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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断线”——送叶秀山先生远行

时间:2016-11-21 15:39:22 点击:

核心提示:我初次知道叶先生的大名,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高文新教授的西方哲学史课堂上,高老师课上经常提及《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部著作,时而赞同,时而异议,而大部分时间则似乎是用来“切磋”和“佐证”自己的某个观点。...

  九月八日,在经历了整整两个月冗长到有些沉闷的暑假之后,也是在杭州“封城”“放假”一周之后,时光近午,我一人端坐在西溪校区主楼七层的办公室里拆阅假期里“堆积”的信件,忽然手机铃声显示有短信进来,打开一看,是我的一位现在北京做博士后的过去的学生发来的:“老师,叶秀山先生过世了。”放下手机和另一只手上拿着刚在翻看的书,默默地呆坐了半晌,我“追”问:“是真的?听谁说的?”那边回:“某某在朋友圈里刚发的。”又“空白”了一会儿,我只有七个字:“世间好物不坚牢。”对方“脆”复:“这没办法的。”

     我初次知道叶先生的大名,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高文新教授的西方哲学史课堂上,高老师课上经常提及《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部著作,时而赞同,时而异议,而大部分时间则似乎是用来“切磋”和“佐证”自己的某个观点。当《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一著出版时,我正在王天成教授的《小逻辑》专题课堂上,天成老师的授课地点是在靠近长春地质学院的吉大灰楼,记得下课后我还曾“缠”着天成老师要和他“讨论”叶先生书中关于苏格拉底辩证法的那一节。大学时代,青春饕餮,叶先生的这两部书那时我都是一字一句、亦步亦趋地反复拜读过的——时至今日,我还仍然记得《苏格拉底》书中的某些字句,例如我是在叶先生的一个脚注中第一次得知英国道德哲学家海尔(R.M. Hare);在那本书结尾处预告自己即将进行的柏拉图研究时,叶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柏拉图的全部著作都保存下来了,这不但是一种幸运,而且是一种公正。他的著作的确是值得保存的。”

    1988年盛夏,我从北国春城来到我后来在“外面的世界”转悠了二十多年又重新回来日常起居的千岛之城舟山,并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在当年定海城中那家现已不在原址的新华书店,我第一次见到了叶先生刚刚出版的《思史诗》。几乎不夸张地说,我在舟山那两年所余下的时光就都是在这本书的陪伴中度过的。无论从周围的知识空间、那时的个人心境还是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来说,事后回溯起来,带点儿自我拔高地说,我大概是想通过那本书来维系自己的精神高度于不坠吧。我从中得到的哲学上的滋养就正如从此前同样在那家书店得到的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中得到的文学上的滋养。

     1990年初秋,我在淮海中路622弄七号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恢复”了自己的学业。虽然因为《思史诗》的影响,我在研究生复试时曾大谈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还赢得孙月才先生频频点头,但我的导师范明生先生还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经验教训”“泼灭”了我的现象学梦。尽管如此,沪上三年可谓我全面“拥抱”叶先生论著的时期,除了收罗到以前在舟山未曾见过的《书法美学引论》和《古中国的歌》来念,那时凡是大小书上发表的叶先生的所有文字,我都无一例外地找来津津有味地研读。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阅览室条件很好,光亮人稀,而在那里念哲学的人几乎就只有我一个;记得有一次,一位那时刚刚毕业留校在杭大哲学系任教的陌生的年轻朋友敲开了我寝室的门,我见他手里拿着一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自报家门之后,这位不速之客翻到当期上叶先生那篇《哲学的希望与希望的哲学》,指着上面那些“道道”,“唬”我说:“这些是不是你划的?!”

      沪上念叶的最重要遭遇当然还是要数在那时十分红火的南京东路学术书苑邂逅《美的哲学》,那本书让我念得如醉如痴,那时我念书还喜欢用一种红笔圈点,一路念下来,最后我发现自己用那支划痕有些粗重的朱笔把那本书的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圈了起来!我至今也还记得其中的不少字句,不过现在想来最重要的是,读了叶先生的诠释和发挥,我才算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当然也还有“香草赠美人,宝剑配英雄”。多年以后,一位在玉泉相识的朋友即将赴美深造,临走要我推荐一本可带走的书,我想起的就是叶先生的这本小书,朋友到了大洋彼岸后,一次欣欣然地告诉我:“这书确实很好看,我晚上看一段就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让它陪我度过在异乡的夜。”

