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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龙:哲学在和实践互动中创新

时间:2016-02-16 11:58:39 点击:

核心提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虽然基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而产生,但是不能将其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简单等同。同样,中国传统哲学“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受到尝试摆脱“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家所青睐,也确实对他们探求后现代哲学给予了有益的启示,预言后现代哲学由此形成也颇有...

二十世纪末,古今中外哲学与文化的碰撞、冲突、汇合、交融,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艰巨的使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优势主要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世纪之交,其作为对不同思想文化交融起着导向作用、创造作用的哲学观点、哲学方法和哲学活动,不只是诸多哲学派别中的一派,而且是对它们进行比较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对诸多哲学派别、哲学思潮,主要是中西哲学的比较,促进哲学和实践互动,求得哲学的变革和创新。也只有在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所以,自觉地参与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开展“哲学比较”、“比较哲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跨世纪使命所迫切要求的。

(一)

中西哲学比较的坐标,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观念的存在,其最终依托是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双重性质,而哲学只具有普遍性,虽然它也依托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但是由于它是普遍性的观念存在,因而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又有着超越的趋向。当然,这种超越最终仍需依托于实践的超越。尽管如此,实践的超越又总是在具有先导性的哲学指导下实现的。因此,比较哲学中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人们对古今中外各种哲学现实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并据以对哲学坐标定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一定的实践需要,即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为标准。而人们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哲学的真理性,分辨和抉择哲学的是非优劣,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某种哲学,即以某种哲学为坐标。无疑地,实践检验对哲学坐标定位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但不能因此忽视或贬低哲学坐标的独立意义。哲学是观念的存在,但它是蕴涵着世界的深刻内容并作为实践的普遍经验的最高概括。而物质实践也不是同人的观念无关的,它是具有一定观念的人的活动,或者说是人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活动,特别是将其作为检验哲学真理性的标准更要通过人的“观念”,要有人对实践结果的理解与阐释,这又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与支配;因此,哲学坐标不能因其作为观念存在而认为同实践标准无关,实际上它有内在于实践标准的一面,它是实践检验的必要补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实践标准的意义。

可见,哲学坐标的定位和实践标准的操作都需要人的理解与阐释,两者的确难解难分,只不过哲学坐标的定位是以哲学去理解与阐释一定的实践结果,而实践标准的操作则是用实践结果理解与阐释一定的哲学。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正是在两种理解与阐释的相互联结、不断“循环”中实现的。比较哲学的重要意义即在于通过古今中外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两种理解与阐释的联结、“循环”创造条件。通过比较不同哲学对实践结果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才能进而以实践为标准检验自身、反思自身,从而变革与创新自身;也只有以实践为标准检验不同的哲学即以实践结果理解与阐释不同的哲学,才能使哲学坐标定位,从而找到变革与创新自身的途径。

(二)

将两种理解阐释置于哲学的实际演进过程中,不难发现哲学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中介的。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哲学的真理性所体现的实践对哲学的推动作用和以哲学为尺度理解与阐释实践结果所体现的哲学对实践的导向功能,都是以不同哲学的比较为中介而实现的。回顾我国近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传统哲学的变革与创新以中外、主要是中西哲学比较为中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通过实践检验哲学,实现新旧哲学更替。我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是通过外来哲学的传入,同外来哲学比较而实现的。突出的是政治领域,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不同哲学多层面的比较实现了新旧哲学的更替。这个过程侧重于实践对哲学的检验,即以中外、中西方不同的实践结果,特别是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理解与阐释长期统治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哲学,并以多种外来哲学思潮,诸如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马列主义等为参照与尺度,终于作出了马列主义的抉择,显示了哲学变革与创新中物质实践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提供了以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指导我国历史进程的前提与条件。在新哲学尚未在全局确立的新旧交替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在政治实践中出现了新哲学的排他性,既排斥本国的传统哲学,也排斥外来的非马列哲学的“矫枉过正”倾向。这不仅难免,而且必要,因为在长期比较抉择中“传统”和非马列哲学都被认定为应予抛弃的对象,虽然它们具有精华和糟粕双重性质,但是精华与糟粕连成一体;如果在二者一时难以分辨的情况下只是着力于保存精华,难免连糟粕也予以保存,这显然会阻碍哲学总体的变革与创新,所以,对“矫枉过正”的倾向应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认为是偏差,它往往是哲学变革与创新的初始阶段所必经的。

