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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时间:2020-07-01 00:22:58 点击:

本文原发表于《学术月刊》1993年第8期,作者是冯契先生。1993年是我国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本文是作者为《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写的专稿。

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写点纪念文字来献给锡予师,因为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曾受到汤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春风化雨般的教诲,那是我终生铭记在心的。

我原是清华哲学系学生。1937年抗战爆发,离校到山西前线参加工作,后又到延安和晋察冀、冀中等敌后根据地。1939年秋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时哲学系主任是汤先生,我这才和他相识。我先后选读汤先生的课程有:“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他一个人能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我因为要参加联大地下党领导的“群社”的许多活动,如办壁报、组织同学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所以有些课程常常缺课,但汤先生的课我却总是认真学习的,除非生病,决不缺席,因为他的课确实吸引人。正如高屋建瓴,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不时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人欣赏到了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十分紧张,大后方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盛传国民党特务已开出黑名单,即将派出武装到西南联大进行大搜捕,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于是地下党决定停止“群社”的公开活动,并把许多骨干分子疏散到乡下去。我这时便到昆明郊区龙头村(龙泉镇)北大文科研究所暂住,王明(当时他是北大研究生)为我在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个书桌,搭了个帆布床。有一天,忽然见到汤先生来了。他悄悄问我:“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么?”我说:“不知道。”“不会是被捕了吧?”“没听说。”“你不会走吧?”我踌躇了一下,说:“暂时不会走。”他叹了口气,深情地盯着我说:“希望你能留下来!”这一次简短的谈话给了我深刻印象。我原来以为汤先生是个不问政治的学者,他洁身自好,抱狷者有所不为的生活态度,想不到在这严峻时刻,他对进步同学竟如此爱护,如此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完全是真诚的。这就使得我在感情上跟他更接近了些。

后来我终于在昆明留下来了。1941年夏我大学毕业,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便搬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去住。在这之前,日本飞机对昆明多次狂轰滥炸,在西南联大周围也丢了好几个炸弹。为了躲避轰炸,许多教授都只好到郊区农村借房子安家。当时冯友兰先生家在龙头村东端;金岳霖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家住在一处,在龙头村西端;汤先生家在麦地村,处于司家营和龙头村之间,相距各约一里。我到了司家营后,因为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正什么公开活动都不能干了,便决心埋头读书。金先生为我一个学生开课,我每星期六下午到他那儿去读书(先是Hume,后是Bradley),边读边讨论,又把他正在写的《知识论》手稿一章一章带回来读,送回去时也要提问题跟他讨论。此外,我自己开了两个书单子: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读书有疑问与心得,便想找老师请教、讨论,心情往往是迫切的。通常,有关西方哲学问题,我去问金先生;有关中国哲学问题,我去问冯先生和汤先生。但到冯先生家路稍远些,汤先生家路最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麦地村了。汤先生也欢迎我去谈天,我提出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或者给我指点,叫我去查什么书;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耐心跟我讨论,使我感到无拘无束。所以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所得。渐渐地,去的次数多了,交谈的范围扩大了,跟他家里的人也都熟悉了。那时一介和他的姊姊都还小,在上小学和中学,家务是由师母一人承担的。有时我去,汤先生去学校还没回来(从城里回麦地村,步行至少一个半小时),师母便跟我拉家常,诉说生活的清苦,关心汤先生的健康状况,等等。那时在昆明,教师和学生吃的都是配给的有霉味的米,米里掺杂无数沙石,吃饭时一不小心就崩断牙齿。鱼、肉当然极难得,每天能有一个鸡蛋已是奢侈品了。但汤先生是那种“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哲人,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因为他有自己的超脱世俗的玄远之境足以安身立命。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谈得很高兴,不知不觉间天已黑了,师母走进门来说:“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汤先生说:“我们谈玄论道,在黑暗里谈更好。”我说:“我们在黑屋子里抓黑猫。”于是两人都哈哈大笑。有时,谈得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不过我并不赞同那种以为哲学的宗旨就是“寻孔颜乐处”、达到“吾与点也”的境界的说法。我认为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和汤先生接触久了,我才知道他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超脱”的。他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他面前,我可以毫不掩饰地批评国民党反动派。有时闲谈,他也会问我延安和抗战前线的情况。我介绍一点敌后根据地军民如何艰苦奋斗、打击敌人的英勇事迹,他便“唷唷”地称赞不绝。当然,他是主张学术和政治应保持一定距离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他这话是有所指的,他的概括我是同意的。不过我当时以为汤先生未免消极了一点。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庭的。汤先生有点像老子。而我以为,除了上朝庭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

和汤先生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我读书中碰到的间题。许多哲学名著,过去我浅尝辄止,这时想系统地钻研一下,又觉难度很大:文献浩如烟海,哲学史上的大家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才,他们深刻的思想只有通过艰苦的钻研才能把握,但把握了却又易被它的魅力紧紧吸引住,难以钻出来;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我跟汤先生谈我的思想顾虑,他说:“慢慢来,你行的!”在学大乘空宗著作时,他指点我学“三论”、《大般若经》第十六分,又回过头来读《肇论》。他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僧肇把般若经的精华都概括出来了。”他说:“中国人天分高。印度人说那么多,也就是《肇论》那么些思想。”我忽然对如何“能入能出”的问题有了领会:僧肇就是一个能入又能出的典型。

