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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富:雅典公民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

时间:2011-06-06 04:15:35 点击:

核心提示:——陈村富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日期:2011-05-09; “以人为本”的“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之“民”,也不是敌我双方思维框架下的“民”,而是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制约的,体现当代中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公共生活的“公民”。“以公民为本”、“权为民所赋”,是“以人为本”的真谛...

陈村富  1937年生于福建省龙岩县。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和西方哲学研究生,1965-75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外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76年至今在杭州大学及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华东分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外国哲学与基督教的研究,重点研究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跨文化传播。著有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合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等,主编《宗教文化》(1-5辑),在海内外发表了相关领域代表性论文近百篇。

   “以人为本”的“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之“民”,也不是敌我双方思维框架下的“民”,而是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制约的,体现当代中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公共生活的“公民”。“以公民为本”、“权为民所赋”,是“以人为本”的真谛。从“以人为本”推进到“以公民为本”,从“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系”推进到“权为民所赋”,也许可以提供借鉴。有鉴于此,我着重探讨“公民”观念的源头。既然“公民”观念的源头在希腊,因此,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考虑,我们可以绕开近现代西方的公民观念,锁定古希腊时代的“公民”及公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关于公民政治和伦理的理论与说教,或多或少进入了公民的日常公共生活甚至是私人生活风尚之中。可以说,城邦和公民的生活孕育了哲学和学科知识,反过来,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又为城邦和公民提供了精神升华的指向。    

   健全的公民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即使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没有充实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城邦照样是要陨落的。

“公民”界定的七个要素

   城邦间及城邦内的这些竞技、赛会、教育与论辩造就了希腊公民相当普遍的精神生活,塑造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公民理念。

   公元前8世纪,希腊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王政”社会和长达300年左右的所谓“黑暗时代”过渡到城邦制社会。“城邦”(polis)之主人叫“公民”(polites)。亚里士多德在城邦制成熟时代给予过一个简明的定义:“凡是有资格参与本城邦的司法事务和管理机构的人就是城邦公民”。一般而言,希腊的“公民”包含下列七个要素:    

   1、其是按行政区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的新型国家的成员。    

   2、年满18岁,具备一定条件,履行一定手续,由城邦制国家所认可。所以未成年人只是潜在公民;居住在本城邦、受法律保护且有一定权利或事务者,不一定是公民;未在节日庆典(如雅典的阿帕图利亚祭最后一天的接受仪式)上经历一定仪式认可者,也还不具备公民资格。    

   3、享有受城邦法律保护的平等的权利,或抽签、或轮流、或选举担任公职,参与公共事务。其特征是公民地位的可置换性,无世袭的不可易位的特权。凡不在其位者就是普通公民。苏格拉底轮值时是陪审法庭主席,轮值过后就是一个同往常一样的哲人。    

   4、遵守城邦法律,履行公民义务,甚至自备武装,保护城邦。演说家德谟斯梯尼在谈到physis(因其本然而形成的天性)与nomos(习俗、规范、法律)关系时说,法律是神圣、神赐、人人平等、普遍划一的,“是有意或无意的过错的矫正,是城邦的契约,凡属于这个国家的人都应依此而生活”。古希腊人,无论身处何种政制,都有强烈的法制观念,这是希腊公民理念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5、城邦政制和公民观念的神灵支柱。远古时代的部落以图腾为标志。上古时代的“王国”崇奉民族神或地域神,如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至高神马尔杜克、埃及新王朝时期的阿蒙神、以色列民族的耶和华。    

