南政法大学最近成立了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该中心成员卓立副教授、肖朗博士、董卫国博士、徐冰博士出席了由山东大学哲学和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主题为“现象学与天道”的2016年中国现象学年会,他们积极争取第22届(2017年)中国现象学年会由西南政法大学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来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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