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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玥|20后半叶世纪至今的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运动

时间:2019-03-29 01:30:27 点击:

近年来,不惟在中国,甚至在德国本土,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德国古典哲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有人甚至说,在哈贝马斯之后,整个德国哲学就缺乏创造性,自主思维不够。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比如弗兰克(M. Frank)。在2015923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弗兰克曾以《黑格尔不再住在这里》为文章名尖锐地指出,德国观念论[1]已经不再以德国为家,而是飘荡到了其它国家,比如中国。(Frank, 2015, FAZ Feuilleton)。弗兰克的这一印象,和中国在地观察者的印象,不太贴合。刘哲就曾指出:“除了康德哲学,德国古典唯心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汉语学界早已被拉下了原先拥有的宝座。”(刘哲,200919)且这一趋势显然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由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轮番登场,德国古典唯心论研究或可说至今坠势不止。但暂不考虑中国目前的情况,事情真的如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德国古典哲学即使在德国也已经前途堪虑了吗?

事情有其另一面:为庆祝今年(2016年)5月于鲁尔波鸿大学举行的第31届国际黑格尔大会暨《黑格尔全集》结项,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Felix Meiner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S.-怀特霍夫(P. Stekeler-Weithofer)的文章:《让黑格尔再次安居于此》。从标题到内容一开头,这篇文章就立足于反对弗兰克一年前广为传播的那篇文章。(cf. Stekeler-Weithofer, 2016,13-26)。弗兰克认为,之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引号为作者自己所加)传统式微,主要是由于分析哲学对这一传统的蚕食。分析哲学传统本来有着德国根源,其重新被引进德国,赖于洛伦茨(G. Lorenzen,爱尔兰根学派领袖),图根德哈特(E. Tugendhat),阿佩尔(K.-O. Apel)以及亨利希(D. Henrich)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本意乃是为德国观念论寻求更清晰的阐明,但在今日德国,却令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沦为了一种新经院哲学。若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新性原动力,目前在芝加哥大学、佐治敦大学、圣母大学和悉尼大学,可能更容易找到。S.-怀特霍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假如看到黑格尔《逻辑学》历经150年才全本翻译为英语,并在2015年才出了修订版的事实,德国人未必需要如此自卑。即令是弗兰克提到的那些美国学派,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如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和布兰顿(R. B. Brandom),也或隐或现地将自己的研究只看做是黑格尔哲学导论。换言之,他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目前的黑格尔研究真的已登堂入室、执学界牛耳。事实上,S.-怀特霍夫认为,与其将弗兰克所说的这些新的研究群体的兴起,看成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的衰落,倒不如将之看成是黑格尔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全球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这种复兴运动甚至早在1975年就已经被观察记录到:当时,海姆若伊特(H. Heimoeth)在为刚刚才计划出版的《黑格尔全集》的前言中,就描述了对黑格尔哲学兴趣的全球化的事实(cf. Heimsoeth, 2016, 30-35)。这一事实虽然以黑格尔复兴运动为代表,但并仅仅孤立地在黑格尔研究领域有效,而是涉及到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领域。下文将大致呈现此事实的面目。

但弗兰克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现状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它紧密关联着下述事实:在二战时期,除了马克思哲学,几乎所有德国的哲学传统的许多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新人文主义者,神秘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费希特黑格尔哲学,尼采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人类学,乃至自由主义者等等),都曾参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或者或多或少的为之做出辩护。而二战之后,德国作为全球冷战交锋的核心地带之一,又经历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因此之故,从二战后到上世纪末,德国自身的哲学传统几乎陷入了“全面破产”的危险境地。可以说,德国知识界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主要任务,仍是全面反思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源和历史。在这样的处境下,通过振臂高呼大声喧哗的方式来重塑德国传统,显然并非真正妥当和良善的方式,因为重塑德国古典传统,在当下的时代,乃是重塑低调和理性的德国思想形象,而非简单地重塑伟大的德国人精神。由此一来,可以说,自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思想界中的很多重要人物,事实上都试图以一种暗中更新的方式,来重新深入传统,恢复德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这在表面上当然会造成一种印象,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波澜不兴。但其实,以此种暗自更新传统的方式,在重树德国哲学形象方面,德国人已经走出了一系列非常扎实的步伐,从德国古典的传统中,找出了诸多具有生命力的新话题,并进行了大量的与当代新思潮的对话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进行的。虽然这一对话的强势性的确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前几年柏林洪堡大学具有象征性地位的黑格尔讲席的候选人之争中,只有一位是按照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古典哲学方法训练出来的人士,其它候选人全部来自分析哲学传统,但是否这就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衰落,而非相反,的确仍是一争议性的话题。