   近代西方社会造就了以商品等价交换为表、雇佣劳动制为里的现代经济关系,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征的天赋人权是公民理念的精神支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希腊公民理念却是以城邦保护神阿波罗为中保,以宙斯主神和Dike(正义女神)赋予的“秩序”和“公正”为精神支柱。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讲了一个含有后来的契约论萌芽的神话故事:从前,人与动物一样赤身裸体,互相残杀,弱肉强食。宙斯命令普罗米修斯为各种动物装备一项“武器”,有的长蹄,有的长角,有的有羽毛和翅膀,有的会在水中游。凡弱者都赋予多产或善于隐避的能力。临到人类出生时,各类“武装”都已分配完了,人类仍在互相残杀。为使他们得以生存,宙斯让普罗米修斯传授秩序与正义,而且特别吩咐,每人都有一份,让他们一起组成城邦,过城邦生活。正义女神手持一尺之锤,衡量环宇和人间万事万物,执行补偿与惩罚两个准则:对遭受不平者予以补偿,对造成不平者予以惩罚。由此,造就了公民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6、哲学产生之后,政治学、伦理学、家政学(经济学)理论便进入公民公共生活领域。早期希腊哲学以追求纯知识(episteme)为目标,这些“有智慧的人”受到母邦的尊重,也为母邦的建立与维持出谋划策。公元前5世纪,哲学中心移位雅典,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开始从关注自然转向城邦与公民。智者提出的关于“真”与“善”、知识与功利、本然与规范的讨论,关于辩驳、修辞、诉讼与才能(即后来说的phronesis,实践理性,深思熟虑而后行)的讨论,苏格拉底和小苏格拉底各派关于何谓最高之“善”(arete,virtue)的讨论,柏拉图《斐多》和《美诺》开始的认知转向及《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等的城邦治理与公民德行的构想,等等,为希腊公民的理想境界与政治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论学科、实践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划分构想,以及实践学科方面的理论,特别是8卷本《政治学》,系统阐述了关于人、公民、城邦、政体的定义,关于家庭、村落、城邦的构成与治理,关于城邦好坏的划界与理想城邦的建立,公民的教育,以及城邦动乱之根源与整治的方案等一整套理论,成为古代社会最为完备的政治哲学理论。    

   透视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戏剧、演说以及晚期希腊时期关于希腊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名人轶事、碑文墓志等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公民政治和伦理的理论与说教,或多或少进入了公民的日常公共生活甚至是私人生活风尚之中。可以说,城邦和公民的生活孕育了哲学和学科知识,反过来,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又为城邦和公民提供了精神升华的指向。    

   7、哲学、论辩、赛会、竞技会等所体现的公民理念和精神生活。同古代西亚、埃及各民族不同,希腊人重视形体的健美和体魄,竞技与赛会成风。全希腊除了奥林匹亚、奈米亚、科林斯海腰和德尔斐皮托四大竞技会外,各城邦还有自己的赛会(庙会)和秘仪。希腊未成年公民都要接受希腊文字、音乐、体育、算术及荷马史诗的教育。    

   公元前5世纪以降,希腊公民还追求相当于近代的“高等教育”,热衷于学习演说、论辩和学科知识。晚期希腊,公民甚至异族人都可以随便到各个学派所在地听取该学派的对外开放的课程,妇女和被释放的奴隶在伊壁鸠鲁花园里受到尊重。这个传统影响到罗马,晚期斯多亚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释放的奴隶爱比克泰德。城邦间及城邦内的这些竞技、赛会、教育与论辩造就了希腊公民相当普遍的精神生活,塑造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公民理念。    

   以上七个要素构成了希腊公民理念和政制,在古代其他地区、民族和国家中是不存在的。迄今为止的史料证明是:    

   操印欧语言的一支,越过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定居,将当地土著居民变更为下等人,实行影响至今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不可能形成公民观念。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区的华夏民族居住区,形成以中原农耕社会为主的宗法社会,也不可能形成古希腊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因为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孝悌观念为核心的;联系家族、部落为一体的国家以神授君权为核心。    

   埃及也不可能。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类似希腊城邦的“洲”(spt),上下埃及共40个左右,史称“前王朝时期”,但很快向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帝国过渡,基本上都是祭司、法老两个等级专制。    

   西亚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及沿海地带,不断发生王朝或帝国的更替,如阿卡德王朝、古巴比伦王朝、新巴比伦王朝、赫梯帝国、亚述帝国,还有一度强盛的吕底亚、米地亚和后起的波斯帝国,大体都是中央集权的军事帝国。    

   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末(前1125年先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希腊王朝也不可能形成公民观念,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继承西亚的“王政”体制。    

   那么,为什么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可能出现城邦,形成城邦公民观念呢?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

