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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新儒家会讲

时间:2016-04-08 14:08:39 点击:

核心提示:围绕牟宗三与康有为、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儒学与现代性、儒教文明与核心国家、国家国族建构与儒学实践等主题各抒己见,既厘清了相关的学理及其传承脉络,又阐述了当代儒者的历史责任。...

编者按:从晚清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潮流,儒家文化虽不缺少自己的代表砥柱中流,却终只是以防守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这个他者做辩护梳理,对传统所承诺的内部问题未能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今天,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出现重大调整,全球化的世界形成文明冲突的主题,相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陆新儒学的兴起,其在问题意识、话语形式和经典谱系诸方面表现出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同的新趋向,就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征。我们感觉是时候召集两岸儒家学统和道统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对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切磋了。民族的复兴虽不以文化的复兴为全部内容,却以其为最高标志。毫无疑问,这样的使命和责任首先应该落在两岸儒家学人肩上。

有鉴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于2016年1月9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仰止堂举办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邀请了港台新儒家代表李明辉、林月惠、陈昭瑛、谢大宁、郑宗义诸先生,大陆新儒家代表陈明、干春松、唐文明、曾亦、陈壁生诸先生,会讲由任剑涛、陈赟、李清良三位先生主持。两岸三地的新儒家代表同堂切磋,交相问难,围绕牟宗三与康有为、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儒学与现代性、儒教文明与核心国家、国家国族建构与儒学实践等主题各抒己见,既厘清了相关的学理及其传承脉络,又阐述了当代儒者的历史责任。

在此,本刊辑录会讲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会讲纪要的编排按照议程,分为六个单元,每一单元包括一至两位新儒家代表的主题发言及相关讨论。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刊载时略有删节,首发於《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

两岸嘉宾代表致辞

李明辉: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这一次的会讲,大概是由我2014年12月接受“澎湃新闻”的访问直接引发的。这个访问在大陆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场的几位朋友,如干春松、曾亦、唐文明都有回应文章。针对这场辩论,2015年3月我们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儒学与政治的现代化:李明辉澎湃新闻专访座谈会”,主要学者的发言稿后来刊登于台湾《思想》季刊第29期(2015年10月)。我也得知,大陆学界也为此办了几场讨论会,包括原道书院同时于北京举办的座谈会。同年9月我到浙江大学访问时,又接受“腾讯新闻”的访问。访问稿分两次刊出,分别题为《中国历史上为何没能开出民主制度?》与《学者应以“顾问”的方式参与政治》,引起秋风(姚中秋)的回应。同年11月我到深圳大学开会时,又接受“凤凰网”的访问,访问稿题为《台湾学者李明辉谈儒家价值与学者使命》,让这个议题继续延烧。这些访问稿在网络上都不难找到。

对于这些讨论,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种讨论到底会让儒家群体进一步分裂,还是进一步融合,就看我们今天的表现。我希望是进一步融合,增加彼此的了解。我在“澎湃新闻”访问中的发言是有感而发的。这些年来,大陆的儒学研究非常蓬勃。我也不讳言,港台的儒学研究好像没有当年那么蓬勃。举例来说,最近我每次到大陆来开会,都有记者抢着访问我,但在台湾却没有一个记者来访问我,问我对儒家的看法,这实在很奇怪。对于大陆,一方面我觉得儒家受到了重视是好事,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又发现大陆的儒学研究者有点急躁,不够沉稳,对港台儒学的误解不少,没有好好了解就去批评。这种现象我觉得不是很好。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会讲,可以澄清一些误解,即使无法完全消除误解,至少可以增加了解。如果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觉得便不虚此行了。

陈明最初给我发E-mail,提到要组织这个会讲时,我觉得很好,所以就答应参加。后来有几个大陆朋友听说我要来参加这个会讲时,都表示不以为然。但我既然先答应了老朋友陈明,自然就要信守承诺。我提到这件事,并不是要挑拨大陆儒学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而只是要强调:“陆台新儒家论争”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因为陈明等人并不能代表大陆儒家,而我也不能代表港台儒家,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其实,在大陆学者当中,支持我的人也不少,而在台湾学者当中,也有人反对我。

随着年岁增长与身体健康日益走下坡,我并不是很热衷参与这种辩论。但同我辩论的大陆朋友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他们对我们有这么多的误解,我实在觉得很遗憾。既然我们都认同儒家传统,我希望藉这个机会当面沟通交流,澄清误会,让两岸儒家群体的力量不要相互抵消。在这个开幕式不适宜讲太多让人不舒服的话,等到正式讨论的时候我再直言无讳。谢谢!