根据以上对二战后至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界的一些点状勾画,可以得到以下提示:如果我们承认,无论德国古典哲学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如何,或对之持何种评判立场,德国古典哲学的确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看似平静但意味深长的自我更新运动,那么,就应对之加以适当的历史描述,以方便在新的语境下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具体说来,起码有以下五个要点可以先行举出,提请读者注意:1.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并不是一个内在封闭的传统。恰恰相反,在下文中可以具体看到,它是各种新的学术取向(如现象学、分析哲学、诸后现代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焦点之一,是一个具备充分开放性的传统。2. 虽然有波普尔那样的影响巨大、但学术价值并不高的对黑格尔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至今在国内学界、尤其在自由主义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他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与保守国家意识形态同气连枝,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并非必然是这种保守的国家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形态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并且在今日也应该得到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对此的反驳见下文详述,此处仅举一例,略加说明: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复兴运动,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较长时期内,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下进行的自身资源研究更新运动。在其中得到广泛重视的早期黑格尔耶拿哲学的意义,是第一次在非革命、但也并非保守的路线上得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才不难理解霍耐特为什么强调今日黑格尔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性质:既非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左派,也非黑格尔右派的黑格尔研究。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全新的,比如耶拿哲学中的“承认”问题等。这一问题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它和“极权”政治之类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老见解完全不相容。3.德国古典哲学,也不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或只关注抽象概念的“观念论”。事实上,德国古典哲学自身一直以现实化为关注焦点,有着非常强的反泛泛而论的“形而上学”取向。对之的很多研究,同样是非概念式的。这种研究方式,在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关系中可以明显看到,除此之外,此处也可先略举一例:二战后,从明斯特大学发端的里德学派,通过对黑格尔现象学和法哲学的再诠释,促使德国哲学产生了实践哲学转向,相比之下,在现象学时期,实践哲学曾一度非常衰弱。与同在北威州的波鸿大学一样,明斯特大学也一度成为黑格尔研究的中心。里德学派后来进入慕尼黑大学,与原先擅长费希特和谢林研究的慕尼黑学派相结合,至今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参见贺念,2011269期)。它所关注的问题,比如人的“尊严”问题,显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而已。4. 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自我更新的关键之一,在于扎实地重返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经典文本研究取代创新思想,虽然实际操作中,有些时候文本研究倾向的确表现得较为强势。二战后,德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著作重编活动,已经完成的比如《费希特全集》,已经结项但尚未完成的比如《黑格尔全集》,尚未完成的比如《谢林全集》。而学界当然清楚,每一次的重编全集活动,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旧的范式已不敷用,新的研究进路需要以最基础的返回文本的工作为其肇始。这直接印证了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工作进展之甚。5. 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自我更新的目标之一,在于通过参与诸当代讨论和解决诸当代问题,重塑德国古典的形象。虽然这一古典的意义,必须在“现代性”上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新理解,涉及到对整个现代性奠基计划的重新理解。

以上五点意义,并不足以完备地说明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运动丰富的含义,但是对于当代国内研究者来说,或许是十分重要的五点,因为按照本文开篇所引在地观察者的看法,目前国内研究的状况,多少可算文本不足,范式陈旧,观念落伍,又盲目追求新异思潮。以上五点意义,也并非一一独立地出现在不同的工作之中。在下文将要谈到的大部分工作中,都具备了这五点意义中的全部,或其中之一。为了更方便的叙述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更新运动,下文拟将之与当代最主要的思潮相联系,加以阐明。借助哈贝马斯的说法,后形而上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种潮流中: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我们将之替换为诸后现代主义哲学)(哈贝马斯,20014)。下文也将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在现象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结合方面,首先可以提到的重要人物是伽达默尔。其后期研究的重点,即是黑格尔。伽达默尔在海德堡时期,组织成立了“国际黑格尔协会”,并任第一任会长,负责全球性的斯图加特黑格尔大会。伽达默尔本人对黑格尔思想研究的贡献,虽然今天已经不再受到很特别的重视,但就效果历史而言,通过对黑格尔的“颠倒的世界”的再研究,他的确将海德格尔和现象学中的黑格尔因素,推高到了十分显赫的位置——虽然对于海德格尔本人来说,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谢林因素可能更加重要。在伽达默尔在世时期,海德堡可以算作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按照倪梁康的说法,当时的海德堡大学居于整个德国哲学的中心位置(虽然如今早已未必如此)。在那里,诞生了著名的“海德堡学派”[2],其领军人物之一就是亨利希。他师从伽达默尔,但却消融和更改了其现象学的方向,将之与德国古典哲学和分析哲学连在一起。