雅典公民观念和民主政制的演进

   梭伦立法的理念就是“公正”:“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双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占据优势。”“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公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考古资料证明,公元前3千纪,也就是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的克里特文明是西亚移民创造的。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支雅利安种族(亚该亚人)从高加索南下,越过黑海、巴尔干半岛到达后来所称的希腊,创造了迈锡尼文明和后克里特文明。公元前11世纪左右,另一支雅利安种族即多利斯游牧民族进入希腊,开始了长达300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亚该亚人被赶到沿海岛屿和雅典所在地阿堤卡,在这里发生了同土著居民皮里阿斯的混合。原来的部落关系被打破,形成血缘关系淡化的部落联盟组织,首领叫Ion(伊翁),所以称为Ionian(伊奥尼亚人)。他们奉阿波罗为祖先,称伊翁为阿波罗王子。在物质生活层面,发生了向海洋的转化,阿堤卡山坡的葡萄、橄榄、花岗岩、天然形成的陶土,还有后来发现的古代纯度最高的银矿,成就了阿堤卡山区小平原居民的酿酒、制陶、橄榄油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这样,居民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迈锡尼文明传下来的以血缘部落为纽带,以国王和军事首领为统治的“王政”发生了动摇。原来上层高贵出身的人,有不少人远不如从事海上贸易和手工制作的平民,这样,在权力分配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声音:按照公平原则分配官职。于是在众多原始神话和神灵中,一个主持公正的Dike女神拥有特殊地位。按照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1节的记载,到他为止,雅典经历了十一次变革,实现了比较稳定的民主政制。下面就这十一次变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作些简介。

       伊翁(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召集迁徙到阿堤卡的亚该亚人,按传统建立雅典“王政”,分4个部落。但这是一种松散的结合。“塞修斯(Theseus)在一个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宣布使他们统一起来”,“他以平等的条件来号召所有的人”之后,至公元前683年左右,设置9个执政官。以前621年德拉科改革为标志,不断削弱“王者”和巴息琉斯的权力,提高行政职能方面的执政官的地位,限制贵族对平民的压迫和盘剥。公元前594年,史上“七贤”之一的梭伦,废除债务奴,制定9个执政官法律(权力制衡与分权),按财产抽签选任官员,创立400人议会,规定对城邦事务漠不关心者将丧失公民权。梭伦立法的理念就是“公正”:“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双方(指穷人与富人——引者),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占据优势。”“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和谐共处,这样,我应允的事情都已一一完成。”“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公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由于梭伦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打破部落的固定地域,分设海岸、平原、山地三一区和12个造船区,手工业和商业地位大大提高。公元前581年左右,达马西阿斯任执政官时,改为10个执政官,“五个选自贵族,三个选自农民,两个选自手工业者”,“这说明执政官的权力很大”。    

   前508年,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1、按行政区域划分为10个部落,“目的是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参政。”“部落不分彼此”,“欲分彼此,实属徒然”;2、放宽限制,接受外族、外邦人员,尤为外来工商人员申请公民权,即入籍;3、议事会成员由400人改为500人;4、将全部村社分为30个,城市、山区、沿海各10个,按抽签每个部落各3个区,都是“村民”,不问祖名,而以村社相称;5、实行贝壳流放制。由于下层公民人数占绝对多数,而且不断扩大,还接纳异邦人、外国人为“公民”,并用流放制驱逐危害城邦者。雅典的民主制从此稳定下来,以后虽有反复,亦无大的变化,即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3年)后期有所谓“十将军委员会”和“三十僭主”,民主体制和宪法都无人能废除。    

   政制的稳定,民主制下普通公民地位的提高,反过来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前492-前449年希波战争中雅典成为盟主,甚至为“提洛同盟”的霸主奠定了基础。    

   前492年希波战争爆发,前480年雅典民主派首领塞密斯托克利斯率领新创建的三层浆船队在萨拉米海战中彻底消灭了波斯船队,翌年,雅典斯巴达联军在普拉狄亚重创波斯陆军,从此希波之间无大战。阿里斯泰得抓住斯巴达主帅鲍桑尼阿失势之机,建立排斥斯巴达的提洛同盟。对内,菲阿尔忒斯逐步剥夺了元老院在萨拉米海战时一度重新得势的权力。这样,雅典就进入了伯里克利执政的30年极盛期。    

   伯里克利对民主政制和公民理念的贡献主要是:    

