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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布法罗那明灭的灯火——追忆余纪元教授

时间:2016-11-21 15:36:42 点击:

核心提示:有些人劝导我们,作为人,要多想人的事,作为有死者,要多想有死者的事。我们一定不能听从他们,而是必须尽我们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朽,竭尽全力去体现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

     十一月四日早上七点多,我还在桌前早餐,又是一条来自北京的短信:“老师,余纪元先生昨天过世了!”飘渺到有些虚无的“预料之中”还是远远无法掩蔽和钝化这切实而又锐利的“突如其来”——瞬间的冲击造成的间歇停顿过去之后,依然绵延的思绪却让我恍然想起了去年十一月间,我把拜读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录《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之后写成的《太老师》一文发送给纪元教授,他收到后给我的回信,于是拖着自己那条沉重的伤臂坐到电脑前,检出那封信,时间显示是十一月十四日:“应奇兄,谢谢大作,总能获益。我今年背运,得病一场,还不小。请了一学期病假。不过就要见到光明了。望诸事安好!纪元”。

     我之得知纪元教授大名,至少是固化对其的印象,想来必定和我的导师范明生先生有关。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念硕士,虽然几经曲折,我最终并未以希腊哲学为业,但后者始终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恒久话题。忘记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后的聊天中,明生师有一次带着夸赞的神色提到了“小余”——之所以如此,想来这其中还有个因素应当是和我的籍贯有关,因为我和范师口中的“小余”一样都是诸暨人!不过那时候“小余”给人的主要印象,大概还在于他是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译者,后者初版于1989年四月,是继北大西哲史教研室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之后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而“小余”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了他在海外近三十年的求学、研究和教学生涯。1992年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调研”,在北大出版社的门市部,我一口气买了刚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太阳神译丛”解释学系列中的全部新品,这其中就有“小余”翻译的那册《伽达默尔论柏拉图》。这本小书现在不在我的身边,我猜想那应该是“小余”还在国内时完成的译品。

     从1995年底到1996年初,我在为完成自己关于Peter Strawson的博士论文做全力的冲刺,我的关注点在于论主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而论文的一个主要旨趣是借助于Ernst Tugendhat的相关工作,以斯特劳森为个案,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说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连续性。基于此,也基于斯特劳森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特殊的“连续性”和“亲和性”,我在文中引用了“小余”1995年四月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亚里士多德论ON》一文。其时我对于作者本人与斯特劳森的“渊源”应该还是毫不知情的。

     转眼到了我博士毕业从教后的第十个年头。那是2006年二月,我从“哲学在线”上见到斯特劳森的讣告和江怡教授的悼念文字,虽然其时已从“旧业”中掉队甚久,我还是在稍作沉淀后就写下了《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这篇追念文字。文中我重新阐发了自己在表面上看与“旧业”不甚相干的领域中转悠一大圈之后对于斯特劳森哲学的理解,还回顾到当年为了修订我的博士论文,参阅过纪元教授为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所撰有关斯特劳森的一章。江怡教授在看到我的这篇文字后,表示希望纳入他为《世界哲学》所组的纪念斯特劳森的专栏文字。通过同组的那篇纪元教授的《通过斯特劳森而思》,我算是初步了解到了前文所蕴含的那种理智的和交往的背景。

     应该是在那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纪元教授回国过访杭州。那是我初次和他见面,我聆听了他在哲学系的讲座,还和盛晓明和包利民两位教授一道参加了招待他的晚宴,我至今还记得从西溪校区赴百合花饭店路上,车子经过曙光路浓密的树荫下时我们在车内愉快的交谈。包教授和纪元教授是从事希腊哲学的同行,晓明和他口中的“小余”则是人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同学,只是前者比后者高一班,但据说他们经常一起在苗先生课上学希腊语,在此前和我的聊天中,“天纵英明”的晓明教授也时常称道当年苗公课堂上那个聪慧好学的小余。我和纪元教授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行,更非任何意义上的同学,但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同乡,这就似乎在我们之间平添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由于我并不从事希腊哲学,当然无法具体评价他的主业。而在我看来,他对一般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和尼古拉斯·布宁合编的那部哲学词典。因为这部词典的中英对照本刚一出来时我就收于囊中了,不但向多人推荐,而且仔细读过自己感兴趣的所有条目。在我看来,这部词典之与一个哲学学生甚至学者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之于一个政治学学生甚至学者的重要性。于是我自然地在纪元教授面前提到了这部书,又因为自己也做了近十年“嚼饭与人”的工作,我就大着胆子在他面前议论了对照本中某些译文的质量,纪元教授听完我的“吹毛求疵”,有些出乎意料地“反馈”我说:“要是我们早认识,我就请你参加这部书的翻译了!”