自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以来,亨利希在全球范围内享有越来越高的荣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生、门人把持了德国哲学界的大量关键教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所谓反形而上学思潮的退去,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兴趣重新兴起。加上他自己在美国的一些重要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歇根)的经历,使他也成为分析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真正交流的第一代人中的代表人物。这种交流的事务性结果,则体现在比如其徒孙赫斯费尔德(T. Rosefeldt)身上。此人以其分析哲学化的康德背景,在重重竞争中突围,获得了极具象征性的洪堡大学的黑格尔教席。亨利希本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巨擘,在其一生中,与哈贝马斯、图根德哈特不断争论,并在此一过程中,重树了一种与现象学不同的德国古典传统。这些工作可以做如下勾勒:就其前期工作来说,亨利希非常不满于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思想的现象学化和希腊化阐释。通过将荷尔德林研究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及同时代人研究相结合,亨利希使荷尔德林形象第一次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整体背景下,尤其是在对自我意识的追寻的传统上得以重建。其结果是,目前德国学界对于荷尔德林的研究,基本很少以海德格尔研究为信凭,相反,亨利希的研究,则被本领域学者引为圭臬。在发掘自我意识问题之多重维度上,亨利希也使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演绎,以及费希特的独特贡献重新得到关注。通过阐明对自我意识的“反思循环”问题的费希特式解决,以及其后谢林黑格尔等人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亨利希论证了自我意识问题的不可消除性,并反对后现代思潮对之提出的质疑。从自我意识的根源的不可消除性出发,亨利希一方面批判图根德哈特式的做法,这种做法认为对自我意识问题的解决,在于对自我做非第一人称式的、描述式分析;另一方面,亨利希也批判哈贝马斯将自我意识问题理解为单纯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引入主体间性维度来对之加以消解的做法。后期亨利希则从自我意识的不可消除维度,走向了对如何找到摆脱现代性控制出路的讨论,也走向了对宗教哲学的探讨。后一种探讨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显得日益重要,因为在经历了海德格尔、阿多诺和福柯之后,现代性控制的不可回避性几乎成为所谓大陆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而亨利希试图重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性规范建立与对现代控制的合理批判,来解决诸现代性问题的道路,并寻求到一条并非返回古代、或者求助于艺术、或述诸非理性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是否存在着一种与规范性并不冲突,相反内部支撑着它的宗教,成为新世纪宗教理解的核心问题之一。事实上,哈贝马斯后期对宗教问题的关注,有与亨利希同样的动机。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亨利希试图通过对不可消除、但也不可完全被还原的自我意识维度的澄清,来为宗教和从现代性控制中逃遁出来的可能路线保留余地,而哈贝马斯显然并不信任这种被他称为形而上学的残余的做法。

在海德堡期间,亨利希与克拉默(W. Cramer)[3]共同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后来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更新运动而言十分重要的学生,比如哥廷根学派的K.克拉默(K. Cramer),以及接替亨利希成为国际黑格尔学会会长的富尔达(H. F. Fulda),维尔(R. Wiehl——他与富尔达皆是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命从学于克拉默。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尚未成型,而因为霍克海默赏识克拉默的能力,所以荐学。后来维尔接了图根德哈特的教席。又比如布博纳——他在32岁时就承接了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的教席,以及刚刚退休哈勒大学的施多茨伯格(J. Stolzenberg)——他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研究方面,贡献卓著。这些人物中,有一些,如哥廷根学派的K.克拉默,深化了亨利希对自身意识的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成为各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纬度推动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误解的消除工作,促成了20世纪后半叶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大范围科学研究、文本研究和问题研究,其中,布博纳推动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正义问题的关系研究,为在二战后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正名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利的回击了之前一些人,如波普尔或洛维特,将德国古典哲学与纳粹思潮和极权主义绑在一起谈论的做法。