陈  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代表,所以听说主办方安排我致辞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好,我在李明辉后面,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果然如此。不过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那可以在讨论发言时一对一地就事论事。他这里说的一个八卦,他的一些大陆学界的朋友在听说了这个会讲后给他发E-mail,劝他不要来,说跟他们——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一个很好很生动的话题。那些人或者说那种心态我早就知道,但这里我首先想问一下李明辉,你大老远跑过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抹不开情面?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因为前者,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肤浅,但因为我们的情面又不怕远征难、蜀道难,那你让给你发E-mail的朋友又情何以堪?他们的面子还不如我们,对不对?如果是对问题重要性有认识,那你跟那些朋友的关系是不是要有所调整——夫子不是说“无友不如己者”么?

我想主要是因为后者。因为我们两个认识虽然已经很多年,但主要是学术上的交往;你对《原道》的支持,也是基于理念的相同,总之,个人情感什么的谈不上太多。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对“大陆新儒学”或“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这种提法不以为然甚至作个人化处理加以冷嘲热讽的人,它实际反映了大陆学术界的一种思想光谱、智力水平和心理状态。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价值观不同的人,主要是自由派学者或者说公知。他们认为儒家的价值观是前现代的,一直充当专制的帮凶,现在又跟当局关系暧昧不清。袁伟时,还有谁谁谁都这么说,大陆新儒家的观点在政治层面的主张是从1958年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向后退——那个宣言是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同。

还有一种是知识结构的不同。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哲学界基本是以所谓两个对子,日丹诺夫说的唯物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垒那套说法,做哲学或哲学史的研究,所以觉得越做越没趣。1980年代后,西方哲学进来,西哲火了。做中哲的人则发现牟先生、徐先生他们那套说法可以从正面去看待传统,既可以发现一个真实、有意义的人文世界,也可以与西方的哲学传统建立某种联系,跟自己想象的学术十分契合——孔子是苏格拉底、王阳明是存在主义、朱子是新实在论,等等等等,就非常高兴,干得很有劲,感觉相当好。现在,这样一些人居然跑出来,不仅反思文革,还反思“五四”,反对照西方的葫芦画中国的瓢,要中体西用地去解决中国的政治文化问题,抬出康有为,用宗教而不是哲学去理解阐释儒家思想与人物,简直是大逆不道!“五四”时不经反思地就把儒家作品分类到哲学名下,主要是因为当时具有统摄力的知识框架是孔德的,人类文化是进化的,开始是宗教,然后是哲学,最后是科学;而当时引进的所谓现代知识分类体系中又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这样,无论反传统的还是认同传统的学人,都没有从儒家思想体系在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意义与功能出发去思考它究竟是什么。例如,圣人这个名称或概念,究竟是与西方文化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应,还是与耶稣、穆罕穆德才更接近?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十年前出现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已经证明,那种“五四”以来的哲学式研究范式已经遭到质疑,新的发展需要新的思考范式。大陆新儒家或大陆新儒学因为对问题意识的敏感,率先做出了尝试。我要对李明辉和他的朋友说一句,我们大陆新儒学首先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在与左派的革命叙事与右派的启蒙规划的对话中萌芽产生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五四”以来的那种哲学进路存在着西方中心的预设,儒家文化价值的证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能经由与西方某个哲学家或体系的同质性论证实现,而只能经由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及其所需文化功能的解决承担完成。我们是被倒逼出来的。所以,第二种反对我们的学界人士,如果不是出于价值观的分歧,那就只能说是思考方式的落后,刻薄点说,是思想反应迟钝、智力水准低下。

最后一种是心理不对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酸葡萄心理。我知道一些人,觉得我某某某为儒学奔忙了这么长时间,头衔、项目、荣誉,哪个不是首屈一指?现在,在儒学越来越吃香的时候,却有人把我排除在外,几个后生小辈,又捣鼓出什么“康党”什么新康有为主义而没我什么事,岂有此理!于是,就在各种机会场合出语讥诮甚至组织活动,彰显自己才是名门正派,他们不过是野狐禅。十年前,2005年,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说大陆新儒学业已产生的时候就见到了这样的人,现在,更多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只要把心态调整一下,“修己期三立”,在给儒门带来荣耀的同时,儒学的荣光迟早也会照到自己的头上。儒学需要新的发展,发展需要新的学派,学派需要去建立自己的范式,从论题、论证到作品,并形成共识。现在有些人在试图做,你可以加入,也可以另辟蹊径,却不可以抱残守缺、叽叽歪歪,那不仅对儒学发展不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好——这话希望李明辉能转告给你的那些朋友。

说实话,作为在儒家文化研究这个圈子里混了二十几年的从业者,我深深感到现在远不是谈论儒家荣光的时候。无论从它自身进入现代的发展和更新来说,还是从现实的问题与环境来说,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从同治中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科玄论战、海外新儒家孤臣孽子守先待后,再到大陆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儒家一直在场,没有缺席,但做了多少?效果如何?都还只能说任重道远。我们在《天府新论》的安排下会讲成都,应该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和谱系里,求大同,存小异。我想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应该是牟先生、徐先生甚至孔孟先贤的共同期待。

这就是我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致辞。谢谢各位!

                                                                             (纪余夫 录入)




 来源:《新诸子论坛》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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