     斯特劳森哲学是我们之间的另一条“纽带”,记得我们席间谈到了当年的那组纪念文字。他在文中把自己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提出并加以论证和发挥的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这构成了他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一书的核心论旨)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斯特劳森区分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之于他的启发和影响。对此我自然只有叹服的份儿。对于他在文中通过对Being之译名的讨论进一步引申出的有关主谓结构(即使如斯特劳森所说是“深层的”)之普遍性的问题,我更无法赞一辞。令人感慨的是,当我看到他在文中肯定梅祖麟(Tsu-Lin Mei)先生早年的那篇Subject and Predicate: A Grammatical Preliminary对于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论文时如大海捞针般从“北图”的陈年过刊中扒梳复印到的这篇不足十页的“小”文章,而最后却没有用在我的论文中(当然我可以篇幅或论域所限等说辞聊以自遁!)。俗话说,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自然不敢自比于纪元教授,我要感叹的是,对于如吾辈般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理资源的庸常的哲学从业者而言,“入宝山而空回”乃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

     也许是看出我读“斯”而不“化”,纪元教授指点我说,关于斯特劳森的个体论形而上学,还有他在布法罗的同事的一个批评值得参考。兴许是当时没有记下那本书名,不久以后我就写信给他询问此事,他热情地回复了我,原来是他在布法罗哲学系最好的朋友Jorge Gracia的一本形而上学著作。从此以后,我们就偶有电邮往来。2008年四五月间,我一人从普林斯顿出发,从纽约坐火车旅行到布法罗,此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纪元教授在那里。他带我游览了大瀑布,请我大啖所谓帝皇蟹,还驾车数小时,载我和时在他那里访问的一个国内的博士生去欣赏纽约上州的自然风光。那几天是我和他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身上依然有所谓诸暨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例如豪爽率直,爱开玩笑之类;同时,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异域,也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十分相熟,我不时会感觉到他其实当然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其时分明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早年得志”和“壮志未酬”这两种复合的特质。前者当然无需我赘辞,比较巧合的是,我到布法罗的那天,正逢哲学系为他荣升正教授举行酒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夫妇俩到布法罗火车站的时间要稍晚于我到站的时间。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坐在他们车中看到的布法罗夜色中那明灭的灯火也才给我留下了更难忘的印象。所谓“壮志未酬”,也许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我从他的谈话中感觉到的——他正当盛年,自然不会有“江郎才尽”之虞,不过他确实亲口告诉我,像Gregory Vlastos那样经典性的文章,只要能写出一篇来,就于愿足矣。另一方面,我曾在别处把他同样亲口告诉我的回乡的感受形容为鲁迅笔下那种“逃也似地离开故乡”的感觉,这自然就引起了我的某种复杂的感受,我当然也不会把他的那种感受贸然比拟于牟宗三先生在《说怀乡》中表达的感受。因此,当我看到他在《德性之镜》中自陈那本书中的学术工作同样也是出自“故土情怀”时,我那种基本上是自找的“困扰”算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抒解。我对于儒家和德性伦理学都殊少研究,不过容我冒昧地也是“自作解人”地说一句,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在如何融合“学术关怀”和“故土情怀”这个世界性的和根本性的课题上,如果我们说纪元教授仍有“壮志未酬”之处,那一定也是可以成立的吧。

   2012年春夏之交,是在纪元教授担任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任上,他来浙江大学主持召开一个儒学学术会议,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他是会议的召集人,期间事务繁多,我没有机会和他单独相处。但是幸运地,在最后的晚宴上,我算是终于见识了他喝酒的风采,虽然他告诉我,现在的酒量连年轻时的一半都不到了。但是很明显地,那晚的他喝出了状态。印象最深的是在相互劝酒的热情洋溢的氛围中,他对会议做了这样的“总结”:看起来,这次的所有与会代表中,论学问之渊深和讨论问题之热忱,还是要数岁数最长的成中英教授和沈清松教授!听了他的话,我不但想起了那年在布法罗,我问起他在这北国寒地的交游,他对我说,沈清松教授不时会从多伦多开车过来和他喝酒。我更想起了他有一次对我说,亚里士多德是他的“至爱”,而希腊语是这样一种语言,只要稍有疏忽和懈怠,没有做到“学而时习之”,语感就会急速下降,因此保持自己之热爱于不坠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无分寒暑、焚膏继晷地和学生们一起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从学问之典范和纪律、思想之创造和传承的角度,我除了想起牟宗三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中从“法轮常转”的角度所揭橥的“重复即创造,创造即重复”之精义,也有点儿不太相干地想起了罗尔斯曾经在某一处说,那些创立、签署和奠定原初契约的人诚然是体现了人之为人(公民之为公民)的高度自主性,但是那些遵循、坚持甚或修正这种契约的人又何尝不是体现了人之为人(公民之为公民)的高度自主性呢?!

     犹记离开布法罗的前一天,纪元教授带着他的少公子Norman和我一道去逛街市,我们还来到了一处看上去颇为壮观的公共健身广场,他告诉我,布法罗市在公共设施上投入很大,这样大型的体育健身广场有好多处。看着Norman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的样子,他对我说,因为Norman从小多病,他们夫妇俩在为孩子求医和康复上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时间和精力。话锋一转,他又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许还有后来的职业压力)使得我们长期养成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每天只要不读书,我们就会感到内疚,甚至不读多少页书,就觉得无法交代自己。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好的生活。他又说,对于Norman,我只要他健康,能上一所过得去的大学,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过得快乐,那我就很满足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2008年,正是他的那篇Living Well and Acting Well: An Ambiguity of Happiness in Aristotle发表的一年。从一个外行的望文生义的角度,此文中把“活得好”和“做得好”的区分确立为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首要问题,似乎可以“对应于”他把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确立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内在于此文的文本来看,其论证的关键则在于确立思辨活动之幸福和思辨生活之幸福的区分,并由此把问题进一步引向幸福之层级以及思辨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继续阐释和发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思辨者应当选择去过理智生活。这是因为努斯是思辨者的自我。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无疑地,这番似乎带有“夫子自道”况味的洞见同样也是基于纪元教授所毕生钟爱的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如下这席话:

  “有些人劝导我们,作为人,要多想人的事,作为有死者,要多想有死者的事。我们一定不能听从他们,而是必须尽我们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朽,竭尽全力去体现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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