大致可以算入伽达默尔一系的重要人物(虽然不是其直接学生),还有玻格勒(O. Pöggeler)。他与伽达默尔关系甚深,甚至与海德格尔有过直接交道,并以德国现象学会会长的身份,做过重要的海德格尔研究,其工作已为国人熟知。但他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正宗之一这点,却鲜为人知。玻格勒本人属于从拉松(G. Lasson)[4]到霍夫迈斯特(J. Hoffmeister)这一传统黑格尔编纂者系统。德国战后成立的黑格尔档案馆,在他的领导下,对之前的黑格尔编纂和研究工作进行了清算,并开始了全新的黑格尔研究时期。[5]玻格勒本人的贡献,除了在海德格尔思想及其与纳粹关系的研究方面外,还在于他(及其学生耶什克)对重编《黑格尔全集》的贡献,以及他所参与的新范式的浪漫主义研究。在黑格尔研究方面,玻格勒领导的黑格尔档案馆彻底改变了之前黑格尔全集版本时间错落、来源优劣不齐的状况(海德格尔本人就因此受到过误导),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玻格勒等人重新编订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批判著作和体系规划著作,并出版《黑格尔研究》,对新编订和新发现的材料加以深入研究,同时对过去所有黑格尔研究进行批判性清理,由此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对黑格尔哲学的广泛讨论。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自海德格尔时代就备受关注。这些著作出版后,其所展示的与成熟期黑格尔十分不同的思想,激起了大量讨论。老一辈名哲如德里达、利科、哈贝马斯等哲学家,都为之撰写过专著和论文,从各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内容,包括黑格尔早期的承认理论(将在下文反复提到),其辩证法的诞生,世界历史思想的诞生,以及其主体间性理论、家庭和社会理论等。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改变了黑格尔的形象,具体来说,就是让黑格尔老迈封闭的形而上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形象,变为关心实际且对实践、审美和宗教问题、对主体间问题有着极大热情的青年哲学家形象。可以说,没有耶拿哲学(包括玻格勒用力极深的《精神现象学》)和对其的发生学研究,黑格尔的这一当代哲学形象就是不可设想的。而玻格勒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工作,则和弗兰克、安特等人的工作一起,改变之前言浪漫主义必言浪漫主义政治批判的状况,将浪漫主义真正置于历史和哲学、发生学与系统学的双重视野中,进行了哲学考察而非政治考察意义上的重建。

玻格勒在波鸿黑格尔档案馆工作多年,培养出的重要学生如赫斯费尔德的老师霍斯特曼(R. P. Horstmann),他是玻格勒与亨利希共同的学生,在洪堡期间,保住了柏林和北德的德国古典哲学学脉;又如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馆长杜辛,他出身于黑格尔档案馆,目前已是西德学术监护人级别人物,作为黑格尔专家,他发表过大量关于之的重量级研究;再如西普(L. Siep),从他开始进行的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的热点之一,这一理论与如今所谓分析哲学界的心灵哲学转向、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哲学转向、社群主义和法拉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商谈理论的深化,都发生了重要的关系。“承认理论”目前的代表人物,还有同样出身于黑格尔档案馆的霍耐特,他与南希·弗雷泽的争论,国人已然熟知,而其学说的重要性,在于让在主体间维度上展开的承认问题,逐渐取代了原先主要在主体性维度或个体性维度上进行的认知理论研究,而在实践哲学维度上,则引入了各个个体、各个阶层和族群以及各个文化和文明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特别为社群主义者所重视)。一些老的自由主义问题,如宽容问题,也在这个范围内得到了全新的重视,在这一方面,霍耐特的学生福斯特(R.Forst),他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注意,这在下文还会稍作提及。

在玻格勒所代表的西德线索上,还可以提到的人物包括基姆勒(H.Kimmerle)——他是国际黑格尔组织的前会长[6],后期专注于将德国古典哲学与世界各文化哲学(比如非洲哲学)相结合;以及鲍姆(M. Baum),他是康德协会前会长,前期研究早期黑格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诞生做了很多重要研究,后期主要做康德研究;最重要的则是耶什克(F. W. Jaeschke)——他自1998年开始领导黑格尔档案馆[7],通过他与其同仁的工作,黑格尔全集的前两部分的大部分内容才得整理出版。耶什克本人前期以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研究著称,而近期则因为重编黑格尔讲座内容为名。结合黑格尔讲座的未完成性和文体学特征,他近年来着力于论述黑格尔哲学的非体系性特征。而对这种特征的认可,目前已经日益成为黑格尔学界的主流。此外,非常重要的是,他和珊特考伦(B. Sandkaulen)一起,推动了雅各比(F. H. Jacobi)哲学的复兴运动(参见余玥,2011:214期)。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诸多争论,如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斗争、观念论与实在论之争、体系哲学与非体系哲学之争、先验论与内在论之争及人格问题争论中,雅各比哲学都占据了关键位置。这些争论在今日也很大程度上是中心性的。随着对雅各比研究的深入,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所可以利用的资源,也逐渐显示了出来,而在现象学时期,这些资源都是不太受重视的。

在现象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结合方面,还有一些没有形成学派的重要人物,比如施密茨,他将身体现象学的传统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相结合。又如让·吕克·南希,作为利科的学生,他也做了相当多的黑格尔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不好懂,也利用不广)。在法国,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比较重要的学者如科维甘(J.-F.Kervégan)、勒维布勒(J.-P.Lefebvr)和马拉布(C.Malabou)。当然,整体而言,随着现象学热潮的退去(洪堡大学著名教授施耐德巴赫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主流是,学者们都纷纷试着从海德格尔式的大而化之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断中挣脱出来,通过细致的解读文本,来重塑德国古典哲学的多彩形象和丰富内容。无论是亨利希一系,或是玻格勒一系,其研究倾向主要都在于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相结合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黑格尔哲学的结合。近年来,随着康德哲学在英美哲学界、尤其是政治哲学界影响力日益强大,及其向着德国的回输。康德哲学与法兰克福学派也有深入的融合。此外,费希特哲学的实践部分,尤其是“承认理论”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较大影响。