第二个阶段,通过哲学指导实践,巩固新哲学的地位。新哲学确立并用以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性实践后,哲学的走向从侧重于以实践检验传统哲学转为侧重于以新哲学指导实践,并以新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理解与阐释实践的结果,这在实质上是以成功的实践巩固新哲学的地位。这个阶段由于新哲学已在全局确立,作为指导思想基于其意识形态功能而具有排他性,仍然是必要的。但需明确,这时排他性的基础已从以实践检验哲学转为以哲学指导实践,因此如果不同时坚持对哲学的实践检验,即把哲学指导实践与接受实践检验结合起来,那么就会使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脱离实践从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堵塞其继续变革与创新的道路,因而有违于马列主义新哲学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特别是无视以实践为依托的多元化哲学观念的现实存在,把指导思想的排他性绝对化,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歪曲为哲学观念的单一化。这一切貌似维护新哲学的应有地位,但由于新哲学已居于指导地位,再一味地恪守排他性、单一化和矫枉必须过正等等,其结果就不再是对旧哲学和非马列哲学“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使自身陷于“枉”得不到矫正的问题。因此这种片面性会使新哲学脱离不断发展变化的物质实践,使其扭曲、异化,以致丧失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保持与巩固新哲学的指导地位绝不能依靠人为地取消多元,强制地搞单一化。相反,要正视哲学的多元化,通过比较正确处理马列新哲学和非马列哲学、一元和多元的关系问题,以保证新哲学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不断变革与创新,使之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第三个阶段,通过哲学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检验的自觉统一,完成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新哲学在全局确立只是传统哲学变革与创新的起点,绝非终点。近15年来,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哲学与文化领域将哲学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检验自觉地统一起来,为传统哲学最终实现其变革与创新创造了条件。首先,明确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不仅适用于传统哲学,也适用于马列主义新哲学,通过实践检验把传统哲学和新哲学都置于现代实践的基础上,奠定了同现代世界哲学接轨的基础。其次,通过实践检验纠正了封闭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促进了新哲学和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在现代实践基础上的汇合与交融,使新哲学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土壤,也使传统哲学得以实现真正的变革与创新,而不是简单地被抛弃或中断发展。可见,今日出现的古今、中外哲学汇合与交融的局面,预示着我国传统哲学变革与创新的真正实现,这是哲学和实践互动的必然结果,不是人为所能阻止的。

(三)

中西哲学比较多层面的展开,其关键在于要把握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的统一。集中表现了中西哲学民族特质的是基于它们各自的本体论所形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共通点与差异点、它们的历史局限性与历史超越性都是以实践为最终依托的,即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发展和演进的。比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思想的继承性上分析,它渊源于始自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由于近代认识论研究的专门化与深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来作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研究课题,演化为整个哲学的核心问题,恩格斯总结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最高问题。因此,以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作为西方哲学坐标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在于不能仅此一个坐标,还有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哲学坐标如何定位的问题,进而还有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如何统一的问题。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置之不顾,仅把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作为西方哲学的坐标,并且仅以此为参照与尺度衡量与评判中国哲学,势必会导致以西方为中心的极度偏颇,不仅以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为标准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用于中国哲学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而且更为不宜的是由此会把以“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排除在哲学之外。相反,以同样片面的方法,即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方法,仅以中国古代哲学“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参照和尺度衡量与评判西方哲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导致对西方哲学不适当的贬斥,同时也会导致对渊源于西方哲学的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作不适当的全盘否定。可见,不和实践标准相结合,只有哲学坐标,“比较”是无法进行的,甚至连坐标的定位都难以正确解决,使比较哲学陷入误区与逻辑悖论,其原因概出于此。

在“比较”中必须将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正确地自觉地统一起来,并以此全面地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中西哲学的民族特质以及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共通点与差异点、历史局限性与历史超越性。不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它们具有民族特质的思维方式绝不仅仅具有哲学坐标的意义,由于依托于实践、蕴涵着普遍性的实践经验,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实践标准的意义。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渊源及其产生、发展、演进的实践基础来分析,它绝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坐标,更是以近代实践与科学为依托的近代世界性哲学的坐标。当然,不能因此而认为以西方为中心是合理的,似乎有实践的依据。近代的欧洲摆脱了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统治之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以其为依托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优点不啻是渊源于始自古希腊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更是近代欧洲实证科学所赋予的,而科学具有超越地域界限的趋向,不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它们注重逻辑分析或理性思辨以及概念的确定性与体系的严谨性都以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为依托,从而形成了以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中明显地孕育着体现科学精神的世界性哲学。我们也不否认,哲学依托于近代实证科学并不能完全摆脱狭隘视野,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以思维和存在、真理和价值的严格区分为前提来看,它所带来的哲学思维的狭隘性,同哲学的内在超越功能、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精神境界不尽符合,但是更为重要的毕竟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切合当今实践与科学发展的需要。正因此,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置于当今世界实践与科学的发展来考察,并不失其作为现代世界性哲学坐标和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现代实践标准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它作为西方哲学的坐标,也不能由此而简单地否定它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作为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唯一标准,而要纠正对它的误解与误用,比如将其作为贬斥传统哲学的手段就需纠正。为此,要从它所具有的既作为西方哲学坐标又作为近代世界性哲学坐标的双重性质上予以把握。这样,将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对于我们分析中西传统哲学的共通点、中国传统哲学中如何孕育近代世界性哲学萌芽以及探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上近代化、现代化等,均具现实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虽然基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而产生,但是不能将其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简单等同。同样,中国传统哲学“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受到尝试摆脱“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家所青睐,也确实对他们探求后现代哲学给予了有益的启示,预言后现代哲学由此形成也颇有根据。但是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天人合一”的命题不加变动地简单拿来直接作为后现代哲学的坐标,也是不适当的,而必须将其与现代、后现代实践相结合,经过不同哲学的汇合与交融,形成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哲学坐标。它不仅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有所超越,而且更超越于我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无疑地,这种超越保留着已往思维方式适合于现代与后现代实践的全部优点。我们力求将哲学坐标和实践标准正确地统一起来,执着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即在于要探求与开拓哲学继续前进的道路,这是哲学跨入21世纪的迫切需要。




 来源:(原载《新视野》199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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