汤先生治哲学史,既注意全面把握资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又注意融会贯通,揭示其发展的线索。所以他的著作也正是能入又能出的典型。在司家营期间,我特别就魏晋玄学和中国佛学两个领域跟汤先生讨论了许多问题。关于魏晋玄学,汤先生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哲学论争,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线索。我向汤先生谈过自己的体会,认为他这种从把握主要论争来揭示思想的矛盾发展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运用辩证法来治哲学史,这不仅对魏晋玄学、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虽然汤先生当时还缺乏唯物史观,他的方法论还有待改进,但他用自己的方法论对魏晋时期作典型解剖,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从“有无、本末”之辩说明了从王弼“贵无”到向、郭“崇有”、再到僧肇“非有非无”,是玄学发展的主线;同时在佛学般若学中,由道安(本无)、支遁(即色)到僧肇,也经历了类似过程。这一个理论线索显得千净利落,对学者很有说服力,并能给人以思辨的美感。记得我读了《庄子注》,曾写过一篇读书笔记给汤先生看,笔记中提出郭象学说的主旨在“独化于玄冥之境”,亦即“有而无之”;在王弼“贵无”、裴頠“崇有”之后,郭象试图综合二说;并提出汤先生的框架还可以作些改进。汤先生是喜欢学生提不同见解的,他看了我的笔记,连声说“很好,很好”,并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探索。后来我经过探索,对魏晋时期的哲学演变形成了一点看法,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我的看法和汤先生稍有不同,但以“有无、动静之辩”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发展的主线,基本上是循着由汤先生开拓的路子前进的。

我在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读了两年书,后来就考虑如何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了。金先生给了我启发,他说写完《知识论》之后,打算对“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问题作点探索。他在指导我读书和讨论时,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康德提出的“形而上学”(金先生称作“元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如何“转识成智”等都是这个问题。我想碰一下这个问题,就跟金先生和汤先生都谈了。汤先生叫我系统地研究一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我照他的话作了,并着重读了老庄一派的书。我在读《齐物论》时忽然获得了一点思想火花,庄子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郭注:此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注:虽未都忘,犹能忘其彼此。)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注:虽未能忘彼此,犹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庄子·庚桑楚》也有类似的一段话,郭注说:

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齐之,故谓之三也。此三者虽有尽有不尽,然俱能无是非于胸中。

我以为,如果把“齐物”视为过程,把庄子和郭象所说的“三者”颠倒过来,我们就有了由名言世界到非名言世界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分而齐之”,就是要通过“反复相明”来破是非,做到无是非于胸中,但还存在着彼此的界限;第二步是“有而一之”,就是要忘彼此,去掉彼此间的一切界限,但以宇宙整体为对象,还存在着主客的差别;第三步是“有而无之”,即把内与外、主观与客观、能知与所知的差别都泯除掉了,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了。当然,“无言无意之域”也要用名言来表达,那就是庄子所说的“卮言”,或郭象所说的“因彼立言以齐之”。——这就是我当时在读《庄子》时获得的一点心得。我去跟汤先生谈了,他连声称赞“好”。后来我把这点心得加以发挥,便写成了一篇论文,题名《智慧》。

最近我的学生从图书馆中找到了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杂志,把刊登在上面的《智慧》一文复印了一份给我(我留的底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了)。重读自己这篇“少作”,难免觉得惭愧,但回顾一下自己数十年来的哲学探索,却确以此为起点。我现在在整理《智慧说三篇》,仿佛又在向这个出发点复归。《智慧》一文受金先生的影响是明显的,术语都按照金先生的用法,如用“元学”代替“形上学”等。而其中说到和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正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所以回顾这个“起点”,便使我想起在清华文科研究所读书的情况,对当时金先生和汤先生给我的亲切教诲满怀感激之情。两位老师治学各具特色:金先生重视对理论作逻辑分析,通过示范给我严格的思维训练,要求我提出的每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汤先生注意依据翔实的资料来获得贯通的理论,善于启发,鼓励我自由思考,去探求那玄远的哲理境界。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我在司家营期间能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这真是难得的机遇。

1943年之后,敌机对昆明的狂轰滥炸减少了些。教授们陆续把家搬回昆明城里,我也回到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白色恐怖缓和了些,大学生中秘密地学革命理论的读书小组越来越多,前两年疏散出去的革命同志在乡下扎了根,要求给以支援。所以,有一些义不容辞的工作需要我做,自己读原著的时间减少了。不过我不以为这是牺牲,参加一些革命工作,多和革命同志交往,使我能接触实际,比较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这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是必要的。但因此,我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感到不满,因为它太学院气派了。

1946年我到了上海,此后和汤先生见面的机会便少了,但解放后我每次到北京,总争取时间去看望他。我发现他已完全没有了狷者气息,谈起祖国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来是那么意气风发,信心十足,连对学校行政事务都那么态度积极,真使我颇为吃惊!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谈起毛主席,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最富有常识的人,他能用常识的语言,讲最深刻的哲理,真了不起!”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赞叹,又像是在跟我继续讨论“言意之辩”。他还是很关心我的哲学研究工作。大约是在1957年,我告诉他我正在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逻辑,但觉得自己有局限性,已不可能像汤先生那样把握世界三大哲学系统来进行比较研究。他还是用那句老话来鼓励我:“慢慢来,你行的!”我说:“等我写出来,请汤先生提意见。”我没有料到后来的岁月竟如此艰难,等我把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写成时,再也无法请汤先生过目了。

值此纪念汤先生诞辰百年之日,回忆在昆明从汤先生受教的日子,衷心感激不尽。草此短文,略抒怀念之情而已。

人物

汤用彤(1893—1964),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字锡予,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汤用彤先生介绍参考华夏经纬网http://www.huaxia.com/hb-tw/jcwh/gjmr/2012/11/3089634.html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麟,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 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 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 文。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 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个人的哲学著作是10卷本的《冯契文集》。(冯契先生介绍参考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网页http://www.philo.ecnu.edu.cn/16/a9/c684a5801/page.htm




 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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