   

黑格尔哲学复兴的早期历史,在国内已有介绍,主要体现为新黑格尔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其代表人物如格林(T.H.Green)、布拉德雷(F.H.Bradley)、鲍桑葵(B.Bosanquet)、麦克唐纳(J.Mctaggart)、克朗纳(R.Kroner),以及克罗齐(B.Croce)。这些人大多与左翼运动有关。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将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线索也很清楚。这主要是由卢卡奇(G.Lukacs)、科西(K.Korsch)、葛兰西(A.Gramsci)到布洛赫(E.Bloch),经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和这三位并称的洛文塔尔(L. Löwenthal),再到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施耐德巴赫(H. Schnädelbach),以及更后来的福斯特一线的传统。阿多诺对黑格尔研究以其否定辩证法而著名,此不赘述。而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发展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承认理论”。这一点影响十分深远。前面对此已经谈过一些,这里仅仅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传统,再稍作刻画。从学派第一代所做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方向来看,资本主义不断自我变形和升级的系统,不仅出现经济层面,而且更重要地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从后两个层面着手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占据了学派研究的主流位置。这种研究的目的,乃是为社会的全面异化状况寻求解脱之道。其中一些人如马尔库塞,寄希望于学生运动和社会革命,而以阿多诺为代表者,则并不认为,对此道路的寻求努力,可以通过现代性规范重建得到较好的回报。阿多诺本人当然也并不主张革命式的解决,并因此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中相对比较悲观的一批人。然而,自哈贝马斯之后,后革命时代的规范重建问题,就日益成为学派关心的主问题。规范不能依据一种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标准模式得以建立,而必须从不同的异质来源中得以建立,这些有其不同来源的群体和个人,应该进行普遍的、多层次的理性相互交往。而可期待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被承认下来。早期耶拿黑格尔——作为还没有确立主体性形而上学标准,即绝对精神的黑格尔——为哈贝马斯的这种想法提供了大量的资源。霍耐特甚至用“承认的斗争”来说明这种资源对后形而上学与后革命时代规范重建的意义。这种概括虽不见得完全正确(比如西普就对此有所保留),但的确促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比如利科的最后一部作品,就围绕承认的重要性进行。更不用提此学说在美国的影响了。在此基础上,如同上文一笔带过提到的,“宽容”和规范建立之间的可能冲突和互相成就的问题,以及宽容与社会正义标准之间的张力问题,也被如福斯特等人借助康德、黑格尔资源加以重点讨论。对宽容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关系着欧洲面临的多元秩序建构和族群融入问题的解决,比如难民问题,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生长力。福斯特甚至因此研究获得了德国学术界最高奖莱布尼茨奖。近年来,随着德国实践哲学转向和社会批判哲学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与英美哲学界保持着密切互动,除了阿多诺等人当年在美国留下的新学院传统,学派势力在美国一直稳步发展,事务上的具体体现如霍耐特本人目前就是法兰克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双聘教授。而以泰勒为首社群主义者、以皮平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以及英美学界从事心灵哲学、实践哲学和法哲学研究的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直交往甚密。其中交流的热点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诸问题。这些情况,在下文讨论德国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相融合时会再次涉及。

除了德国和美国的情况外,可以非常简略地提及其它国家的状况:在法国,除了阿尔都塞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戈德曼(L. Goldmann),他对卢卡奇学说发展的贡献颇大。意大利则有沃尔佩(G. D. Volpe),此人既是黑格尔的反对派,也是一位将索绪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学者,他与黑格尔主义者柯西(B. Croce)的论战,当年在意大利影响很大,而其学生柯乐提(L. Colletti)也可顺便提及。