   1、建立600人、10个庭的陪审法庭制度。每个庭500人,陪审团有投票权,前一天抽签决定审案的法庭,另1000人做替补。陪审员实行补贴。公民还可抽签担任公职,这样,公民们热衷于培育诉讼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论辩技巧,促进了雅典的教育与哲学、政治学、修辞学,以至中希腊国王来到雅典时,就像乡下人进城,为此特地重金聘请智者大师高尔吉尔前往授业。    

   2、举办各种庙会、竞技会。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就是在剧作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除了全希腊的四个竞技会,雅典还有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的庙会、咏诗比赛、酒神节、丰收节等等,此外还有息琉斯秘仪、海神波赛冬庆典,特别是全伊奥尼亚人都举行的阿帕图利亚祭。伯里克利还对公民实行看戏给予津贴的制度。    

   3、接纳希腊哲学的各个学派云集于雅典,自由争论。阿那克萨戈拉是伯里克利的挚友和哲学老师。复兴伊奥尼亚哲学的代表人物如阿凯劳斯,智者运动的领军人物普罗泰戈拉、高尔吉尔、普罗狄柯、希庇亚、安提丰,扭转古希腊哲学走向的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史学创始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等,都是雅典哲学圣坛的活跃人物。    

   公元前430年冬,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葬礼上发表的演说,可以说是当时雅典公民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写照(当然演说家难免亦有所夸张):“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突显其温文而雅和多才多艺……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

雅典公民社会的兴衰所带来的启示

   它的哲学、科学、公民理念和民主政制的实践,在精神层面上以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形式,融入了彼时开始的西方文化,并在当今时代成为世界跨文化视野下的财富。    

   然而,物极必反。雅典伯里克利时代的公民政治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是以发达的海上贸易为支撑,并且建立在以提洛同盟为工具盘剥同盟城邦的基础之上的。内部的民主制与对外的控制相结合,成就了雅典帝国,颇像当今的美国。    

   前431年,希腊内部两大同盟(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冲突,导致了延续20多年的战争(前431-前403年),最后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斯巴达打赢了,然而也衰落了。公元前4世纪连续爆发四个同盟(雅典第二同盟,斯巴达波斯同盟,底比斯同盟,科林斯同盟)与盟外国的战争,从此,希腊所有的城邦都陷入危机并日益没落。民主政体发生蜕变,城邦公民失去城邦这一母体,丢失了公民的高尚理念,成为乞丐、游民,甚至充当波斯的雇佣兵。最后,北部兴起的马其顿统一了希腊。马其顿衰落后,希腊于前146年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希腊成了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之后陆续成为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辖区,直至上世纪一次大战后才以现代希腊国家的面目出现。    

   希腊创造了光辉的古代文明,然而它的文物大都在异国他乡。人们要跑到大英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甚至柏林、巴黎去观赏这些历史的见证。所幸的是,它的哲学、科学、公民理念和民主政制的实践,在精神层面上以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形式,融入了彼时开始的西方文化,并在当今时代成为世界跨文化视野下的财富。    

   我们研究历史,既不要借古讽今,也不要颂古非今,而是要以史为鉴,启示今人。从雅典公民社会和公民理念的兴衰史中,我们可以体验到:    

   1、任何进步体制的确立、观念的认同,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像伯里克利同时代的厄菲阿尔特,在剥夺元老院权利后自己被暗杀了。阿里斯泰得一度被误会而流放,后又召回。梭伦的“公平”带有折衷调和性质,后来遭穷富双方指责,因而外出10年不归。    

   2、新观念、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也就是观念更新的过程,用现代话说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    

   3、健全的公民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即使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没有充实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城邦照样是要陨落的。    

   4、既然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体制和公民观念在古代世界可说是最完善、最成熟的,按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记载,自伯里克利之后就无大的改变,那么,为什么雅典最终还是没落了?为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它是“缺失的政体”?为什么竟然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即以260多票对230余票处死维护雅典法律尊严的苏格拉底?这说明,在雅典公民观念与政制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亦即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改变了,雅典公民堕落了,雅典政制领袖蜕变了。一句话:人变了,公民理念丢失了,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葬礼上的演说中所列举的雅典精神荡然无存了。




 来源:《文汇报》 纪余夫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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