    《美的哲学》完稿于1989年八月,几乎可以被公认为叶先生那种温情款款、摇曳有姿的写作风格真正成型之作,然则三复斯书,在那份“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情致之下,却也分明有“猛志固常在”之刚毅的呈现,例如有这样的句子:《春之祭》中“所蕴含的那原始的‘奉献’精神则是一般甜美、优雅的曲调所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的文艺家以‘春’为题材的作品多如牛毛,其中多数都渲染了‘万紫千红’的气象,这原也是很真实的,但却不免是表面的,唯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那蠢蠢而动、大地复苏的雷声中听出了人类为迎接这个春天的来到付出了的严酷的代价。春天是那样的美好,繁‘花’似锦,充满了无限的‘生’机。那‘无可奈何’‘落去’的‘花’,又盛开了,但那被祭献的少女却一去不返;‘生’是由‘死’换来的。春天的来临,固然是大自然的‘恩赐’,但却是有代价的,人要为大自然作出‘奉献’,把自己的最美好的女子‘奉献’给自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换来了‘他人’的‘青春’,以自己的‘死’,换得了‘他人’的‘生’”。这些“美文”中就无疑既有那个“斗争”年代之“烙印”,同时也更是在为那种“斗争”中所蕴含之“理想”做“见证”。的确,表面和内里都温雅到极致的叶先生其实并不“回避”“斗争”,“奋争”(《哲学之辩护:雅斯贝斯的“奋争”和“奉献”》)和“斗争”(《“现象学”与“人文科学”:“人”在斗争中》),不但赫然出现在叶先生的文章标题中,而且从历史上和学理上得到了深入的继承和阐发:一方面,“生活充满了斗争,斗争给人带来乐趣”;“通过具体的交往——包括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与”‘他人’的和谐一致,就是美,就是诗”。另一方面,“雅斯贝斯所谓哲学之斗争也是‘有感而发’,是有针对性的……在Existenz的根本上维护哲学之独立性,这就是雅斯贝斯为之‘斗争’的目标”;“四海为家,则常常无以为家,深刻揭示这一层意思的,是法国的列维纳斯……在很深的学理层次上维护着‘人’的生存、斗争的权利。”这大概就是叶先生在其学思生涯后期对德里达、福柯、利科等法国哲学“诸公”“情有独钟”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吧。

     从1993年开始,我有三年时间在杭州大学念博士。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曾经提及自己选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过Individuals,但当时我怎么会知道有这本书的,确实已经记不得了,或许就是在图书馆翻检西文书目时偶然发现的。作为叶先生文字的追读者,我当然知道他1989年就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英伦三月话读书》,里面记到在牛津访学时念斯特劳森的康德书的经历。在那个资讯相对还比较匮乏的年代,这种直接来自现场的报道对于一个暗夜行路者几乎就已经是一种鼓舞和鞭策了。此外,我在博士论文中还引用过叶先生早年的一篇文字《康德纯粹理论批判>“分析篇”中的一些问题》,像我当年的老师那样同样以之来“佐证”自己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粗浅观察。大概就是基于这些因素,毕业从教后我还曾经把自己的论文打印出来寄给叶先生请他指教,并因此和他通过一个电话,他客气地说我这做的是一种“专家”之学,而当我为贸然请教为他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和谢意时,他用那江苏口音的北京话带着点儿拖腔地回我说:“不麻烦。”

     因为自己从没有见过叶先生,我对他老人家的那份心境就更是神似一位粉丝之于自己心仪之偶像的心情。而且——从“内因”来说——以我在哲学界那小而又小的“圈子”,以及——这可谓“外因”——叶先生那种“深居简出”的风格,我几乎就没有什么“渠道”得到自己的偶像的任何“消息”。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还是来了:大约十多年前,我在昆明参加由阿登纳基金会和社科院哲学所举办的一个政治哲学会议,期间有幸和谢地坤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朝夕相处几天,因为知道地坤教授和叶先生过从颇密,我于是“见缝插针”,一有空隙就试着从地坤教授口中掏出些关于叶先生的“八卦”和“秘辛”,即使以地坤教授之口风紧严,也应该说是“收获颇丰”,现在想来我实在是要感谢地坤教授之“交浅言深”,而这多少算是安慰了我多年的那份“饥渴”的心情。

    博士毕业是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从所谓专业的字面意义上而言,我和叶先生的工作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渐行渐远”了。但是叶先生的著作,从《愉快的思》到《无尽的学与思》,再到《学与思的轮回》,从《西方哲学史导论》到《哲学要义》,再到《科学·哲学·宗教》,从《中西智慧的贯通》到《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再到《“知己”的学问》,都是我每见必收必读的。2010年九月,我在紫金港晓风书屋见到《美的哲学》重订本,买回家读完叶先生的新序,心绪难平,“思如泉涌”,当夜就写下了《榜样的力量》这篇自己难得比较满意的小文,后来并得到杨丽华女士的支持在当年的《文景》上发表了。