至于康德哲学和“广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通过阿佩尔来了解。学界熟知,阿佩尔从语用学出发,对康德哲学作出了新解读。阿佩尔曾因此与布博纳发生过关于康德哲学的大规模争论,后者从维护康德主张出发,反对一种对康德科学理论的强语用学解读。而库尔曼(W.Kuhlmann)大概可以算是阿佩尔一系语用学解读法的继承人。此外,阿佩尔还将分析哲学与康德哲学做了深度结合,并因此与罗蒂、利奥塔和德里达爆发过大论战。这些论战的核心,在阿佩尔方面来说,就是他通过在其先验语用学下对康德哲学的改造,提出了科学家和科学语言共同体对科学规范和科学认知的核心作用,从而反对罗蒂等人的后现代消解科学规范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论战中,也包含着阿佩尔与里德学派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争论,这些人物如马跨德(O. Marquard)和吕贝(H. Lübbe)。而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在为科学实践划界的时候,保留诸如“前”规范性或非规范性的象征、比喻等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内部,除哈贝马斯外,阿佩尔还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伯特(H. Albert)是诤友关系。除了阿佩尔一系,试图调和康德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关系的重要人物,还有来自波恩大学、曾是德国哲学学会会长的侯格贝(W. Hogrebe)。在美国方面,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者和康德学者,如拉摩尔,也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拉摩尔的努力方向之一在于,从经验主义的进路出发,重新对“自律”等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此外,就广义的康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研究来说,已经退休的郝费教授,也不得不一提。他的著作已经大量翻译为中文。目前,他正从事其世界哲学的推广工作。他认为,康德哲学的核心在于其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最重要发展方向,在于世界公民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克服诸种欧洲中心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因此,目前他的学生中,德国本土学生的比例较小。

在费希特哲学的承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方面方面,需要特别提及E.杜辛。她是上文提及的杜辛之妻,长期任教于明斯特大学,关注费希特的主体间性问题。她虽非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但对这一传统的影响颇大。原因即是,她深刻改变了传统上言费希特哲学等于言绝对主体哲学的研究讨论范式,重树了在法权、道德和政治领域重视主体间交往和承认的费希特哲学形象。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结合的另一条线索,还可以提到洪堡大学的安特(A. Arndt)。此人现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线索与法兰克福学派无关,而从属于拜耳(W. R. Beyer)一系这一系主张返回马克思的文本和生成语境之中,通过细致的文本研究,以及呈现黑格尔、浪漫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等与马克思的复杂关系,从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明斯特大学接替西普教席的匡特(M. Quante),则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将多种哲学研究结合的最新尝试道路,整体而言,其特征即是:扎实的历史研究和系统的交互阐释研究的结合。此外,一些影响巨大、但学术研究严肃性上存在争议的当代左派理论,也有很强的与德国古典哲学结合的倾向,如齐泽克、阿甘本、巴迪乌、郎西耶等人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已为国人熟知,此处不再专门论及。

 

     

在分析哲学方面与德国古典哲学相结合方面,首先提及一条有趣但中断了的线索,1911年保赫(B. Bauch)到耶拿大学任教。作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共同学生,他与当时的康德权威,亦是康德学会首任会长的魏林格(H. Waihinger)相交甚密。但到了耶拿,却因与当时同在耶拿的弗雷格交密,他的工作慢慢向分析哲学靠拢。二人曾联合培养出卡尔纳普这样的学生。值得提及的是,保赫还有一位中国学生,就是《康德学述》的作者郑昕先生。随着二战和东西德分裂,此线消失不见,勉强能算保赫一系的,只有曾听过他和海德格尔上课的康德专家冯克(G. Funke)而已。不过,这也一定程度显示出,德国古典哲学和分析哲学,其实从渊源上看,并不见得有大的分歧。

二战后,谈到分析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结合,要提及的首先依然是亨利希一系的工作。除了前述关于他们的情况外,当年他与图根德哈特之争的整体背景也值得注意。图根德哈特与里德当年关系甚密,曾试图介绍里德的学生到海德堡工作,图本人则曾在德国马普所为哈贝马斯专门成立的生活世界研究所工作,但最终归宗于分析哲学。他与亨利希的交锋,极大促进了分析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结合,使得亨利希之后的弟子多少都带有分析哲学的兴趣。这些兴趣既体现在比如结合英美心灵哲学的研究来处理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自我意识问题的努力上,也体现在与之相关的对多种逻辑,以及逻辑、意识与实在的复杂关系问题的研究上,还体现对在自我意识的实践展开,也就是展成自由和自律问题的研究上。在老一辈人物中,从事此项工作的,还有如罗斯(P. Rohs),他接续了麦克唐纳用分析哲学对黑格尔时间问题的研究进路,代表了一条与海德格尔式的黑格尔时间问题的解读不同的道路。在这条进路上,他和阿佩尔的学生库尔曼的合作也极其密切二者都主张保留对康德对时间问题的科学式解答,并用现代数论或群论等资源来深化之,而不去强调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想象力的时间图式(虽然罗斯本人早年求学时,也深受现象学的影响)。

在德国本土新一代中,以分析哲学为工具的人物,则不在少数,除了前面提过的亨利希一系的余脉如赫斯费尔德外,接替富尔达在海德堡大学教席的科赫(A. F.Koch),也是代表人物。后者与罗斯一样,从分析哲学的进路出发,对黑格尔哲学中时间与世界构造的关系问题研究颇深。当然,分析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融合的倾向,主要还是体现在翻译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的康德和黑格尔领域。在这方面,可以特别提及前几年才在莱比锡大学成立的“德国观念论分析研究学院”(FAGI)。此研究机构联合了芝加哥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德国各重要大学的力量,致力于推进分析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合研究。这一学派的特点在于,在当代分析哲学的语境之下,借助德国古典哲学的“自律”,“自由”和“理性”核心概念,来解决英美传统中被忽略的各种问题,并将德国古典哲学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维特根斯坦、安斯康姆等当代潮流相融合。“理性”问题在此学派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他们将之与行动哲学和认知理论相结合,大力扩展了理性问题的探讨范围和可能性。此学派特别注重青年学生的培养,每年夏天都会有美德合办的系列讲座,并有大量的交换项目,力图成规模地培养人才。此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德国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S.-怀特霍夫,还有怀德(S. Rödl)。此外,同样在几年前,在波鸿大学黑格尔档案馆扩展项目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和波鸿哲学二系的组织下,也举行了第一届德国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对话的工作会议。

从事二者的综合研究的力量,当然也来自盎格鲁传统。其中,持较强的实践哲学取向、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互动密切的学者们,主要有以查尔斯•泰勒社群主义者们,以及以皮平(R. B. Pippin)和他的芝加哥黑格尔圈子如布鲁德尼(D. Brudney),舍得维克(S. Sedgwick),魏博瑞(D. Wellbery)。他们中主要人物的代表工作,已经通过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重要争论,为国人所熟悉。此处对这一争论不做展开。而皮平的工作,则特别在于通过细读文本和深入思考,全面推动英美世界对康德和黑格尔做非体系性、非形而上学性的认知和实践研究。皮平并将之与亚里士多德研究相结合。英美方面持较强的理论哲学倾向的,则有著名的匹兹堡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从塞拉斯一线下来的麦克道威尔以及布兰顿。这一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一道,推动了分析哲学中康德转向之后的(起码是局部的)黑格尔转向。此学派的目标之一,在于去除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主义性质,将之与世界结构的元生成层面的逻辑问题相结合。在国内,这条路线也受到了诸如刘创馥等人的重视。此外,没有形成学派的重要人物,还有华盛顿的平卡德(T. Pinkard),悉尼的瑞丁(P. Redding),沃维克的霍尔盖特(S. Houlgat)等,他们的工作,国人也渐渐通过各种翻译,开始熟悉起来。比较不为人知的,是哈佛大学近年来,也开始有一批学者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和分析哲学结合领域的研究,如科西嘉德(C. Kosgaard)和博伊勒(M. Boyle)等人。但这更多只是理解为形成新的据点,而非形成学派。同样属于此类情况的,还有新近崛起的一些此领域的明星式专家,此处可以举朗古勒斯(B. Longuenesse)和努左(A. Nuzzo)两位女士为例。

关于美国其他重要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基地的情况,也可稍微一提:圣母大学一直是此领域重要的研究基地,目前任教的专家包括康德专家阿梅里科(K. Ameriks),与黑格尔专家侞西(F. Rush)和V惠斯勒(V. Hösle)。另外,此校日耳曼语文系的罗赫(M. W. Roche)和诺顿(R. Norton)据闻也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颇有贡献。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多少此领域的人物,著名的辛格(P. Singer)只能算十分外缘的人物,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拜热(F. C. Beiser)则工作在并不十分著名的雪域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引进霍耐特之外,还有从事康德哲学研究的科奇(P. Kitcher),及此领域的纽豪斯(F. Neuhouser)。圣地亚哥大学则因为阿利森的缘故,早就成为了美国康德研究的中心之一,阿利森为此校留下了大批的康德人才,比如资深教授鲁特福德(D. Rutherford),芝大出身的托雷(C. Tolley),圣母大学出身的瓦特金(E. Watkins),此外还有从事后康德哲学研究的哈迪蒙(M. Hardimon)。这些人很多都因对康德的细致研究闻名。

就短期和中期的趋势看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首要的结合目标,就是分析哲学传统。这与国人大陆哲学传统印象,可能并不一致。事实上,德国哲学就其亲缘性来说,可能与英美哲学,而不是与传统所谓大陆哲学更亲近。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下文对德国哲学与后现代诸哲学,尤其是法国哲学的关系看出来。

 