   “奇文共欣赏”,“以文会友”——由此关联开去,这些年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这样几件“事”,一是2010年十一月,我应时在上海社科院任职的童世骏教授之约,随他到范明生先生府上祝寿,行前在童教授的办公室,记得他刚读完我发给他的为范先生贺寿的那篇文字,聊天中就脱口半自言自语地说:“应奇的哲学偶像是叶秀山。”哲学家说话也要有“证据”和“来历”,我猜想世骏教授这个论断的一个字面上的根据应该是我在那篇文字中曾经流露,1993年自己硕士毕业时一度打算报考叶先生的博士生,但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们是轮流招生的,那一年叶先生并没有招生;二是从《榜样的力量》一文得知我对叶先生文字的执着痴迷后,叶先生晚年的“御用”编辑周文彬先生曾有几次把他刚约到还在编辑中的文章发给我“先睹为快”,现在想来还是深感幸运,大概“享受”这种“待遇”的,除了叶先生自己的学生外,估计并不会太多吧;三是叶先生的“康德书”《启蒙与自由》刚刚出版,我就在那时已有很久没有去过的杭州解放路书店得到了。之所以对此印象这么深,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天刚好有一位前几年从我们所里毕业的年轻朋友来找我,这位朋友电话我时,我刚好在那家书店,我就说你到书店来吧。那位朋友到书店后见我手里拿的书,调侃说“应老师又忍不住书瘾了!”我不假思索就“打趣”说:“一般来说,书成了灾后,一本书是在哪家书店买的就并不容易被记住了,但是如果当时还有一个人同行,那就大大增加了记住这一点的概率——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店),我要买这本书!”

     此后不久,名满天下的张祥龙教授来敝所演讲,我受包利民教授之托,代表所里“宴请”祥龙教授,除了同所一位过去是张教授的学生的同事,“见证”我买书的那位年轻朋友碰巧也在。由于刚从网上得知有一个《启蒙与自由》的小型研讨会,而且张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就请教他对于叶先生此著的感受,记得祥龙教授回说:“我这些年读列维纳斯,琢磨他关于‘家’的概念,再比照儒家,越来越觉得列维纳斯的重要性,而叶先生那么早就注意到了列维纳斯的重要性!” 我于是想起韩水法教授有一次在听我“倾诉”对叶先生的仰慕后,似乎是随口但其实是板上钉钉地对我说:“叶先生满脑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我听了祥龙教授的话,冒昧地觉得可以对水法教授做一个“补充”:“叶先生满脑子也装着儒家的问题。”如果前一个“满脑子”更多地是在发生的、源头的意义上说的,那么后一个“满脑子”则更多地是在本体的、根源的意义上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如果说前者是在建构和反思层次上讲的,那么后者则是在重构和回返(环)层次上讲的——叶先生在最新的文集《“知己”的学问》的序言中把这种做哲学的方式称作“迂回-detour”式的“战术”。即使从其不多的着墨也可看出,在现代新儒家诸子中,叶先生高度尊崇牟宗三先生:“他在从学理上沟通中西哲学方面有特别的贡献,其深入的程度,也是不可被忽视的。”又说:“牟先生西学得力于康德哲学,不过他虽然特别重视道德伦理,以此架起桥梁,但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解,似也还没有‘到位’,因为也还缺少基督-犹太这个环节。我想,这都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无疑,直到九月七日深夜在书桌前倒下那一刻,叶先生也都还是“迂回”在这“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中的。

     在杭州停留一天后,我就在上周六晚上回到了新城。从办公室出门前抬头看到进门书架最高处就是当年安徽教育所出叶先生那个文集,于是就恭敬地取下放入行囊中。为了在天气彻底凉下来之前陪小女再玩次沙滩,次日下午我们就到朱家尖参观所谓沙雕节,随身还携带着叶先生的那部文集。一路秋雨绵绵,高天海风劲吹。到了南沙景区,才想起今天是此前注意到过但并未去追踪的“东海音乐节”的最后一天,看了下演出节目单,发现当晚的压轴正是我年轻时听过的台湾女歌手万芳:看看时候,现在还只有下午三点钟;看看这天候,还有小女因为玩沙和“冲浪”而瑟瑟发抖的双唇,我知道我是“坚持”不到见到万歌手的那一刻了,虽然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这大概会是我此生距离自己的另一位“偶像”最近的一刻了。幸运的是,正在我有些茫然地冲着舞台上已经开始表演的不知其名的摇滚歌手发呆时,我忽然想到正不妨“妙”用这位女歌手的一首的我当年很喜欢的歌曲的歌名来刻画我现在的那份心情。凡看过曾担任叶先生学术助手的王齐女史谈叶先生之音乐情缘的那篇妙文者,一定无从推出叶先生会知道万芳这位通俗歌手,但我想,以“心目中并没有什么俗称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之间的严格区分”的叶先生那种并不排斥通俗音乐的胸襟和趣味,他老人家也未必会笑话我的“品味”吧——既如此,我就还颇欲有些僭妄地用叶先生的话——见于叶先生1993年参观台湾故宫博物院之后写下的《关于“文物”的哲思》——为万歌手的通俗流行歌曲“进一解”,并以为叶先生送行:

  “董其昌大小法书,分三室陈列,其凝重飘逸之势,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董书强调虚实相生,最得生命之理。论书艺者有‘笔断意不断’之说,亦可谓得‘生命’之真谛,贵在于空白处体会出‘意’‘不断’的道理,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

                                         2016年9月13日午后一时,千岛新城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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