在诸后现代哲学方面与德国古典哲学相结合方面,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已经被引介进入中国。由于反德情绪,法国的黑格尔复兴运动发起较晚,大致线索,是通过柏格森的弟子布莱希(E.Brehier),瓦尔(J. Wahl),科热(A. Koyre),到著名的科耶夫(A. Kojeve)和伊波利特(J. Hyppolite),直到所谓后现代各家之中,比如拉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上一代人物,以及巴迪乌,郎西耶等新晋明星。但事实上,德国人与法国人的互相理解程度究竟如何,或许并不可乐观。基姆勒就曾抱怨,在讨论德里达与黑格尔的关系时,可能总是太多德里达,太少黑格尔(Kimmerle, 2005, 63)。因此,与法国大学哲学系常常进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不同,在德国本土,开设与后现代诸哲学对话的课程并不多,相关研究也没有取得重大的或趋势性的成就。尽管如此,就法国传统内部来说,还是有很多在融合两家传统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的人物。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学者外,图卢兹大学在融合德法传统方面,贡献卓著。事务性的证明是,现任费希特协会的主席戈达尔特(J.-C. Goddard)就来自图卢兹。

除了上述四条线索外,还可以特别补充一条侧重于研究费希特与谢林哲学的线索,即慕尼黑学派的传统。自从劳特担任《费希特全集》主编并主持工作之后,慕尼黑学派就以费希特研究著名。目前在慕尼黑大学主要从事费希特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人,是崔勒(G. Zöller)教授。因为编修《谢林全集》,慕尼黑大学也因谢林研究著称,谢林全集批判版的主编为雅各布斯(W. G. Jacobs),而他的好友鲍姆加藤勒(H. M. Baumgartner)也对谢林研究推动甚力。与阿利森对康德的贡献一样,他们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在深入研究文本和全面扩展问题上,比如对于前康德哲学与后康德哲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斯宾诺莎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支撑作用的研究,又比如对于谢林以来的自然哲学传统的研究,等等。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明白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更新运动,的确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与我国的现状,一定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年来,国内除康德哲学研究仍不断有成果面试外,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研究,比起老一辈人如贺麟,似乎都难称有巨大进步。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有望在数年间得以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德国古典哲学原文翻译计划都在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批海外留学生正逐渐归来。或许可以预期,本文所提请注意的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运动的五层意义,都将在未来为学界所理解,而目前国际学者所做的各种工作,也将在未来助力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2011,《后形而上学思想》, 译林出版社

刘哲,2009,《黑格尔辩证-思辨的真无限概念:在康德与费希特哲学视域中的黑格尔<逻辑学>

贺念:2011,《里德学派:为新联邦德国奠基的公民性哲学》,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9

余玥,2011雅各比的洞见:康德体系中隐含虚无主义危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4

Heinz Heimsoeth, 2016, Vorwort zur ersten Abteilung der GesammeltenWerkein: Hegels Gesammelte Werke, Katalog anlässlich des 31. InternationalenHegel-Kogress 17.-20. Mai 2016 in Bochum, Felix Meiner Verlag GmbH, Hamburg

Heinz Kimmerle, 2005, G. W. F. Hegel interkulturell gelesen,Traugott Bautz, Nordhausen

Manfred Frank, 2015, Hegel wohnt hier nicht meh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euilleton.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2016, Hegel wieder heimisch machen, in: Hegels Gesammelte Werke, Katalog anlässlich des 31. InternationalenHegel-Kogress 17.-20. Mai 2016 in Bochum, Felix Meiner Verlag GmbH, Hamburg

[1]按照弗兰克的学生先刚的意见,应翻译为“德国理念论”,本文仍采用学界通译。当然,虽然弗兰克在文中显然没有区分二者,比起“德国观念论”或“德国理念论”的说法,本文更倾向采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说法,理由详下文。

[2]当时的海德堡除了亨利希和图根德哈特,还有另外一些在结合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任务人物,比如:M.Theunissen。值得一提的是,此人曾帮助过布博纳和K.克拉默,将前来接替伽达默尔教席的法哲学家R. Spaemann(他是里德的学生)赶走,导致里德学派占据西南的计划被挫败。

[3]克拉默当时在法拉克福,其子K.克拉默后来成为亨利希学派在哥廷根大学的重要代表。克拉默本人虽受过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却侧重于数论和康德哲学的研究,将康德哲学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哲学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先验存在论”和“绝对哲学”。虽然此人名声不显赫,但他在亨利希当时的圈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拉松的父亲师从F. E. Beneke,此人曾与黑格尔及叔本华在讲堂上有过竞争,而拉松之父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干将之一。

[5]在这方面可以一提的是,玻格勒对T. Haering的攻击。后者曾是海德格尔时代最著名的黑格尔研究权威,其师如E. Aeickes(曾奉狄尔泰之命整理康德作品)与O. Keolpe(布洛赫之师)。

[6]在其担任会长期间,曾与R. W. Meyer,以及W. Lefèvre一起创建了黑格尔研究的重要刊物《黑格尔年鉴》。

[7]黑格尔档案馆现已扩展为波鸿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暨黑格尔档案馆。其领导人为B. Sandkaulen,她师从布博纳(R. Bobner),后者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学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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